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星期周报》评论家在回应批评时，并不否认俄国农村生活所固有的“缺点和各种让人不快的东西”。但是在他看来，先进知识分子面向的应该不是这些消极东西，而是要同人民相结合。文化阶层的代表要敢于去尝试真正了解农村，“同俄国农村的遗产达到理解和融合，并在心理上同它结合到一块……这样，未来才会出现一种‘农村的人’，这种人定能让我们的文学活跃起来”。П.П.切尔温斯基：《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农村？》见《星期周报》（От себя или от деревни？//Неделя。 1876.N2.С. 62，63）1876年第2期，第63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3页。
这样看来，在切尔温斯基那里，农村的理想本身就被变成了整个民族的理想。按照他的看法，农民村社的道德和感情应当通过知识分子潜在的智力来加以丰富。这种看法同他以前的观点相比，应当说得到了某些补充，这是对他在这个问题上看法的一种实质性的修正。这一修正更清楚地表明，国家的知识精英必须在农村地区进行启蒙教育工作。切尔温斯基在《答我们的批评者》一文中说得很直截了当，他说：“我们优秀人物的所有努力，都应当面向国民教育，使国民教育水平得到应有的提高。”《星期周报》，1876年，第34—35期第1125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3页。
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对切尔温斯基的这种修正并不满意。他首先注意到他本人所理解的俄国发展类型和发展程度，同这位《星期周报》评论家所解释的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他认为，切尔温斯基过分强调并突出了俄国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并以民族思想替代了人民的思想。米海洛夫斯基之所以对切尔温斯基持这一批评态度，实际上是反对人民生活中那种对神秘力量的信仰，反对那种散发着自吹自擂气味，让人不禁想到斯拉夫主义的信念，仿佛俄罗斯人民是被选定的民族，诸如此类。
对米海洛夫斯基来说，发展类型和发展程度的理论完全是为另一目标服务的。俄罗斯学者Э。С.温莲斯卡娅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她说：米海洛夫斯基把发展类型和发展程度的不协调看作一种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他更强调“个人对发展类型所持的主观态度。这些论断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就是说，要努力抑制、拖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要让资本主义最后占了上风，并且要把‘非资本主义’类型保持到最有利的时期，那时就能够提高这种类型的发展水平”。Э。С.温莲斯卡娅：《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及其思想在19世纪70—80年代初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作用》（Винленская Э。С. 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и его йдейная роль в народн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70хначала 80х годов ХIХ векА.），莫斯科1979年俄文版，第138页。这里，实际上体现着米海洛夫斯基关于通过村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这一经典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知识分子应该秉持这一基本思想而在人民当中发挥作用。他们的任务不仅是通过文学表现“人民的利益或者是人民在经济方面的独立性”，维护文学作为“社会良心”的荣誉，而且要积极参与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活动，制订出能为劳动农民和先进知识阶层所接受的行动纲领。这正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之所在；而切尔温斯基虽提出将人民的道德潜力与知识分子的智力活动结合起来，但他并没有指明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向，而且只是一般地谈论人民的性格特点和国家的发展类型，还用民族的思想、民族的理想取代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理想，这实际上是离开60年代遗产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倾倒到民族主义一边，向着斯拉夫主义信念的退让。
总的来说，在这场争论中，米海洛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以П.П.切尔温斯基为代表的《星期周报》在70年代中期所表现出来的严重倾向性问题，即对60年代民粹主义若干思想原则的背离。这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怎样对待和理解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切尔温斯基看来，俄国人民生活的基础具有独立的意义，它同文明世界是对立的。在俄罗斯的社会改革中，少数文化人所分担的仅是一种辅助角色。只有当知识分子整个身心渗透着农村人的高尚道德素质，从思想中清除掉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意识，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消除世代脱离人民群众的积习，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有益的影响。这种观点，实质上无非是一种乡土主义类型的民粹主义，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基本理论原则的修正。这种强调民族独特性的倾向，实际丧失了民粹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政治方向，这是米海洛夫斯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他同切尔温斯基的争论证明，在改革派民粹主义的拥护者当中，在重要的启蒙教育活动方针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也预示着未来在更广泛的问题上将有更加激烈的论争。
