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到民间去”运动的反思，也涉及到对待“60年代遗产”的态度问题。提倡文化主义的改革派，企图从“60年代遗产”中剔除政治倾向，而把它首先解释为是一种“道德”遗产。他们强调群众的情绪、“感情”因素和“乡土”情结，主张生活的自然规律，认为这一切，同作为进步决定因素的思想是对立的。经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及民意党人的挫折和失败，改革派民粹主义进一步看到了“80年代人”与“60—70年代人”不相协调甚至对立的状况，在他们看来，“80年代人”采取的是“现实主义”思维，而60—70年代人则看重理想，其思维带有很浓重的“空想主义”成分。他们认为，“60—70年代”父辈理论的生命力在80年代已经枯竭，不再适应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需要。正是这个原因，使民粹主义运动在80年代遇到了理想同现实、主观愿望同实际利益的冲突。在这个时期，应把“组织社会政治形式”的速度同人民群众的社会情绪和感情协调起来，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视农民政治上的消极性和惰性，对革命任务提出过高要求，以致超出群众的觉悟水平。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改革派民粹主义提出了文化主义和“小事情理论”，认为农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遥远的社会主义改革——这样的时代还没到来；他们需要的是知识分子给他们提供紧要而实际的帮助，比如，普及教育，改善医疗，低利贷款，改良技术，等等。所谓“千百万的生命都是由小事情构成的”，就是这种“小事情理论”的要义。
在改革派民粹主义看来，当时俄国知识分子还同人民处于一种分割和脱离状态。这固然一方面与农民缺乏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有关，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俄国知识分子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性”，由他们扎根于专制制度的官僚机器，也闭塞于城市狭隘的职业环境造成的。鉴于此，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致力文化工作，并主张把这一工作当作一个大规模的运动来推行。他们认为，俄国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特性和知识分子色彩，只有通过民众运动的洗礼，只有通过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才能消除。
到80—9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明显发展起来，变成了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的已不再是防范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在80年代后半期，改革派民粹主义已不再谈论俄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致力于“探索”农民村社怎样避免痛苦，以适应资本主义秩序的发展。
从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上述主张看，一方面，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农民的实际思想状况，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对运动脱离实际的状况也有所反思，因而提出了某些适应新形势的新措施、新方针；但另一方面，却只注重眼前具体的经济、文化任务，失去了长远奋斗的社会主义目标，只注意琐细的文化主义措施，而脱离了推翻专制农奴制的政治任务。
列宁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改革派民粹主义的阶级内容，认为它所“代表”的是“俄国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的利益和观点”，这些民粹主义者在理论上表现出了“雅努斯”的“两幅面孔”：“一幅面孔看着过去，另一幅面孔看着未来”：“看着过去，想巩固自己的小经济”，“看着未来，仇视使他破产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462页。这样便“应该把它的反动方面和进步方面严格地区别开来”：说其所以具有“反动方面”，是“因为它提出的措施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旧的生产方式上面，如禁止转让份地等等，因为民粹派想阻碍货币经济的发展”；但民粹派纲领中还有另一类条款，“这类一般民主的措施是进步的”，如实行自治，使“人民”能自由而广泛地取得知识，用发放低利贷款、改良技术、调整销路等方法“振兴”“人民”经济（即小经济）等等。同上，第462页。“这些措施不会阻碍反而会加速俄国经济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加速国内市场的形成，用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提高其需要水平的方法来加速技术和机器的发展，加速和促进劳动者的独立思考和行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页。
在这里和1894年春夏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对改革派民粹主义的评价明显有所不同，当时，年轻的列宁刚刚登上论坛，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估计得还比较高，他在文章中写道：“在俄国，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同上，第199页。这些话似乎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鉴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这种估计，所以，相应地对改革派民粹主义的评价就较为严厉一些，列宁当时认为，以《俄国财富》和《星期周报》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自由派所宣扬的纲领内容，鼓吹“所有这些调整移民和租佃，所有这些低利贷款、博览馆、货栈、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的措施，都是“想要站在现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想要修补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想要反对现代社会”，这是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同上，第239、224页。