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要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俄国革命要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二是，上述两方面的革命要能“互相补充”。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俄国革命倒是发生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在某种意义可称为后者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没有得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就其实质来说也不成其为“信号”；既然如此，双方“互相补充”的问题也就谈不上了。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前提条件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把上面两个文件——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的“序言”——的思想内容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复信》主要讲的是俄国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支点”的国内条件，而“序言”主要讲的是这一问题的国外条件。在国外条件中，俄国革命要能和西方革命“互相补充”，实质上是指出，俄国革命成功后，要能利用西方各国革命所能提供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补充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薄弱的不足，从而为社会主义提供应有的发展基础。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俄国国内条件的不足和国外条件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俄国革命前景所提出的前提条件，一条也不曾具备，所以，利用俄国农村公社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和“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一期望，就完完全全落空了。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前景和农村公社命运的论断中，可以看出这两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高度革命热情和极端严谨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他们作为革命家，希望人民群众少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痛苦，期望革命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曲折和弯路，因此，他们像俄国革命者一样，对农村公社寄予了期望，希冀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有制；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极端冷静、严肃，具有严格科学态度的学者，不允许对未来革命前途的估计中有任何主观臆断的因素，因为他们要对世人负责，要对未来负责。鉴于此，在这个不仅关涉俄国革命前途，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东方革命前途的重大理论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极端谨慎细心、缜密严格的，为了回答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的问题，马克思四易其稿，字斟句酌，最后以最准确、最有把握、最科学的、极为简练而不易为人误解的论断做了回答；尽管做了如此精心的回答，马克思还在继续思考，感觉还不尽意，在给查苏利奇复信10个月之后，又利用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写序之机，进一步主要从俄国革命外部条件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不允许自己对革命的前途和可能性作任何夸大和不切实际的估计。100多年过去了，我们把马、恩，主要是马克思对俄国革命前途和公社命运的全部论断之综合，拿来对照一下俄国革命的发展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出，马恩的论断完全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历史的发展没有能够满足马克思提出的前提条件，所以，俄国农村公社并没有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也没有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由于历史的种种曲折发展，其中也包括革命胜利后新政权领导者对待俄国农村公社的不宽容态度，它失去了“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所以，公社最终还是消亡了。
从马克思对俄国革命前途和公社命运的科学论断中，实际上可以在东方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上得到深刻的启发。从理论上说，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所有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要有严格科学的前提条件的，这就是要有必备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由于这些前提条件十分苛严，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缺一不可，所以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达到的，过去不曾具备过这些齐全的前提条件，未来也恐怕难以取得这些条件。当然，历史的机遇也可能百年逢一、千年逢一，但愿能够逢到这样难得的机遇。
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80—90年代，民粹主义及其运动发生的改组和分化，一方面表现为革命民粹主义进一步急进化并走向恐怖道路，把刺杀沙皇和高层统治者个人作为斗争的主要方向和目标，由此而发展为民意党；另一方面，表现为民粹主义温和派进一步演化并发展壮大，形成自由民粹主义，或称改革派民粹主义。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罢工斗争的开展，工人阶级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民粹主义的分化改组及其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使一部分革命者对民粹主义的理论纲领和革命道路发生怀疑、动摇，因而在革命民粹派和革命青年当中，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变动，涌动着新的社会思想潮流，因而发生了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粹主义的危机
80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是由民意党的个人恐怖策略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显露出来，这就对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
首先是，民意党人为其个人恐怖行为付出了极大代价，引起了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疯狂反扑和镇压，反动时期开始了，革命遭遇了低潮和危机。
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遭到刺杀，沙皇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疯狂捕杀革命者。“民意党人”的领导层和骨干人物，被大批逮捕、杀害或者流放；一些人即使躲过这一命运，在国内开展革命活动也已十分困难，因而大都被迫流亡到了国外。
为了钳制革命，沙皇政府继1881年5月11日发布保卫专制制度宣言，1881年8月26日颁布《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条例》之后，又于1882年9月9日批准了新的出版法——《出版暂行条例》，规定了严格的报刊检查制度。按照新任内务大臣季·安·托尔斯泰的训令，“出版物几乎都是糟糕透顶的，许多报刊都需要查封”。在1883—1884年，所有激进的甚至许多自由主义的报刊都遭到了查禁。Н.В.舍尔古诺夫主持的《事业报》，成了沙皇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第一个牺牲品。不久，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主编的《祖国纪事》，也遭到了同一命运。它们都是在1884年4月被查封的。同时，从图书馆和阅览室也没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鲍夫和皮萨列夫等人的著作，并禁行所有反映60—7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书籍。
1884年9月4日，政府还颁布了新的高校章程，取消大学自治权，完全把高校置于当局和督学的严密监视之下。取缔了校长和系主任的选举制，包括教授在内的重要职位都变成了任命制。1887年3月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之后，沙皇政府进一步对高校施行镇压，通过大幅度提高学费，把进步学生赶出校门，企图以此改变大学生的社会成分。
