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19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思考的世纪”，是充满“紧张的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的世纪，其“最大的特点则是内在的解放”。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这实际上是说，19世纪对俄罗斯是一个探索的世纪，其间，一直进行着紧张的精神探索和社会探索——探索俄罗斯命运的归宿，探索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是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探索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如果走自己的独特之路，那么，这又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可以说，这整个100年，俄罗斯的先进人物和社会知识精英都在进行着这一探索的事业。
俄罗斯历史上有着传统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情结，就是说俄罗斯是继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后兴起的世界第三个基督教帝国，它以正统的基督教救世使命为己任，应拯救全人类于水火。这种强烈的救世使命，使俄罗斯人向来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的民族，是应负特殊使命的民族。然而，这种特殊的使命感又与俄罗斯民族有一部“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形成巨大反差。13至15世纪，是鞑靼蒙古人的入侵以及他们对俄罗斯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尔后，是国家权力的极度膨胀和莫斯科王朝的酷烈极权统治；接着又是混乱时期的社会动乱和国家的分崩离析；18世纪则遇到彼得一世的强制性改革；而俄罗斯人民生活的最痛点，是可怕的专制农奴制度——农民的非人生活，知识分子的惨遭迫害，十二月党人的断头台和西伯利亚的苦役和矿坑……这就是洒满斑斑血泪的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剪影。
这部惨痛的民族史，展现了俄罗斯民族在东西方夹缝中的生存状况，以及在两种文化激烈碰撞中的痛苦呻吟；也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俄罗斯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异乎寻常的愚昧、野蛮和落后。俄罗斯不曾知道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当西欧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发展之际，俄罗斯人还正同鞑靼人在金戈铁马之中拼打厮杀，还在拼杀之后为恢复体力、医治创伤而喘息。俄罗斯也不曾有过真正西欧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当西欧发生这一运动时，俄罗斯正忙于打开出海口、为扩张疆土而处于连绵战争之中；如果说俄罗斯对启蒙运动有所反应的话，那只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装潢门面而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书信调情。
这部惨痛的民族史，给俄罗斯带来的是愚昧和落后。当经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普遍进入共和，实现了民主制的时候，俄国还呻吟在专制农奴制度之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欧洲正处在工业革命高潮时，俄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还没有摆脱三幅制和木犁耕作的阶段。当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西欧的科学思想和社会学说已几经突飞猛进，恰达耶夫还在愤世嫉俗地高呼：“我们还像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接受的永远仅仅是现成的思想！”恰达耶夫：《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民粹主义的起源与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一、农奴制度的危机和十二月党人运动
然而，时代已使俄国处在农奴制的严重危机当中。由于17—18世纪几乎历代沙皇都在接二连三地颁布敕令，限制农奴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利，这使千百万农奴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四处无所逃遁，终生随时可被追捕的境地。甚至农奴被主人凌辱摧残致死，主人亦可逍遥法外，而农奴对主人的任何申诉，都可被法令定为“诬告”，并应勒令处以遣往西伯利亚的流放。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7年颁布这一敕令后，在对它付诸执行的头5年中，仅仅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省和叶尼塞斯克省的地主农奴就达2万多人。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国有农民和宫廷农民同地主农民一样，要向国家缴纳人丁税。他们的处境比地主农民要好一些，拥有份地较多，但处境也一天天恶化，向国家和宫廷缴纳的代役租也逐年增加。
农奴和农民社会生活境遇的极度恶化，使他们在农奴制下丧失了起码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耕作制度和生产工具的落后，作物品种的单调，造成农业生产力极为低下，这都把农奴制引向了危机；而沙皇连年开疆拓土的对外战争和官僚机构逐年膨胀带来的庞大财政开支，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所以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796—1825年，农民暴动事件就有854起。同上，第459页。此外，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也不堪压榨和剥削，不断揭竿暴动。这一切，都加重了沙皇专制农奴制度的危机。
在农奴制出现危机的同时，俄国也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18世纪下半叶，俄国手工业开始有了大的发展。其中冶金业发展最快，1790年，生铁总产量达13万多吨，1800年达16万多吨，甚至超过英国而居世界前列。轻工业手工工场，包括麻布、呢绒、丝绸、棉织和制革等，到18世纪末发展到1082家；这时雇佣工人总数增加到22万—42万人。到19世纪上半叶，商品性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向市场销售的粮食，地主占90%，农民占10%。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同时，随着技术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业中的专业化生产有所增加。随着甜菜、烟草、桑树、葡萄种植面积的扩大，与之相适应的制糖业、烟草业、养蚕业和酿酒业也发展了起来。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一些地主认识到了雇佣劳动的优越性，所以，在19世纪上半期，农业雇佣工人的人数在大量增加。这样，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进一步破坏了农奴制经济的基础，这意味着农奴制危机的加深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长。
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上存在着使用农奴劳动的贵族手工业工场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手工业工场。这两种手工业工场代表着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生产关系。这两种生产关系同时存在，相互影响，造成了对农奴和工人的残酷剥削；加上广大农民在农奴制度下日益恶化的境遇，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西欧革命风暴的影响下，不仅农民、农奴和工人暴动连续不断，连士兵暴动也频频发生。这样，农奴制危机就达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
应该看到，当时的专制农奴制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有一定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就使农奴制的危机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刻性和不可克服的历史必然性。