甚至认为这些“人民之友”的“思想实质”在于，“他们所要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缓和剥削，不是斗争而是调和”，他们是“容忍”这样一种剥削制度，“丝毫不想使现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变”。同上。只是“指望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改善和修复小生产者经济”，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及其实质。同上，第239页。
而过了将近一年之后，他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判》一文中，则特别强调了上述“在这一方面”（着重号为列宁所加）的民主进步措施，他说：“民粹派在这一方面是无比正确地了解和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摈弃他们纲领的一切反动部分之后，不仅应该接受其一般民主的条款，而且应该更确切、更深入、更进一步实现这些条款。”在这里，列宁特别强调了他们这些改革措施的进步性，他接着说道：“这些改革在俄国实行得愈彻底，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得愈高，俄国生活中（现在已经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社会对立就会表现得愈尖锐、愈明朗。”同上，第463页。
在过去贬抑改革、改良，崇尚革命的年代，史学界对列宁的这些言论是严重忽视了的，只强调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对改革派民粹主义的批判成分，而却忽视了对其进步意义的肯定性评价。
事实上，要全面评价改革派民粹主义，必须看到他们所抱定的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真诚愿望，必须肯定他们不以事小而不为的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这种精神品质，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以阿勃拉莫夫为代表的这批民粹派人物身上。在他们所生活的80年代中期以后的时代，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理论上的空谈，而成了在大工业、铁路运输和水运交通中牢牢站稳脚跟的铁的事实。这种经济关系在农业中也已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时，他们面临的问题已不是绕过资本主义，而是怎样面对这个事实。他们作为真正的“爱民派”，对人民的切身痛痒、急迫需要是感同身受的，因此，他们这时绞尽脑汁思虑、关注的是，怎样“才可能使居民更有效地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悲惨后果”。Я。В. 阿勃拉莫夫：《对土地的眷恋》，载《星期周报》（Абрамов Я。В. Тяготение к земле。// Неделя）1891年第16期，第501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7页。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么，俄罗斯农民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他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一句话，他们需要的是刻不容缓的实实在在的帮助。
那么，怎样对农民实施这种帮助呢？阿勃拉莫夫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能干平平常常的实在事情的人”，他称他们为“劳动知识分子”；但重要的不是劳动知识分子本身，而是他们之中那些准备“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为人民服务”的自觉的人。Я。В. 阿勃拉莫夫：《我们星期日学校的昨天和今天》（Абрамов Я。В. Наши воскресные школы。 Их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1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278页。他们的工作要能不怕艰辛、琐碎、具体，要能为不会带来名誉地位，也不会带来金钱富贵，更不会带来英雄受难光环的工作而献身，要能为点点滴滴的琐细工作而不辞辛劳。
由于他们抱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所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成了阿勃拉莫夫“小事情理论”的中心。他提出，“只要人民一日走不出赤贫，所有一切善意创举，都纯属空谈”。因此，他们想办法帮助农民解决缺地、农产品销售、粮食转运和供应问题，还帮助他们供应作物良种，推广优种马匹，制作先进农具，培植养蜂业，等等，等等。
阿勃拉莫夫还关注农村医疗卫生和启蒙教育，帮助广设出诊网点，面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建立土地自治会学校、星期日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等。
这里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平凡的，但却充满着无比的艰辛。阿勃拉莫夫倡导要从这些“小事情”做起，他认为由“小事情”才能构成“大事业”。重要的是，要为此注入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
但应该看到，他的“小事情理论”虽面向农民，充满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却缺乏政治性、方向性的要求和内容，实际上变成了纯粹的文化主义工作，失去了远大的社会主义前途和理想。