在80—90年代的反动时期，所有这些措施都钳制了革命运动，造成了革命的困局，使解放运动进入了相对沉寂的低潮和危机阶段。
在革命处于低潮和危机的同时，这期间，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关系得到了显著发展，这又使民粹主义关于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受到了质疑和冲击。
80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突出的现象是，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全俄1881年铁路的总里程是19500俄里，到1890年就增长到30596俄里，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地23页。平均每年以1100俄里的速度增长。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对煤炭、金属、机器和机械的巨大需求，这就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铁路也把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边区和中部连接起来，加速了社会分工和全俄市场的发展。这样，在农村地区也随之促进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日益排挤着落后的半农奴制经济。
这10年间，不少于千人的大型企业，数量增长了26%，在这类企业就业的工人上升了43%，其生产量增长了58%；应用于工业的蒸汽机马力，在同期上升了两倍。《苏联史》（1861—1917）（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861—1917），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115页。冶金业在俄国工业发展中居主导地位，80年代俄国在炼铁增长速度上把法国、英国和美国都甩到了后边；冶金熔炼技术在完善，新技术在钢铁冶炼和轧材上迅速得到应用；机器制造业也在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石油和纺织工业在这期间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按照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使用的《工厂一览表》的数字，1879年工厂为27986个，工人总数为763152人，到1890年，工厂为21124个，工人总数达到875764人，10年间增加了11万人。如果从工厂规模看，1879年每个工厂平均27人，1884年平均304人，到1890年达到平均414人。《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按照列宁的研究，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直到1884—1890年，“在整个工业结构中也居于主导地位”。同上，第377—378页。
工业生产的这种发展状况，为资本主义关系向农村的渗透，为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分化瓦解，创造了前提条件。有资料显示，80年代的地主，在经营中大大增加了雇佣劳动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分化过程一年年加剧。在1300万农户中，富农占150万户，中农占100万户，贫农达1050万户。《苏联史》（1861—1917），第126页。贫农生活贫寒，只能可怜度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到城市打工，这样，城市无产阶级的队伍就越来越多地由来自农村的人们补充。
由于存在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补充，企业主加剧了对工厂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大多数工厂当时的工作日，都延至每天12—15个小时。此外，企业主还任意加大劳动强度和残酷处罚工人。这就激起了工人一波又一波的反抗斗争。
彼得堡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重要中心。仅80年代下半期就爆发35次罢工和工潮。同上，第170页。其他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如俄罗斯中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都普遍发生了罢工运动。
莫罗佐夫纺织厂的工人大罢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罢工事件。该厂有工人将近11000人，以对工人苛刻、残酷剥削和滥施罚款而闻名。从1885年1月7日开始罢工，持续将近两个星期之久。为镇压罢工，沙皇政府调来大批警察和军队，威逼开工。工人提出限制罚款、缩短劳动时间、实施工厂法等等条件，但遭到厂主莫罗佐夫严词拒绝。双方处在对峙之中。
当局派来3个营的步兵和200名哥萨克，将工人住区团团包围。600名工人被捕，其中33人被交付法庭审判。但迫于工人在法庭上对工厂暗无天日和厂主虐待工人的骇人事件的揭露，法庭不得不宣告工人无罪。
这次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影响甚大。之后，在80年代下半期，各地罢工斗争一浪接着一浪。1885—1889年，全俄发生工潮300多次，比80年代上半期翻了一番。转引自阿·费·科斯京：《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А.Ф.КостиН. От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к марсизма），莫斯科1956年版，第64页。
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经崭露头角。这对民粹主义以村社为基础、以农民为主要革命动力，建立“俄国社会主义”，解决俄国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和挑战。因为新的形势和条件表明，这样的理论是不足为据的。特别是对一部分年轻的民意党人而言，新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他们传统的农民社会主义信念。
加上1881年3月刺杀沙皇事件之后，国家处在反动时期，民粹主义运动陷入低落和分化当中，思想危机笼罩着民粹主义的所有派别。在反动派的镇压面前，革命者曾做出种种努力，企图恢复“民意党”，给它的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但这些努力都见效不大，最终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还是充满着一片消极悲观和失望情绪。在这样的局面下，新锐进取的年轻民意党人，便不得不采取新的步骤，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俄国社会上，在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出现过一类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兼而有之，带有混合彩色的过渡性组织。这类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是80年代中期在彼得堡大学出现的以亚·伊·乌里扬诺夫为首的革命小组。该小组围绕着工人在展开活动；亚·伊·乌里扬诺夫制订的纲领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发展的结果；纲领承认工人阶级在社会政治斗争中的决定作用。因此，工人阶级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和最积极的组成部分”。《苏联共产党历史》（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第1卷，莫斯科1964年俄文版，1103页。
乌里扬诺夫小组的成员，对民粹主义的理论已经有所不满，他们力图接近马克思主义，因此着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亚·伊·乌里扬诺夫认为，在民粹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并没有“很本质”的分歧转引自阿·费·科斯京：《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А.Ф.КостиН. От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а к марсизма），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65页……该小组还没有完全放弃民粹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推翻专制制度，夺取政治自由，只有借助于一小撮恐怖主义者的革命密谋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带有过渡性质的团体，本来是会向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但是，由于沙皇政府的镇压，亚·伊·乌里扬诺夫及其战友因为准备刺杀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这样，该团体向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转变的进程就被打断了。
然而，坚持“暴力”手段和农业社会主义理论的“黑土平分”社成员，却正经历着由民粹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化、转变过程。在“黑土平分”社印刷所遭到破获，该组织随后在彼得堡被摧毁后不久（1887年12月），这个民粹主义派别就分裂成了几个小组，其中最积极的活动分子被迫流亡到了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