每当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危机时期，往往总会从这种制度内部走出一批“逆臣贰子”，就是说，要从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成员中产生一些反叛者出来。19世纪初，俄国少数进步贵族青年由于受到西方特别是法国先进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从俄国同西欧的对比中思考俄国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就是从沙皇专制农奴制危机中走出来的一批“逆臣贰子”。在这批贵族青年叛逆者当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有教养的贵族青年，而且大多数还是军官，不少人都参加过1812年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他们自幼目睹农奴制度的腐败和残酷，看到贵族世界与农奴世界的天壤之别，由于受到俄国进步思想的抚育，又得到西欧启蒙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们开始感到农奴制度的罪恶、不公和不合理性，也认识到其非人性和极端残酷的本质。
任何大规模的战争，都会给社会人心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1812年的反拿破仑卫国战争，也是如此。这场战争，对参战的这一代贵族青年的心灵以巨大震撼，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巨变。
首先，这场战争在他们心中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战争的胜利使俄国人民看到，俄罗斯已是屹立于欧洲的泱泱大国，这已为世人所公认；俄罗斯人已不再是偏居东欧一隅，长期遭受鄙视、陷于愚昧黑暗中的落后民族。所以，战争使俄国人民认识了自己，自我意识开始大为增强，奋发向上、独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
与增强民族意识相联系的是，这场战争在俄国人民中激起了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忱。战争使人们认识到，俄国人民中潜藏着巨大的力量；战争激发了人们对祖国历史的强烈兴趣，开始发掘其中的英雄主义篇章。战争也使参战的有识青年把自己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感受到了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战时拼死为祖国而战，就是为了赢得胜利，让祖国获得解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胜利之后，国家选择什么道路，应如何发展，他们自然萦怀于心。这种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是战前在平日教育中无从得到的，而只有从卫国战争出生入死的经历和净化心灵的体验中才能获得。
同时，战争也丰富了人们的阅历。在追击拿破仑军队的过程中，打出国门后在西方的见闻和观察，使人们深受那里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影响。这使参战的这批贵族青年看到了俄国与西方的巨大反差。从西方返国后，他们更感到俄国专制农奴制的落后和反动；俄国的愚昧、贫穷和野蛮，以及无法无天和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不安和强烈责任感，他们气愤地说：“难道我们解放欧洲，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我们身上吗？难道我们给了法国一部宪法，反而自己不敢讨论它吗？难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国际地位，是为了在国内让人们受侮辱吗·”原载《苏联历史文选》，第2卷，莫斯科1949年版，第537页；转引自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他们感到，再不能让祖国这样继续生存下去了。于是，他们在内心深处萌发出了一种要求变革的强烈愿望和思想情绪。
战争也使他们认识到了个人自身的尊严和价值。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这批军人感到自己是俄国的英雄、祖国的救星，是光耀无比的人物。在向巴黎的胜利进军途中，由于“到处都看到战败、恭顺、谄媚的居民，所以俄国军官便惯于把自己看成是全欧洲的主人”；可是，他们回到国内以后，“这些人却被交给了一个粗暴的半文盲士兵阿克拉切耶夫指挥”，任由他随意调动和摆布，竟变成了只知道进行机械军事训练的一群“军用动物”和奴隶。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06页。这种地位的变化和尊严的丧失，使他们益发滋生了推翻阿克拉切耶夫统治的想法和冲动。
这些参加过卫国战争的青年军官，在战后常以聚餐的形式，一起阅读外国报刊，议论时事，抨击朝政。一个姓雅库什金的军官说：“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他们经过战争，益发觉得肩上使命的沉重，感到不能因为战争胜利结束而心安理得，而应该继续为祖国服务，为改造社会、变革不合理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那么，变革的思想泉源在哪里？十二月党人的目光自然聚焦到法国和它的启蒙思想方面来。他们早年都受到西欧启蒙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读过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感受过法国大革命的熏陶；加上反拿破仑战争使他们驻足巴黎，亲身在这里沐浴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想政治气氛，这使他们这一代“1812年的产儿”，在这场战争中更多地“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到了感染”。《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
所以，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政治纲领，是反对农奴制，废除专制暴政，给人民以自由，建立代议制的自由共和国。一句话，法国启蒙主义思想是十二月党人革命思想的源泉。
起初，他们利用共济会的神秘形式进行秘密活动。1816年，参加聚餐会的一部分军官产生了组织秘密协会的念头，于是在彼得堡成立了“救国协会”。在该组织的基础上，1818年他们又在莫斯科建立了“幸福协会”。这样，协会成员进一步发展，组织进一步壮大，纲领又补充完备，并把组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由于“幸福协会”比较松散，不适应新任务的要求，1821年解散了该组织，淘汰了不坚定分子，在原“幸福协会”成员中形成了两个新的革命组织，一个是1821年在图尔钦建立的南方协会，一个是1822年在彼得堡成立的北方协会。这样经过秘密联络、策划筹备、组织动员，他们利用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皇统中断的机会，发动近卫军于1825年12月26日（俄历12月14日）聚集在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举行了武装起义。
但是，十二月党人是一群脱离人民群众的孤独的贵族革命家，他们的失败是有必然性的。起义很快遭到了残酷镇压。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对起义者进行了疯狂报复，受审讯者达579人，最后有以巴维尔·彼斯捷尔为首的5名“国事犯”被处绞刑。
从此以后，俄国进入了尼古拉一世（1825—1855）统治的专制黑暗年代。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十二月党人革命家所开创的祖国解放事业，却被继续了下去。
二、俄国发展道路的探索
尼古拉一世对内实行新的更加严厉的警察统治。在“皇帝陛下办公厅”属下设立的第三厅，不仅掌管高级警察事务，惩办“国事犯”，还在全国编织特务间谍网络，监管嫌疑犯，大搞恐怖统治。接着，建立了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宪兵团，作为第三厅的执行机构，到处搜捕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加强书报检查和对学校的控制，严禁有违专制制度和动摇基督教信仰的言论的传播。1832年，国民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提出所谓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教育纲领，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
十二月党人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革命和进步的思想潮流是堵塞不了、也压抑不住的。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探索着俄罗斯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