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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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20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流变(2)

在社会革命党相继展开活动的过程中,革命组织不断扩大,从1902年的28个增加到1904年的74个,在工人、农民、学生和教师当中都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随着组织的发展,社会革命党的成分变得复杂起来,由单纯的知识分子政党逐渐变成了有工人和农民加入的政党。虽然此时社会革命党的人数还不多——据列昂诺夫推算,截止到1905年,处在社会革命党影响下的大概有1500—2000人,但是,它已经逐渐在社会中产生了影响。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的社会革命党》,第46页。

为了凝聚党的力量,从1902年秋天开始,切尔诺夫、拉基特尼科夫、格尔舒尼、斯列托夫和波塔波夫,着手制定统一的纲领,并逐渐有了眉目。

1905年1月,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工人请愿运动,很快演变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沙皇政府为了摆脱危机,于10月17日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召开杜马。社会革命党适应形势,于1905年12月末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二、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和党的分裂

1905—1907年是社会革命党形成、活跃的历史时期。面对俄国好不容易出现的革命形势,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纷纷回国参加革命运动。在整个1905年期间,社会革命党积极参加工人斗争,如1月9日罢工,莫斯科罢工,布良斯科政治总罢工,十月莫斯科政治总罢工,喀山、萨拉托夫和哈尔科夫铁路罢工,以及十二月武装起义,并在铁路联合会中占据优势;还参加了1905到1906年的农民运动,组建农民兄弟会、战斗队,参与组建全俄农民联合会,在这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影响。

正是在1905—1907年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一)社会革命党的纲领

1.矛盾的社会学说

1905年12月29日—1906年1月4日,社会革命党在芬兰的伊马特拉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切尔诺夫为大会提交了经过广泛讨论的纲领草案,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正式纲领。

切尔诺夫的草案是一个折中方案。他前后研读了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斯基和马克思的学说,结合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创立了自己的社会革命学说。

切尔诺夫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团结和人类个性全面协调发展”《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73页。的社会制度,并努力将它付诸实现。

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他深刻领会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创造力,但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破坏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论。他说: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增长(系指适应人口及其需求的增长,人类增长着对自然力的支配权)不是按照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的原则进行的,而是按照个体经济分散经营和竞争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并把生产资料变成资本,使其脱离直接生产者的原则进行的。

因为这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形式比较狭窄,限制并扭曲了集体劳动形式和大社会化生产的发展,所以,现代经济发展具有消极和破坏性一面:生产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表现为经济危机;无效地浪费经济力量;在劳动力廉价、容易间接剥削独立生产者的情况下,高级劳动形式在物质上无利可图;劳动群众苦难沉重而没有生活保证;为了生存和特权地位,人与人之间进行着鱼肉相残的自私自利的斗争;金钱的力量瓦解了日常生活的一切道德基础。同上。

根据生产日益社会化的原理,切尔诺夫还看到了资本主义为“发展集体劳动形式和社会化大生产”积极面,看到了资本主义“为未来社会主义制度和促进工业雇佣工人大军团结联合”所作的巨大贡献。

切尔诺夫的认识是从村社集体主义出发的。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消极面,是资本主义违背集体主义的一面;他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的积极面,也是资本主义为集体主义创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而他对资本主义的真正精髓——激发个人利用自然和社会资源的潜力,却视而不见,相反,把它当作了激发仇恨的手段。因此,他说:

资产阶级所有制和经济原则在社会中发展得越全面、越充分,社会就越剧烈地发生分化:一方面分化为从劳动创造的福利中获利越来越少的被剥削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分化为把控制自然力、生产和交换手段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剥削阶级。

随着阶级对抗渗透到社会意识之中并为其所阐明,这社会意识就变成了各阶级之间有组织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在同过去的阶层、种族、宗教和民族斗争遗迹间发生冲突的同时,越来越成为自觉的社会力量有计划地集体干预事态自发进程的因素。

各个剥削阶级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借助辛迪加和托拉斯以控制生产和销售的条件,把国家管理机关变成自己阶级统治的工具,并将科学、艺术和文学置于自己的精神和物质支配之下。