（三）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从革命急进主义向文化主义的转变И.И.卡布利茨大体是继П.П.切尔温斯基之后成为《星期周报》评论家的。如果说后者的活动主要是在70年代中期，那么，И.И.卡布利茨在《星期周报》的评论活动，则主要集中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半期。И.И.卡布利茨在生活道路上同切尔温斯基有相近之处，也是由革命急进主义转向改革派民粹主义的。在学生时代，他曾是基辅大学学生小组的积极参加者，是成百上千“到民间去”的青年人中的一个。他在复杂的环境中历尽艰辛，沿着波尔塔瓦、哈尔科夫、沃罗涅什行省和顿河军的地面，走过了总计达1800俄里的地方。他还制订了在冬宫谋杀沙皇一家的第一个方案，参加了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举行的著名游行示威。他投身70年代革命运动的这种经历，就大体说明了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在以最急进观点而驰名的巴枯宁的追随者当中，他曾经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个。但是，在这一连串事件中遭遇挫折之后，他便很快对急进主义大失所望。不过在80年代初期以前，他还是急进派中的一员，并且是第三厅的追捕对象之一。尽管从1878年起，他已开始在合法刊物上发表评论，但也仍然是地下组织“土地与自由”社思想的表达者。不过，后来他转向了另一方针；从此，他发表在《星期周报》上的文章，便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反响。
И.И.卡布利茨同П.П.切尔温斯基一样，十分强调民族差别和独特性。在他看来，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首先是在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演变的影响下形成的。但随后它们就开始对社会结构发生影响。民族品性和民族感情的特征，人际关系的独特性，不可避免地会给民族发展的特征打上烙印。民族差别不是作为自在的量度表现出来，它所折射出来的形态体现在人们的活动和心理上。在卡布利茨的观念中，人作为进步的目标，也是自己命运的主要缔造者。发展进步只有靠社会成员的努力才能达到，也就是说，“只有靠追求幸福的自然趋向，只有靠由这一趋向所激励的个人和社会全体的活动，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没有这样的活动，就不会有发展；这样的活动越有活力，发展也就越迅速”。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Каблиц［Юзов］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народ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н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圣彼得堡1886年 版，第29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0页。这样看来，卡布利茨有关进步的目的性、特点和基本要素的理论观念，同民粹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并不矛盾。无论赫尔岑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在其著作中都是坚持主张人性解放，坚持人的智力和德性多方面的发展。这样的思想也在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的著述中得到体现。民粹主义的这些理论家，都认识到了俄国历史道路的特点，是在同西欧的比较中强调俄罗斯个性特征的。然而，他们从来都不曾认为，俄国的未来仅是由民族特性，由人民的心理气质特征决定的。他们有关进步的观念，是建立在世界合理性结构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卡布利茨在这方面也同他们有所差别，他倾向于用道德感情因素来解释社会的演进和发展。
这位民粹主义评论家早在1878年就流露出了这种思想。这从发表在《星期周报》上题为《理智和感情：作为进步的因素》，一文就看得出来。他在考察社会进步的基本构成因素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行动中是以理性和道德动机作指导的。但理性观念首先是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所特有的；人民则相反，他们主要是以感情的道德观念为行动依归，而道德和感情则建立在生活经验、传统和特有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上。这样将知识分子的“理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相对立，明显感觉得到斯宾塞对他的思想影响，因为卡布利茨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这位英国实证主义者的言论。苏联学者В.И.哈尔拉莫夫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按照这位苏联学者的说法，卡布利茨抛弃了斯宾塞的生物主义观念，但却吸收了他“对解决有关进步因素问题所采取的观点”В.И.哈尔拉莫夫：《俄国19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民粹主义史料——卡布利茨（尤佐夫）的社会政治观点》（Харламов В.И.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70хначале 90х годов XIX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у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Каблица［Юзова］），莫斯科1980年俄文版，第35页……按照卡布利茨的解释，感情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由形成感情的特质引起的，感情集中着人们所拥有的经验，充当着行动的指南。