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有益的智力活动”呢？在皮萨列夫看来，这首先是普及关于人和自然的有益知识，宣传自然科学。皮萨列夫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性强的自然科学十分重视，因为他是把自然科学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块的。他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没有奴隶制，没有封建主义，也没有“资本的强暴统治”，实现“全人类的大团结”和“普遍幸福”。Д.И.皮萨列夫：《历史素描文选》（ПисаревД.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скизы。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7页。建立这样的社会，就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前提条件，即发展机器生产，培养出有文化知识的、受到合理教育的、摆脱了宗教迷信和精神枷锁的工作者。这就需要克服经济落后状态，发展工业，而要如此，就极需要发展民众教育，需要自然科学的进步。因此，他重视教育，他赋予民众教育特别是在民众中普及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性质，他认为，人的天性中包含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他不相信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天性，他也不相信农村公社的拯救作用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实现的可能性。据此，囿于对俄国民粹主义的严格定义，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的许多人不认为皮萨列夫是民粹主义者，但却不否认皮萨列夫主义对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Д.И.皮萨列夫：《历史素描文选》（ПисаревД.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скизы。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7页。
实际上，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这个论断。可以说皮萨列夫不是很典型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但就他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完全属于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范畴。他虽不相信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天性，但却认为，人有社会主义的天性；他虽不相信俄国可能很快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但也没有否认跳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粹主义在俄国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刚刚出现的时候，并没有“民粹主义”这一术语，是屠格涅夫在其中篇小说《父与子》中用“虚无主义”这一用语，指称了这一社会现象和思潮。对于屠格涅夫塑造的巴折洛夫这一形象，无论赫尔岑还是皮萨列夫本人，都喜欢有加，确认他是他们行列和谱系当中的一员。赫尔岑说：“十二月党人是我们的伟大父辈，巴折洛夫们是我们的浪荡子弟。”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皮萨列夫则直接从巴折洛夫身上“认出自己”和“我们年轻一代”的“容貌”。他说：“我们整个有追求、有思想的年轻一代，都能从这部小说的出场人物中认识自己。……当您走到镜子面前，镜中反映的物象即使在颜色上稍有差异，即使镜子不完全准确，您也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容貌来。”同上。他甚至径直说：“他（巴折洛夫——Л。普）是我们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的个性里集聚着那些分散在群众身上的品质；这个人的形象鲜明清晰地浮现在读者脑海中。”同上。
我们说皮萨列夫属于民粹主义队伍的一员，还能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俄国言论》主编布拉戈斯特韦洛夫（1824—1880）的直接影响看出来。布拉戈斯特韦洛夫同赫尔岑及其《钟声》关系密切。此人曾在1857年出国，在侨居国外期间，他同赫尔岑过从甚密，并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曾通过《俄国言论》撰稿人波波夫向国内寄发秘密政治读物。更重要的是，此人在1862年担任了60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民粹主义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中央委员。布拉戈斯特韦洛夫也经历曲折，始终坚定不移地宣传“否定论”。皮萨列夫在《俄国言论》工作时间最长，受布拉戈斯特韦洛夫影响良深。皮萨列夫的传记作者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皮萨列夫关于革命问题的某些纲领性、原则性的意见，同‘土地与自由’组织的传单和呼吁书中相应的提法显然不谋而合”。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第50页。
此外，皮萨列夫的思想也和赫尔岑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从皮萨列夫对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别利托夫的评论，可以看得出来。皮萨列夫强调，他们这些“当代现实主义者”同别利托夫型的人物存在血缘关系：“从他们身上我们认出了自己的前辈，他们是我们可敬爱的师长；我们懂得，没有他们便没有我们。”同上，第58页。大家知道，赫尔岑原是在自己小说主人公身上投射着他们本身的影子的。而赫尔岑本人被列宁称作“民粹主义的创始人”；皮萨列夫自认是他们的后辈，可见他的民粹主义身份，是一清二楚的。