这样,在其他手段无力取胜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采取与过去的教士、等级和君主余孽结盟的手段,激发种族和宗教仇视的本能,点燃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仇恨的火焰。《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73—274页。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切尔诺夫提供的纲领中,虽对资本主义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在理论上作了阐述,但主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在农业制度上这种消极面的特点首先表现为,由于极为缓慢地进行野蛮的生产社会化,农业走入了绝路。资本主义在农村存在的事实本身,并没有引起怀疑,但它被看作是人为移植的异类现象,因为它并不曾对农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劳动性质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在纲领作者看来,在一定限度内可能发生情况的是,限制资本主义对农村的影响,在村社和合作社的基础上,通过“来自下面的”生产社会化,为农业的非资本主义演变创造条件。

无疑,切尔诺夫强调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道德败坏力量,在他看来,联合在一起的社会力量只为了经济利益,其他任何关系都会服从于这一利益。人在利益面前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只会成为自私的野兽。这种现象在俄国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人民把统治者当成反基督人物的原因。然而,如果这样理解资本主义本身,就会忽视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

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切尔诺夫把知识精英引上了动乱的绝路。通过社会革命党人的引导,人民不仅没有学到文化,反而在内心中充满了仇恨。

切尔诺夫试图利用村社的社会伦理对资本主义作出品评,希望人民从资本主义那里吸取教训,但是由于切尔诺夫对此做了比较肤浅的功利主义认识,造成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偏见性解读。

这种肤浅认识,导致社会革命党在具体目标上的矛盾和模棱两可。

2.矛盾的政治纲领

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虽然社会有所发展,但截至1905年还没有成熟到公民社会的程度,至多只是朝着这个方向有所演进,鲍·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所以,切尔诺夫提出建立民主政权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纲领说:

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州和村社,都要具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在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要尽可能广泛地采用联邦制原则;承认各民族具有无条件的自决权;不小于20岁的所有公民,不分性别、宗教和民族,有直接、秘密、平等、普遍的选举权;按比例分配代表;直接的人民立法(全民公决和创意权);对所有公职人员随时选举、撤换和审判;实行完全的信仰自由和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及结社的自由;实行完全的普遍的公民平等;实现完全的政教分离并宣布宗教为个人的私事;实行义务的、平等的、由国家承担的普遍的世俗教育;语言平等,免费诉讼;取消常备军,代之以民兵。《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76—277页。

社会革命党将其发展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主张摆脱经济和文化限制,取消国家的镇压职能,国家发挥文化建设职能,只有在必要时才确立“临时革命专政”。社会革命党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政党。

社会革命党虽然提出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但由于俄国根本不存在公民社会,它也不承认建立公民社会的个人主义,所以民主共和国便无从谈起。上面提到的一系列政治和法律权利,基本上都停留在想象之中,唯一有些实际内容的,就是社会革命党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构想。由于俄国社会分化还不太明显,社会革命党只是要求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人民能召开立宪会议,来决定俄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和一系列相关社会问题。纲领说:“社会革命党同专制制度进行直接的革命斗争,宣传按照以上公布的民主原则召开立宪会议,消灭专制制度,在体现个人自由和保护劳动人民利益所必需的人民自由权利精神的基础上,重建所有现代秩序。”《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78页。

3.矛盾的社会经济纲领

切尔诺夫草案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建立在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纲领。由于整个纲领的矛盾,社会纲领也难以避免这个特点。

社会革命党自称发动社会革命,又叫作人民劳动革命。其基本含义就是以劳动为原则,确立劳动价值,确立劳动人民的社会伦理。切尔诺夫所说的劳动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获得解放。纲领说:“在工人立法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的目的就是保护城乡工人阶级的精神和体力,增强其进一步开展解放斗争的能力,所有个别工人的局部实际利益、直接利益、地方和职业利益,都要服从这个总的利益。”同上,第277页。社会革命党在工人问题上提出的目标比较笼统,基本上都是经济社会利益,如减少工作时间,实行符合科学卫生的八小时工作制,确立最低的劳动报酬,实行国家保险,确立职业组织和工厂的内部秩序,等等。