从先前传统的观点看，这种改革派民粹主义，即过去称谓的自由民粹主义，其思想倾向仿佛一概是温和的、右倾的、妥协的。其实，并非如此。仔细分辨其思想倾向，它并非没有急进主义的思想成分。其中，否定知识、否定知识分子作用的反智主义思想成分，就是这种急进主义的表现。从П.П.切尔温斯基到卡布利茨，从В.П.沃龙佐夫到Я。В.阿勃拉莫夫，从除米海伊洛夫斯基以外几乎所有改革派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身上，都看得出，他们全都程度不同地把农村和农民理想化，存在着贬抑文化知识和科学理性，贬抑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思想倾向。
切尔温斯基的这种倾向十分明显。他对世世代代的农村生活原则，无条件加以肯定，在人民生活中看到的仅仅是肯定的一面，而却闭眼不看丑陋愚昧的方面。对俄国农民虐待老婆，落后迷信，瞧不起科学知识，等等，统统视而不见。切尔温斯基肯定“农村的普通民众”，而否定“文化阶层”，认为前者具有更高的“道德天性和本能”，П.П.切尔温斯基：《我们的文学为什么缺乏生命力？》，见《星期周报》（Червинский П.П. Отчего безжизненна наша литература//Неделя。 1875.N44.C.1432）1875年第44期，第1432页；同作者：《代表自己还是代表农村？》，见《星期周报》（От себя или от деревни？//Неделя。 1876.N2.С. 62）1876年第2期，第62页。转引自В.В.兹韦列夫：《改革派民粹主义与俄罗斯现代化问题》，第170页。这里不无急进思想成分。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对后世不无影响。
卡布利茨身上的这种倾向更突出。他批判知识分子的口吻要比П.П切尔温斯基更加严厉。他认为，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拥有资产阶级特性，他们实质上是靠人民养活的“寄生虫”。知识分子同依靠村社规则过日子的人民相比，往往有个人主义倾向，加上交往圈子有限，眼光狭窄，家庭生活范围狭小，这使他们在道德方面要比人民低上一筹。他甚至把他们同“官吏”直接等同，指斥他们滥用“特权地位”，责难他们有西方的价值观，忘记了俄罗斯的民族特性。这样，他就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完全对立了起来。
沃龙佐夫也大谈俄国知识分子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性”，在他看来，俄国解放运动的资产阶级特性和知识分子色彩，只有通过民众运动的洗礼，才能加以清除。
整个来说，改革派民粹主义是带着乡土主义情结，将俄国独特性给绝对化了。它抱着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情绪，把农村的话语同来自城市的“读书人”的话语相对立，把俄国农村的独特性同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道德品质相对立，把农民的乡土感情同知识分子的理智与思想相对立，来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的。这种思想情绪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的特性、同西方，甚至同资本主义本身联系到了一块，所以，民粹主义这种反智、反知识分子情绪是同它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恐惧症，以及反商品、反西方、反资产阶级特性相关联的。这种思想情绪日后流布很广，对俄国社会以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及其活动家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系相当密切。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历来是俄国民粹主义研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60—7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的许多活动家，几乎都是同时代人，俄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也几乎是在同时代产生的；由于它们都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同一来源，又以社会主义为共同目标（尽管各自有其不同的阶级属性），这使这两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派别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所以在俄国民粹主义活动家中，一些人很早就了解马克思其人及其著作。最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也了解俄国民粹主义的著名人物。其中，更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经济学著作表示钦佩和尊敬。马克思著作的俄译本，是欧洲最早的外语译本之一。早在1869年，《共产党宣言》就由巴枯宁译成俄文出版；1874年，《资本论》又由著名民粹主义者丹尼尔逊翻译成俄文。可以说，俄国民粹派人物是最早向俄国国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加上俄国民粹主义的国外中心——赫尔岑的自由印刷所建立在伦敦，民粹主义的活动家在19世纪中后期频频来往于西欧与俄国之间，有不少革命者受沙皇政府迫害，还长期侨居欧洲，有些人或参加第一国际，或与第一国际有密切交往，有的还直接投身巴黎公社的战斗，或参加欧洲各国的革命，因此，他们在革命活动中就这样那样地、程度不同地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的成了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朋友，有的与他们有书信往还，并向他们请教俄国革命问题。
关于俄国民粹派人物与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具体交往，在过去的历史著作中已经谈论得很多，我们在这里不打算涉及详细情况，只想就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东方革命的一个焦点问题，即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前景和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所作的论述，作一简要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