除此之外，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一党制”，还具有“全民党”的显著特色。殖民统治者剥夺了广大非洲人民的参政权力，村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为了激起广大非洲人民的建设热情，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都把“人民”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实践中追求政治民众化的目标，号召广大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人民”在这里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酋长等一切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人或一切非洲人。因此，村社社会主义否认在非洲大陆存在“阶级分化”或“阶级对立”，一再强调“人民”的整体性，认为广大人民的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前提。
在加纳，恩克鲁玛认为，加纳的社会主义是属于人民的，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下的一党制度”，力图通过以“全民党”为主体的一党制，实现全民的政治参与，要求有尽可能多的加纳人加入人民党。据称，加纳人民党有党员150万之众。而当时加纳全国总人口才约为695万。这样，加纳人民党党员就占了全国人口的21.5%还多。
几内亚也规定，一切必须通过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取得独立后的几内亚，建立起了“人民革命民主制度”。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党的建立。杜尔总统为了实现全民参政的愿望，极力强调几内亚民主党的全民性质，认为该党是由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商人、资本家、种植园主等社会各阶级成员组成的参政党。为此，几内亚独立后，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民主党就着手把全体几内亚人民，甚至包括将要出生的孩子都列为该党党员。
二、村社社会主义陷入困境
奉行村社社会主义的非洲各国，基本上都选择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计划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力图借助这种经济形式来维持村社及其传统，得以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它们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规模化，这就造成国民经济失衡，生产力发展受阻，使非洲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
（一）盲目国有化的严重后果
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非洲国家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情况下，就追求全面和大规模的国有化，这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况且国有化也使不少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国家染上了急功近利的毛病，在起初有节制的国有化取得一定成效之后，随之而来的全行业收归国有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便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
坦桑尼亚就是这样。根据《阿鲁沙宣言》，坦桑政府在1962年推行较为彻底的国有化措施，确定国营经济的垄断地位。国有化运动和乌贾玛运动采取过激措施，使经济严重受挫。许多国营工厂由于计划不周、资金短缺和原料不足，加上缺乏管理和技术人员，结果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况，开工率不到50%，有的甚至只有20—30%。1977—198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年均负17%的增长。进入80年代，工业生产急剧衰退。1979年的工业产值为1092亿先令，1981年为648亿先令，工厂的开工率仅30%—50%，有的还不到10%。
恩克鲁玛在其执政后期，积极主张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花费大量财力，坚持搞壮观的大项目，以图迅速实现工业国有化。为此，他开办了可以远飞国外的航空公司，建立了年产几万吨钢的现代化钢铁厂和大型炼油厂、造船厂。而这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都是行政官员，不大懂得业务，加上企业内又奇缺技术和管理人才，没有熟练工人，原料和资金不充足，这就使工厂难以正常生产，即使生产出产品来，也不合乎市场需求。结果，在22家业已开工的大型国营工厂中，只有2家能够赢利，其他厂家效益都很差。比如，建在特马的钢铁厂，每年需要贴补50万英镑才能维持正常生产。与缺少资金相比，加纳更缺的是具有管理经验与专业技术的人才。当时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去筹集资金和争取外援，而很少顾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的培养。1963年底，据加纳财政部长报告，政府向国营企业投资4000万英镑，但这些企业的总亏损额已超过1500万英镑。这些企业大多成了耗费国家钱财的无底洞。航空公司开辟了远程空中航线，但客机乘坐率很低，也出现严重亏损。到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时，已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倒闭。
