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是活动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人物，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П.П.切尔温斯基主要活跃在70年代中期；卡布利茨尤佐夫作为“星期周报派”的理论家，则主要活动在80年代中期以前。接着，评论家Я。В.阿勃拉莫夫取代卡布利茨尤佐夫在《星期周报》的地位，以提出的“小事情理论”为标志，占据了改革派民粹主义右翼的主要地位。
改革派民粹主义在早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的代表人物中，有长篇小说《时代的旗帜》的作者Д.Л。莫尔多夫采夫，和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俄文译者Н.Ф.达尼尔逊。我们在这里把重点放在7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身上，对他们多用一些笔墨加以介绍。
（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是著名的批评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也是民粹主义的著名思想家。他生于卡卢加省密萧夫斯克市的一个贫穷贵族家庭，曾在彼得堡矿业武备学校读到专业班。18岁就开始登上文坛，从60年代末期起，先后在《祖国记事》（1869—1884）、《北方通报》和《俄国财富》等多家刊物任职。米海洛夫斯基的创作活动，代表了俄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创造性的时期，他是对皮萨列夫的极端性错误作出直接反应的思想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理解皮萨列夫宣传个人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思维现实主义”的危险性，了解这种宣传的逻辑发展会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漠视。而他恰恰是把为社会服务、为全体人民谋幸福而自我牺牲的理想，重新提到了首要地位。
米海洛夫斯基像60—70年代的一般民粹派人物一样，对资本主义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在推崇村社传统，将村社理想化，期望通过村社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上，他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民粹主义思想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对于他的世界观在70—80年代初相比前十年的演变，正像俄罗斯学者В.В.兹韦列夫在《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一书中所说，可以用两个词来说明其特征，这就是“继承和发展”。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В.В.Зверев，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и проблема мол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125页。所谓继承，一如上面所述，表现在对先前一般民粹主义思想纲领的持守、坚持上；所谓发展，主要是转向对科学、教育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阐述上。
在这里，主要集中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观社会学方法、提倡个性的理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英雄与群众的理论”，作一些概括性的介绍。
1.主观社会学方法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从批判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提出了他的主观社会学方法。他从科学史上论证，即使远离政治斗争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各个不同时期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正因为这个道理，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相适应并为之开辟道路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斯宾塞用自然科学的资料和方法来构建社会科学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对斯宾塞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提出了批评，认为斯宾塞过分夸大了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也过分夸大了在社会学中运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认为，社会科学中“掺杂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在这里运用主观方法是不可避免的”。他说，研究者（即“观察者”）应当“从思想上把自己置于被观察者的地位”，但不要忘记“自己的同情和好恶”，那时候“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就只是在特征上的对立，而对于它们的和谐并存，甚至被应用于事物的同一范围，不会造成任何妨碍”。《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К.ПолН.собр。соч。），第3卷，圣彼得堡1909—1911年版，第403、401—40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В.В.Зверев， Реформаторск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и проблема молер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莫斯科1997年俄文版，第127页。
为了批判对发生时间的超然回避态度，为了论证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制订了自己的一个“真理体系”。他认为，“真理”是一个不能仅仅运用于认识领域的术语，其运用也包含着伦理道德和心理因素的术语。真理可分为“真实的真理”和“正义的真理”。科学和教育范畴首先所特有的是“真实的真理”，社会人际关系中所特有的是“正义的真理”。但同时，它们又以最直接的方式联系着：“正义仅仅是真实在实践领域的反映，而真实则只是正义在理论方面的反映；……真实和正义不能是相互矛盾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К.ПолН.собр。соч。），第4卷，圣彼得堡1909—1911年版，第38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27—128页。
这样，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便就科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只有同时既符合正义又符合真实的那些发明创造，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研究者的主观方法应当包括符合其信念和道德原则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真理体系”在成为研究周围世界的“指导线索”的同时，它最好又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对“良知需求作出回答”，并对“体系原则何以构成幸福的问题”指明方向。《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К.ПолН.собр。соч。），第4卷，圣彼得堡1909—1911年版，第406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406页。
这样加以论证，主观方法就成了米海洛夫斯基有关社会总体观念的决定性因素，它既包含着思想上十分明确的社会方向，也包括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研究方法，以及评价事件和人们观点的伦理道德范畴。这样，米海洛夫斯基便完全根据他所选定的原则，表达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原理。
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证主义在西方盛行一时，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方法曾成为人们遵循的一种重要的科学理论；米海洛夫斯基这个时期所提倡的主观社会学方法，是同他反对资本主义的鲜明立场联系在一块的。
但是，尼·康·米海洛夫斯基遵循主观社会学方法评价科学和艺术，是以道德至上作为价值标准的。道德至上在一定场合下必然是以牺牲客观的科学真理和艺术价值为代价的，因为道德是随历史条件、随评价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科学真理和艺术价值却是客观的、长存的。