而理性主义思维则主要是在书本知识的影响下形成的，就其重要性来说，它是第二位的，是由起监控职能的感情决定的。在理智与人之心理气质的感情道德因素之间，存在着某些“影响范围”的区隔，“在物质和经济进步方面，智力和知识对生产体系有着首要的影响，因为这个体系的改进依赖于智力发明和知识的积累；至于分配体系，则几乎完全决定于感情气质，即这部分人的性格特点”。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民粹主义的基础》（Каблиц［Юзов］И.И. Основы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第1卷，圣彼得堡1888年版，第101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0页。把感情与理智对立起来，这就成了卡布利茨把人民同知识分子加以对立、分割的这一理论的来源和出发点。在他看来，人民同知识分子从其形成的源头起，就是被无助于他们接近，反而是阻碍他们靠拢的那些特性分割开来的。对民族特性的大力肯定和赞颂，就意味着只能在俄罗斯农村，而不能在受教育的少数人中寻找这种特性，因为据说只有在俄国农村，才保留着俄国没有遭到西方腐蚀和影响的独特性。
在对进步作解释的时候，卡布利茨不是把着眼点放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而是放在乡土性的因素上。他在观点上同民粹主义创始人的原则分歧就在这里。正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相互关系的问题，成了卡布利茨和米海洛夫斯基之间争论的主要之点。首先是，卡布利茨给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了与民粹主义通行观念不同的界定。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他的说法，“任何不是靠体力劳动为生计的人，都可以把自己列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也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这样一来，可以归入这个居民范畴的就不仅是文学家、学者、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演员，而且连“任何思想的鼓吹者、教师、神职人员、军人、工业家、农场主、商人，甚至官吏和行政人员”，统统都可包罗在其中。这样，这位《星期周报》的评论家，在界定知识分子时就对其基本成分作了变更，不是以个人的道德面貌，即是否愿意献身于为人民服务，是否具有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作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特征，而是用纯粹的职业特征取而代之。这样，评价知识分子的基本关注点就成了“知识的数量多寡和知识对社会的作用”问题。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73、74、120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1页。
在工业发展的社会条件下，考虑到各个职业领域对受教育者的使用情况，虽然这样界定知识分子有一定道理，但按俄国传统有关知识分子使命、任务的看法，卡布利茨这样界定知识分子显然没有考虑他们多方面的活动和其他因素，也就是说，他大大限定了、缩小了知识分子的活动范围。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仅仅确定职业类别，就没有考虑知识分子活动的内容和方向。仅仅是通过脑力劳动的参数来界定知识分子，就促使卡布利茨把思想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同保守顽固分子等同了起来；在社会方面，也将工薪微薄的教师和国家的高官大员放在了同一衡量标准上。实际上，社会的职业划分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内在的方向和目标，这对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的国家来说，是固有的特征。此外，这样划分受教育者的少数人阶层，使人们在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只是这样一种人，他努力掌握知识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好糊口的文凭”，得到官僚等级上的特权地位。这样做，通常都伴随着对官位卑下者的轻贱小视、鄙夷不屑，对官高位尊者的卑躬屈节、阿谀逢迎。这样说来，官僚主义和官场那套行为做派，原来就成了知识分子的内在特质。也难怪卡布利茨最爱用“受教育的官僚”来称谓知识分子，实际上他是把知识阶层同官僚等同起来的。他甚至认为，有文化的少数人所说的“人民自治”，其意涵就是“知识分子对人民实行自治的权利”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57、54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1页……这样，他就把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同知识分子少数完全对立了起来。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具有资产阶级特性；他这样的思想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对受教育者的道德面貌从根本上加以怀疑，认为“拥有知识不一定在道德上就是高尚的”；同按照没有在书本上写出来的村社规则过日子的人民相比，知识分子往往清高孤傲，有个人主义倾向，加上交往圈子有限，眼光狭窄，家庭生活范围狭小，这一切，使他们在道德方面要低人民一筹。“同知识分子的生活相比，人民的社会道德感情却是由米尔的规章制度所培养出来的。”而且整个来说，知识分子往往滥用“特权地位”，从中牟利，一旦权力到手，就给人民造成可悲的后果。И.И.卡布利茨（尤佐夫）：《俄国社会生活中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第75、76、77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