（二）农业集体化严重脱离实际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同样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根本的问题是，非洲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完全不适合集体经营。鉴于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生产不升反降，广大农民根本不愿意搬迁在一起，进行集体经营，更不愿意在分配中实行平均主义。政府通常采取强制命令，这样做甚至经常造成流血冲突。这种不切实际、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为操作，不仅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还大大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生产得不到发展，还造成民众叫苦不迭，民怨沸腾。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企图利用乌贾玛村运动，来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提高农民生活，但这种乌贾玛村对农民缺乏吸引力，村子的建设速度缓慢。从1967年开始到1973年3月，全国才建立了5628个乌贾玛村，拥有202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155%左右。由于农民不愿参加，便出现了强制搬迁，拆毁原住房屋，毁坏正在成熟的庄稼等现象。1975年，为了制止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坦桑政府还发动了消灭私商运动，即使穷乡僻壤的“夫妻店”也没能幸免。结果，全国商品流通梗阻，特别是农村的供销系统遭到破坏，不少农产品货弃于地，因而造成城乡商品供应匮乏，部分工业原料供应不足，许多工厂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实现社会的“平均主义”，尼雷尔还采取限制特权和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等措施。这一切，都付出了经济停滞倒退的沉重代价。
在加纳，为了扶持国有农场，国家在5年内投资达1500万英镑。从国外进口的拖拉机，往往得不到很好利用，常被用来代替自行车去邻近村庄搞运输。加之拖拉机手缺乏经验，常常损坏机件，这样，许多拖拉机没过多长时间，就因缺乏配件而被遗弃在树林草丛中，变成一堆废铁。结果，国营农场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私人耕种的农民；农场工人几乎养不活自己，更不要说向国家交粮了。这样便出现粮食供应短缺，粮价上涨，不得不从国外大量进口。由于政府无法从农场中提取资金，于是为工业建设承担资金的重担就落到了个体小农，尤其是种植可可的小农头上，主要办法是提高农业税收和压低农业生产基金。1960—1961年，世界市场上可可价格下降，加纳政府却要求每个可可农交纳60先令的额外税。1963年，政府继续要求农民向国家上缴总额为1000万英镑的所得税。同时政府把可可的收购价定得很低，以收取巨额的可可出口利润。农民为躲避这一剪刀差的掠夺，常常将可可走私到收购价比加纳政府高两三倍的邻国去销售。这反过来，又促使政府采取严厉的反走私政策，结果，大大影响了可可农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加纳的可可产量急剧下降。农业政策的失误使加纳国内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从1963年3月到1965年9月，加纳的粮食价格就上涨了833%，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其他的非洲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其结果也大都殊途同归，几乎统统以失败告终。它们不仅没能达到集中力量，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目的，也没有能实现从农业经济转变到工业经济的目标，反而加剧了经济困难和国内的矛盾。
非洲国家采取的这些城市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从落后的自然经济，绕过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阶段，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国家的做法，不管其意识到与否，实际上是对俄国民粹主义那种“直接过渡”理论的实践。没有起码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以起码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违反社会发展规律，采取超越阶段的急进主义措施，其实践的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如果说，俄国民粹主义的“直接过渡”理论，在世界其他国家还不是在“纯粹的”农业自然经济环境中实践的话，那么，在非洲的这些国家里，则是在“纯粹的”农业自然经济环境中得到了实践。因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尽管未必像俄国民粹主义者那样，自觉地、完整地提出“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们实际上是这样行动的，所以，不管他们是否直接地或者间接地、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接受过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实际上是这样行动的。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实践的、行动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民粹主义，一方面有其传统村社的土生土长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国际环境的影响。
由于经济建设的失败，到1964年，加纳人民已明显感受到物资严重匮乏，像糖、大米、面粉、牛奶、药品之类的生活必需品，都严重供应不足，商店里几乎无货可卖。国营商业公司一有商品运到，只把三分之一的货物分给商店，剩下三分之二的商品就被贿赂给女商贩，到黑市上去卖。1965年，有一次人们在阿克拉已被改成应急食物配给品分配中心的体育场排着长龙，仅仅是为了买一点糖。商品的严重匮乏，加上官商勾结，黑市猖獗，便造成加纳的政局动荡不安。在恩克鲁玛执政后期，罢工、骚动时有发生，起因就是抗议兴建大型工程筹集资金而征收高额税收引起的物价上涨。于是，反对派乘机而起，暗杀恩克鲁玛的事件连续发生。恩克鲁玛因谋刺事件频发而在警察中进行清洗，解除了很多高级警官的职务，并在东德教官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装备有精锐武器的总统卫队。正规军装备低劣，官兵待遇远不如总统卫队，对军人的津贴也越来越少。到1965年底，恩克鲁玛与军队的关系更加恶化，一些高级军官的忠诚受到他的怀疑，于是，他命令两名军队最高指挥官退役。这件事激怒了军队，在1966年2月，加纳军警趁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执政近10年的恩克鲁玛政权。从此，恩克鲁玛一直在国外流亡，直至1972年在罗马尼亚去世。