既然切尔诺夫坚持劳动原则,主张减少劳动时间、保证最低工资等,那么,如何体现劳动是光荣事业的原则,又如何实现劳动者在精神上的解放?如果只有亲自参加劳动的人才是劳动者,难道如医生、教师、会计师等专业工作者就是劳动者,而管理者就成了游手好闲的剥削者?显然,切尔诺夫的所谓认定劳动者的价值,是针对国家重权力、轻生产的现象做出的,由于切尔诺夫把劳动与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为自己确立劳动价值设置了障碍。

如果看一看社会革命党关于农民的土地社会化理论,就能理解切尔诺夫关于劳动的初衷了。他说:

在土地政策和土地关系问题上,社会革命党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原则而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利用俄国农民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秉持土地是所有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的观点。在这些方面,党将支持土地社会化,即支持土地不再属于某些个人或集团私有,而把它变成全民财产。

社会化的土地将由中央和地方人民自治机关支配,即包括由从民主组织的无等级的农村村社到国家来支配(移民、迁徙、管理储备土地等)。使用社会化的土地,应该是平均的和坚持劳动的原则,即在个体和合作劳动的条件下,通过征收社会需求税,在使用租金的条件下保证需求定额;在土地的使用权从一个人和集团转给另一个人和集团的条件下,对土地改良予以补偿。土地不经任何赎买转为社会所有,由此出现财产转移损失的人,只在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时享有社会支持的权利。《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0—1907)》,第1卷,第277—278页。

纵观切尔诺夫的土地社会化观点,他把脱离土地的人重新送回土地,而且采用了平均主义和村社的直接劳动原则。这虽然有利于无地的劳动者提高生产积极性,但无利于生产者的集约化经营。为了确保劳动者安心生产,国家还通过税收的办法鼓励劳动者参加劳动,限制劳动者游离土地,阻碍了已经出现的社会分工。

应该说农民和土地问题在社会革命党纲领中是其最着力、最下工夫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该党理论和宣传鼓动文献中最喜欢的和必谈的一个题目。1905年民粹主义评论家Л。Э。希什科(1852—1910)在说明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基点时说:“最重要的是农民问题。”切尔诺夫在1907年也说过:“迄今为止,党的主要的支撑的据点是农村。我们在思想上付出、给予最多的是外省和农村的知识分子。”切尔诺夫:《经历的时局》(К переживаемому моменту),载《劳动旗帜》(Знамя труда)1907年第8期,第3页;《纪念希什科》(Памяти Л。Э。Шишко),巴黎1916年版,第10页。以上均转引自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М.И. Леонов,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 гг),莫斯科1997年版,第111—112页。社会革命党宣传中最常谈的话题,是确认社会生活中的农业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农业及其各个部门构成了社会多数人的占支配地位的营生和事业”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第112页……据统计,社会革命党在1905—1907年间出版的2400万份书籍和小册子中,绝大部分讲的都是农民和农业问题。《现代世界》杂志(圣彼得堡)1912年第9期,第2部,第10页;转引自M.列昂诺夫:《1905—1907年社会革命党》,第112页。

社会革命党这样重视农民和农业问题,同俄国的具体国情密切相关。俄国无论在城市和农村,最主要、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农民人口最多,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能否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和采取何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农民的财产状况和未来,也决定着全体人民的命运。社会革命党打算保护农民,使农民村社避免破坏,为他们平稳自然地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而要这样做,第一步就应进行革命,对政治、社会和土地关系加以根本改造。

社会革命党的农业纲领和土地社会化纲领,是几代“俄国社会主义”信徒智慧和探索的结晶,是他们按照俄国具体情况,解决农民问题的最重要方略。

相对地,俄国社会民主党却不太信任农民,也不重视农民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只有一次顺便提到了农民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对“造福农民”的任何暗示都不曾有过;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就等同于企图阻碍进步,意味着“反动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