学术界公认，皮萨列夫正是屠格涅夫笔下巴折洛夫类型的人物。皮萨列夫在任何问题上都站在“无衣无食者”的立场上。在政治上，他是委蛇应付、妥协退让的不妥协的仇敌；在艺术问题上，一切脱离最尖锐、最迫切生活问题的做法，一切钻进象牙塔，追求“纯艺术”和“纯科学”的企图，都使他怒不可遏。他一切都从“无衣无食”民众的最迫切需要出发，观察艺术、科学和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皮萨列夫的创作在基本方向上是同《现代人》和《钟声》评论家的言论相一致的，但他最显著的特征是，表现了最为平民知识分子急进派所推崇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批判方面。正是在这里，皮萨列夫往往走向极端，否定一切在他看来不能直接或间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而实际却是卓越的精神文化作品的意义。当然，皮萨列夫本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他依据的是别林斯基提出的原则；而关于否定美学、毁灭美学的理论也不是他的，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他还以为，别林斯基的批评、杜勃罗波夫的批评，都发挥了像他一样的思想。
对此，普列汉诺夫说道：“皮萨列夫无疑发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也发挥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但他是从他们最常犯唯心主义毛病的那个方面去发展的……‘皮萨列夫主义’好像是一种导致我们那些‘启蒙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谬说的东西。”《普列汉诺夫文集》，莫斯科1925年版，第5卷第352、354页；转引自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第140页。这段话说得十分中肯，皮萨列夫正是发展了这些“启蒙主义者”容易走入极端的那些方面。
皮萨列夫的虚无主义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人们公认，他持有一种“否定的方针”。在艺术、美学和哲学上走向极端。他否定普希金、谢德林，主张为了未来的事业，要抛弃拉斐尔和贝多芬。他有一种“美学毁灭论”，认为美是无用的。对于“抽象”、“思辨性”的东西，他加以否定，因此，他认为哲学是“无益的”。他观察事物大体都是从有用和功利出发，所以，他的虚无主义是同极端功利主义交融在一块的。
皮萨列夫的虚无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其产生是同他所生活的19世纪50—60年代，以及这个时代俄国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联的。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对广大农民和下层民众的黑暗统治，这个官僚警察制度及其官方意识形态对进步知识界，特别是对平民知识分子的高压和钳制，引起了民众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极端仇视。在平民知识分子中产生的这股充满否定精神的虚无主义思潮，实际上是他们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急进主义的反抗形式。正像皮萨列夫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代雅各宾党人和人民的情绪时所表明的，他说，企图把一切归咎于“蛊惑者”包藏祸心，是他们唆使“百姓”采取暴力行动云云，这是多么的肤浅和片面。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应当到人民经济生活中和群众情绪中去寻找答案：“由于常年的痛苦和怒不敢言，在全体法国人民的意识和感情中积压着无穷无尽的炽烈、无畏而无情的否定精神。”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第90—91页。也正是这种情况，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在民粹派中激起了一股包含强烈否定精神的虚无主义思潮。
把皮萨列夫的“美学毁灭论”和他对普希金等伟大艺术家的否定，放在俄国60年代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争论中，放在当时反对“纯艺术论”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站在民主阵营和唯物主义派别一边而反对唯心主义美学的。但是这种思潮毕竟太过头了；而跨过真理毫发即会导致谬误，何况皮萨列夫的“否定方针”走得太远了。他主张艺术为现实利益服务，只写“人类苦难”的题材；他指责《叶甫盖·尼奥涅金》对贵族生活包括对服饰发式的描写，实际上违反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这种主张导向了狭隘的、极端的功利主义，甚至带有某种“犬儒主义”的艺术原则。
皮萨列夫主张艺术家对现实生活采取积极态度，反对冷漠的客观主义描写。他认为，“客观性就等于消灭诗中一切使人感奋的因素，同时也毁灭了艺术”。同上，第160页。与这种艺术态度相联系，革命浪漫主义问题在皮萨列夫的美学思想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他正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看到了这种新浪漫主义的因素。
皮萨列夫热情宣传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他明了要克服俄国落后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自然科学。他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俄国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一系列科学家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皮萨列夫比别人更多地了解自然科学发展的伟大意义。苏联动物学家、生物史家涅克拉索夫说：“也许，在促使青年人普遍爱好自然科学方面”，“俄国社会最感谢”皮萨列夫。这句话，正是对皮萨列夫热情致力于自然科学宣传所作的公允评价。
然而，也应该看到，在皮萨列夫的思想中也含有庸俗唯物主义成分。他在1861—1862年写的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中，往往从生理机能来理解人的活动。他认为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及人类的社会存在，都取决于生理上的原因。他说：“如果改变了人的食物，整个的人将随之而发生渐变。消化功能乃是人体构造的基础——这把钥匙可能解开所有历史的奥秘。”Л。普洛特金著，高惠群译：《皮萨列夫》，第82页。