除了经济政策的失败，非洲村社社会主义领导人通过“一党制”，取缔其他反对党，废除酋长制，这原本对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一体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即造成政局不稳，政府频繁更迭。在加纳，恩克鲁玛就是因为废除酋长制，使酋长们在阿散蒂联邦结成强大反对派，设立秘密电台，攻击恩克鲁玛及其政府，成了恩克鲁玛政权被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
继加纳之后不久，西非又一个奉行村社社会主义的政府——马里的凯塔政府，同样由于政策上的失误，也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恩克鲁玛和凯塔政府的相继垮台，在非洲引起极大震动，同时也是对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运动的沉重打击。
后来，几内亚也发生了军事政变。1984年3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因病逝世。4月3日，军方轻易接管政权，宣布解散塞古·杜尔创建的几内亚国家党，废除塞古·杜尔奉行的村社社会主义路线。
在没有出现军事政变的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了对村社社会主义的反思。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在总结乌贾玛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纠正政治和军事上的过激措施，放宽了对私人经济成分的限制，以解决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1985年10月，尼雷尔总统正式引退，原副总统阿里·哈桑·维尼当选为总统。姆维尼上台后，宣布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30%，同时宣布取消政府对玉米和面粉的补贴，鼓励讨论国营企业的问题和私营企业的作用，继续缩小国营经济的范围。对坦桑尼亚的零售商基本上实行了私营化政策。同时，由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中小企业和种植园的范围及规模，也在一天天不断扩大。
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非洲的实践
（一）苏联向非洲输出社会主义模式
1.苏联向非洲渗透的原因
上世纪中后期苏联向非洲大陆渗透，与苏联当时争霸全球的战略密切相关。从战略上考虑，苏联争霸世界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夺取非洲，特别是抢占北非、非洲之角、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一些战略要地，对于它夺取欧洲、争霸世界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向非洲渗透是苏联称霸世界的棋局中必需的一个环节。
从经济因素看，非洲为西方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工农业原料以及制造尖端武器所必需的战略资源。如果苏联控制了这些地方，便可断绝西方资源的供应及其同战略“后方”的联系，这对整个西方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军事目的同样重要。非洲大陆濒临大西洋、印度洋、地中海和红海，苏联如果控制了非洲沿海的军事要地并与其海上力量相呼应，便可控制两洋通道，夺得制海权。于是，苏联力图在非洲沿海的战略地带和岛屿建立海空基地网或取得使用港口、机场设施的便利，从而可以驰骋红海和地中海，控制印度洋和进入南大西洋。
从以上三大因素来看，在苏联的全球战略中，非洲所占的地位不容忽视。
2.苏联对非洲政策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半期，赫鲁晓夫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名义，开始改变了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不再把像纳赛尔这样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称为帝国主义代理人，而是把他们看作是“和平过渡”的领头人，进行拉拢和争取。苏联侧重于宣扬一些非洲国家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称这些国家在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时期，苏联经营的重点限于埃及、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和马里等北非和西非的少数国家。苏联对这些国家采取以政治思想渗透和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的方针，目的是扩大它在前西方殖民地的影响，排挤老殖民主义，阻遏美国势力的扩张。
赫鲁晓夫下台标志着苏联“和平过渡理论”的失败。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重新审查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公开谴责赫鲁晓夫使用经援的政策得不偿失。勃列日涅夫修补了赫鲁晓夫的理论，继续经营埃及等重点国家，还开始同非洲各国进行了广泛接触。这一时期，苏联差不多同所有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双边往来。在经济方面，苏联更多强调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大大削减了对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援助，甚至停止了对几个国家的经济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