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粹主义那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的。巴枯宁说：“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转引自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62页。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弗兰克认为，破坏对巴枯宁来说，不仅是“创造的手段之一，而且是一般地等同于创造，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占据了创造的地位”。弗兰克说，在这里我们正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卢梭主义的回声”：“它使罗伯斯庇尔产生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无情地消灭祖国的敌人就可以建立起理想的王国。”同上。这里实际上把破坏的价值绝对化，导致了对破坏、暴力、斗争、批判的崇尚，以批判、斗争代替了创造，而一旦用批判斗争代替创造，就会带来道德的消亡。所以，弗兰克说：“当文学、艺术、科学、宗教中与异己观点的斗争取代了新思想的独立创造时，这些文化形式本身也会蜕化变质；当批评、指责、愤怒的否定力量在道德生活中开始战胜友爱、赞扬、认同的积极因素时，道德就会消亡。”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64页。他还说：“无论在哪里，斗争即使是必要的，也不直接是人类活动的生产形式，不是善，而是不可避免的恶，如果它取代了真正的生产劳动，则将导致相应的生活领域的贫乏和衰落。”这位深刻的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民粹主义的“革命主义的基本的道德—哲学错误”，“就是把斗争因素绝对化并因而忽视了最高的、普遍的生产因素”。同上，第64—65页。
历史学家的深刻性在于，能鉴往而知今，并预见未来；哲学家的睿智和远见则在于，能够透过哲理破解社会人生的真谛。弗兰克作为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既有哲学家的睿智、远见，也有史学家的深刻性和预见性，他在上世纪之初，就预见并透视了整个世纪的社会人生，把“斗争哲学”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大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大滑坡，说了一个透彻明白。在他的书中读到这些词句时，我们禁不住为他的智慧叹服，为他的预见性叫绝。
对俄国民粹主义文化观的总体评价
对民粹主义的文化观作上述概括和阐述之后，我们应该从总体上再对它作一个简要的评价。
首先，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民粹主义文化观的历史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民粹派是站在深刻的人民性立场，怀着对人民的真挚感情，以竭诚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来观察文化问题，解决人民所面临的迫切文化问题的。他们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能从人民所急需的视角解决文化问题。他们要求文化的平民化，要求文化能解决人民的眼前需要，尽管从人类文化的广阔视野来看有一定局限性，但他们急人民之所急，需人民之所需，对人民那种真诚和挚爱，我们是应该为之动容，并向他们学习的。
但是，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农民、干粗活儿的下层人、手工业者等等，并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这样的劳苦群众，实际上多是小资产者和贫民，他们正如列宁所说，是被旧制度压榨、欺凌，被弄到赤贫发狂的人。他们因极端受压抑、受侮辱而发狂，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心灵、心理变形的人，因此，民粹主义完全反映、代表了这个阶级、阶层的心理和思想情绪，必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他们对旧文化人的记恨、迁怒而及于文化本身，他们一味主张破坏、暴力，他们斗争的偏执性、极端性，等等，都反映了这一点。
因此，这里自然涉及了民粹主义的革命极端性和片面性问题。为民粹主义世界观所决定，民粹派看待文化问题缺乏人类文化的宏阔视野，没有世界历史眼光的深邃洞见，因此，他们只看见一个阶级、阶层的需要，而且只是着眼这个阶级、阶层目前一时一事的需要，而看不到文化的全人类价值，看不到艺术的纯美学、纯文化的普遍价值。民粹主义的整个文化观念，包括对文化的虚无主义、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的偏执性和不宽容性，都大体上是缘此而来，所以，我们对民粹主义狭隘的文化观点，对其极端急进主义的思想情绪，对其在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上的极端危害性，必须予以充分认识。否则，由于这个阶级、阶层的极其广泛性，其影响之大是不可低估的，在某个时期一旦气候适宜，便有重新泛滥的可能。为此，我们必须对民粹主义的文化观有深刻的认识，防范这种病症的复发，避免它可能再次给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
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同文化和文化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块，因此，每一种文化理论和文化观念都反映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民粹主义作为俄国社会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在相当一个时期是作为主要的甚至是主导的社会政治思潮而存在的；被卷入这一思潮的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上所属的阶层之广，涵盖的范围之大，也是空前的。民粹主义思潮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发展为持久的社会运动，接着，以左、中、右各种不同倾向的政党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上，而到1905年以后，他们各自的代表又先后进入国家杜马，发挥着各自的政治作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社会事态的发展。人们很少知道，甚至在1905年之前，俄国社会上因民粹主义影响而存在的急进主义实际上已相当强大。弗兰克是从这个时代走过来、亲身感受过这个时代氛围的俄国哲学家，他在著作中曾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氛和“信仰”，作了绘声绘色的深刻描写：“民粹主义”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的一切，“越左越好”、越左就“越高尚、越纯洁”的思想情绪，几乎成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他在写到1905年以前的这种情况时说：
如果试图给这种热烈而有力的信仰的积极内容下一个定义，那么“民粹主义”一词就再合适不过了。所有人都是“民粹主义者”——无论温和派、自由派、社会主义民粹派还是在理论上同民粹派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希望献身于“人民幸福”，人民的物质富裕和文化发展，而不是上帝，甚至不是祖国。主要是，他们都相信，“人民”、下层人、劳动阶级在本质上是优秀品质的样板，是剥削和压迫的无辜牺牲品。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85页。
在写到那个时代的急进主义思想情绪时，弗兰克又说：
这个时代的信仰……就其内容而言，只能定义为对革命的信仰，对消灭现存制度的信仰。各党派之间的差别完全不是世界观上的质的差别，而主要是对现存制度的恨和要求摆脱这一制度之强度的差别，即革命的激进程度的量的差别。……自由派和“温和派”自己就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是罪人，是弱者，不具备革命者的英雄精神；他们的良心是不安的。实际上谁也没有想到要批评社会主义或激进民主主义；……因为对极端派的公开批评、对左派斗争，就意味着对革命共同事业之联盟的不可容忍的背叛。不仅对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批评是前所未闻的异端，而且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宣传政治温和性。因为不仅“保守分子”、“右派分子”是骂人话，而且“温和分子”也是骂人话，它立刻就会让人想到谢德林所讽刺的那类“温和的守规矩的人”；“温和分子”——就是平庸之辈，是脆弱的、缺乏英雄气概的人，他们由于自己的怯懦和不坚定而希望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人，走向不可容忍的妥协。“温和派”……他们自己也感到自己没有完全摆脱这些罪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看待革命者就好比有宗教情绪的世俗人看待圣徒和苦行者一样，把他们看作是不可企及的美德的榜样。弗兰克著，徐凤林译：《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第84—85页。
这样，当时的社会舆论就充满着一种“越左越好”、越左就“越高尚、越纯洁”的精神气氛。这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特征。
我国思想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在思索、探寻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传到东方来之后，变得这样急进，掺杂进了这样多的极“左”的思想成分？我想，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了解，通过了解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对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吸收，就可以基本上弄明白并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