皮萨列夫对待艺术和科学的极端功利主义，其实正同他思想中的这种庸俗唯物主义大有干系。
（四）60年代的“土地与自由”社
在改革宣言公布以后的年代，人民的抗议声浪此起彼伏，各地的学潮不断高涨。在涌现出来的各种传单中，有的已经发出了组织革命力量的号召；有的本身就是以地下革命团体的名义散发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将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就成了摆在“人民派”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当时全俄最大的革命联合组织——“土地与自由”社。这个组织是在1861年底在彼得堡形成的。它是各种联合起来的秘密小组或团体的一种特有的“联盟形式”；这些小组和团体都由自己的委员会领导，它们在这种“联盟形式”下，继续进行着各自的独立活动。有关成立“土地与自由”社的事宜，早在1861年5—6月间就在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最亲近的朋友中间达成了协议。这些朋友有亚历山大和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兄弟、尼古拉·奥勃鲁契夫、亚历山大·斯列普佐夫等人。建立这个组织的设想，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积极支持；赫尔岑和奥加辽夫则在出版印刷和筹措经费方面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实际上，这个组织是得到国内和国外两个革命中心支持和领导的。1862年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接着，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和其他一些领导成员也被捕了。加上一部分革命者被迫流亡国外，《现代人》和《俄国言论》又遭到查封，这样，国内中心就受到了很大削弱。不过，后来Н.И.乌京和Г.Е。布拉戈斯韦特洛夫的加入，又充实了领导中心的力量，国内中心仍然坚持了下来。但其力量毕竟受到了很大损失，由此看得出，自此以后，以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为首的国外中心，对该组织的领导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土地与自由”社的纲领性文件，实际上是奥加辽夫1861年7月1日发表在《钟声》上的《人民需要什么？》一文。这篇文章后来又以传单的形式广为印发。对该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奥加辽夫作了这样的回答：“问题很简单，人民需要土地和自由。”由此，就产生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名称。该文所概括提炼的“土地与自由”纲领，一位苏联学者说得很好：它“是民粹主义这一俄国农民民主主义思想形态之本质的准确表述”。Я。И.林科夫：《1860年代革命团体“土地与自由”社历史的基本阶段》（ЛинковЯ。И.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истор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Земля и воля》1860хгодов），见《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58年第9期，第39页。由于考虑到需要团结所有反对派力量，所以纲领带有某些温和色彩。纲领提出了以下要求：将改革前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哪怕丈量不足的份地）转交给农民；用选举产生的乡、县、省自治机关取代各级政府官吏；选举中央人民代表机构；缩减军队和沙皇宫廷的开支。地主为其出让给农民的土地可以从国库得到补偿。纲领提出，宣传应成为感化、影响农民的基本手段，但规定以后也要采取积极行动。建议农民应“同军队接近，悄悄集聚力量，以便能够坚毅、冷静、协调一致而又有智谋地进行反抗沙皇和达官贵人的斗争，以维护村社土地所有、人民自由和人类的真理”。В.А.费多罗夫主编：《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ХIХ—начала ХХ В./Под реД. В.А.Федорова），莫斯科2000年俄文第2增补版，第317页。
加入“土地与自由”社的团体，有“大俄罗斯人”、哈尔科夫—基辅秘密会社、莫斯科、彼得堡、尼日诺夫戈罗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委员会”；后来有一个军队的组织，即在波兰的以А.А.波捷勃尼亚为首的俄罗斯军官委员会，也参加了进来。“土地与自由”社发展成了总共有将近400人的组织，在1862年底，它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俄罗斯中央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中心，所在地设在彼得堡。委员会由发起成立“土地与自由”社的人们组成。1863年，该组织发行了两期地下报纸《自由报》，还出版了一系列呼吁书和传单。“土地与自由”社的这些宣传品，都一一在赫尔岑的《钟声》上发表并得到了传播。
在1862年底以前，“土地与自由”社活动的重心，是在组织和宣传任务方面。进入1863年，随着《2月19日改革条例》的生效，预料人民反抗运动将会加强，“土地与自由”社的任务转到了对起义的筹备上；大体从这时起，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预定在1863年春天爆发的农民起义作准备的。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国外中心起了重要的作用。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为革命者制订了行动计划。计划首先向皇帝递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全俄各阶层缙绅会议，如果遭到拒绝，则依靠农民起义，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
奥加辽夫要求在各个设有大学的城市、各军队驻地和全国各地的民众中，建立“土地与自由”社的据点，通过各地代表们的网络把它们联系起来，以便在各地展开宣传活动，同时，这也适应了进一步实施行动计划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