米海洛夫斯基这种以道德至上评价科学和艺术的价值标准，对当时和以后的俄国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明显而深远的影响。
2.个性论
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著作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不是人为社会，而是社会为人。这里表现了人具有本原价值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70—80年代初，米氏的上述思想在他提倡个性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个性对这位民粹主义理论家来说，“成了他用来说明这一或那一文明类型发展程度的机理”。Э。С.温莲斯卡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及其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初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作用》（Винленская Э。С. 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и его йдейная роль в народн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70хначала 80х годов ХIХ векА.），莫斯科1979年俄文版，第143页。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类型及其发展程度，同人的个性发展息息相关；个性愈发展，人类文明类型及其发展程度就愈高，反之，人类文明类型及其发展的水平就会受到影响。他在建立这一学说时，再一次依靠了当时在西欧和俄国得到传播的科学发现。这时候，德国著名生物进化论者赫科尔的著作引起了他的注意。根据这位学者的观点，决定整体的发展程度，同构成其各种因素的多样性成正比，而决定这些因素的独立性和可控性，则同更高系统的影响和支配力成反比，而这更高系统是由整体作为构件或组成部分而形成的。
这一思想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具有普遍意义。按照这一思想图式进行推理，就不是统一体的各部分进行相互间的斗争，而是某一个体同更高系统的暴力和奴役相对立。这样，该个体就将抗拒在更大范围内的被吞食、被归并，力图保存只有它自己才固有的特质。因为把个性理解为构成该个性各因素的共性，米海洛夫斯基把相互处于常态冲突中的国家、阶层、团体、车间和个人，都划归个性的社会形态。
人在这个体系中占据完全独特的地位。从他在地球上出现的那刻起，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体能器官，使它们相互分工并适应于一定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又经常遭遇来自社会的类似作用。但是，如果说前一过程肯定是一种进步，有助于表现个人的各种有益特质，那么，后一过程则由于是要消除个人的个性，无疑是一种退步。既然人在其活动中总是“追求幸福，寻找愉悦和享受，同时又力求避免苦难和灾害”，那么在人与社会之间，便开始了一场不间断的无法遏止的残酷斗争。个人的目标是摆脱妨碍追求幸福的外在路障和条件，社会则相反，它关注的是整体的进步，希望“个人处于服从和被分割的地位，而只把某一专门职能留给他，其余职能则分给他人，并将他由具有个性的个体变成一个工具”。在这些无休止的冲突中，人和社会二者，每一方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构成了激励个人进步的动机。正像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所说，“……我将同用威胁口气说要吞噬我的个人作斗争，他的美满幸福与我无干，我自己则要寻求本人的美满。让他尽力来战胜我吧，我也要力争压过他。谁占上风，走着瞧吧。……我只是服从斗争的规则，不过我要说，社会应当为我服务。……”《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К.ПолН.собр。соч。），第1卷，圣彼得堡1909—1911年版，第435、461—462页，第3卷，第423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32页。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的说法，他是从俄罗斯的自由逃民和苦行僧这两种重要社会现象中，观察到了人之维护个性的表现。这两种现象尽管不是直接来自哪个个人，但都表现了对社会行为的反抗。“自由逃民呈现出的是一种富于战斗性的积极反抗，苦行僧显现的则是一种平和的消极反抗。”如果说自由逃民走的是一条横冲直撞、用暴力和拼杀扫除一切妨害他们生存权利之物的道路，那么，苦行僧则“力图压抑他们内心的各种需求”，他们抛弃社会，到荒野和森林中去躲避社会，“构筑禁欲主义的茅舍”。这两种人尽管在反抗形式和反抗方法上表现各异，但他们“在内心是相互接近的”。他们堪称是一对“亲兄难弟”。米海洛夫斯把这一现象看作可资证明其“维护个性理论”正确性的重要论据。
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必须让社会利益服从个人利益。要理解他提出的这一命题，应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联系。当时，改革后农奴制的残余大量遗留，资本主义罪恶日益显现，社会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日甚一日。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一论断是直指社会的不平等而维护下层人民利益的。所以，他所指的个人利益首先是劳动人的利益，在这里，他的思想具有反资产阶级、反社会压迫的意涵。米海洛夫斯基倡导个性的理论，把他社会学理论的所有部分，包括主观社会学方法、合作论和文明类型等级的理论，都联结成了一个整体。
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米海洛夫斯基把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全对立起来，是有片面性的。就长程历史时段来说（即不专指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总是矛盾和对立的，就是说，二者也具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即没有个人和个人利益，也就没有所谓社会和社会利益，同样，没有社会和社会利益，也就没有所谓个人和个人利益。但从米氏这一命题的合理内核中，也能窥见他对“人”的思想因素的重视，这倒是值得人们加以珍视和借鉴的。
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倡导个性、维护个性的理论，其逻辑的导向，必然是提出并进一步发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米氏认为，人是文明进步的主要创造者，因此，他关注于研究伟大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条件问题，也关注于考察伟大人物对文明进步的作用，以及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一是实践型的人，一是理想型的人。“实践型的人，能够适应任何恶劣和让人窒息的环境，因为他们的生活需求十分简单，无论精神和物质上如何贫乏，他们都能心满意足。他们在生活中是无可无不可，很随便的人。理想型的人则相反，他们是充分发展的人，是极具多方面才能的人，也是难以适从某种狭隘环境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在生活中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世界观，“从不会损毁贬低自己的个性。……他们让自己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在个人理想和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第4卷，第458、459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33页。这样看来，这两种类型的人在个性上的差别，就在于对进步目标理解的不同，对人的道德面貌的理念不同，对人生态度积极与否的追求不同。
由于这样提出问题，这位民粹主义理论家便从研究理想型人物的特征，转向考察他们影响社会发展的特性上来。“历史是由普遍的一般法则支配的，但人们行动的直接和直观原因并不是由这些法则构成的。”——米氏这样说明个人主观因素和文明发展普遍法则的对立性。人们直接依赖的并不是这些普遍法则，而是更加服从生存条件的、“脚踏实地的线路”，这是“一条复杂的、往往在一定范围内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线路，它服从于日常的一般规则”。自然，历史上常常发生让人们无能为力的事件。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由普遍法则决定的界限，也给人们留下了足够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界限内，活跃而有毅力的人们，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在现有已知的条件下，能给全体人民和时代提供缤纷的色彩及自己的特有格调。”《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10卷集），第4卷，第100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