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米亚科夫后来在阐述斯拉夫主义思想时，把共同性（宗教的“соборность”）视为俄罗斯生活的“根本原则”。他认为，应该将这一原则从过去引用到未来：“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达到自己的道德目标，而在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才是属于大家的，大家的力量也才属于每个人。”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第202—203页。这样，霍米亚科夫便制订出了斯拉夫主义理论的中心原理之一——有关自由与社会交往问题的解决途径。该原理的实质后来被人做了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表述，即：“自由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人，而是集体；人只有在实现自己群体的愿望中才能获得自由，而个人的自由，其实质在于同群体的无条件的同一。”安·瓦利茨基：《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安杰伊·瓦利茨基著作中的保守派自由主义乌托邦》（Валицкий А.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и 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о∶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т либеральная утопия в работах Анджея ВалицкогО.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сБ. ），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1辑，第153页。
这一思想，实际上可以说是日后民粹主义有关集体和集体主义的思想的源头。
其次，斯拉夫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关于人民的思想。它认为，人民决定着俄国的历史特征，也决定着俄国未来传统的社会阶层。斯拉夫派有一个基本思想，是“承认这一原则，人民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26页……他们“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真理，人民对他们首先是农夫，是保存了东正教信仰和民族生活方式的农夫”。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Бердяев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26页。从霍米亚科夫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斯拉夫派对有关人民的思想的思考是很独特的：在解决“人民与国家”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折中的方式——专制国家只被承认为社会的外在形式，而普通人民却是民族原则的表达者。这样，就以急进的方式，用人民优先的原则取代了乌瓦洛夫的“三位一体”公式的意涵；而按乌瓦洛夫的公式，其含义却是，专制制度是绝对的自我价值的表达者，是它决定着俄罗斯历史的基础。
基列耶夫斯基同霍米亚科夫相比，更加注重并强化了人民的作用，认为人民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创造性力量。在他看来，俄罗斯人民是古老传统和习惯的保护者，他们保存了“知识的整合性原则”，也保存了“基督教哲学”，而只有这些才能“给科学提供教育的基础”。И.В.基列耶夫斯基：《批评与美学》（Киреевский И.В. Критика и эстетика），莫斯科1979年俄文版，第133页。
斯拉夫主义者关于人民的思想虽然同民粹派赋予人民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具有相似的人民观。“斯拉夫主义者认为，在淳朴的公民中，在农民中，比在受教育的和统治的阶级中，保持着更多的俄罗斯人民性和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东正教信念。”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103页。
第三，在斯拉夫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体系中，带有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意识。斯拉夫派这个名称，原是他们在同西欧派争论中由后者送给他们的称号，斯拉夫派原本并不认同这个名称。他们称自己为“古罗斯派”或者“本土派”，只是到后来，“斯拉夫派”被人们叫的多了，才传布开来。他们之所以称自己为“古罗斯派”或“本土派”，是因为他们将彼得一世之前的俄罗斯、莫斯科时期的俄罗斯，视为理想的时代，把那个历史时期理想化，认为那个时代的道路是正确的，应该沿着那样的道路走下去；他们否定彼得的改革，认为彼得面向西方的道路是错误的。斯拉夫派强调俄罗斯的特殊性，欣赏古风古习和古代传统，把东正教和村社看作俄罗斯精神的基础，而将天主教及其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视为罪恶之渊薮。他们对西方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是持否定态度的。别尔嘉耶夫说，“揭露西方的资产阶级特性，是传统俄罗斯的主旋律”；斯拉夫派用不同于民粹派的“另一些字眼表达了这一主要思想”。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Бердяев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第29页。
第四，早期斯拉夫主义思想体系中具有宗教乌托邦社会主义成分。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的俄国，即“神圣罗斯”时期理想化，把那时的社会描绘成有着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地方”由村社组成，它是“自愿的兄弟般的联合”；存在着“地方”与“国家”的联盟，二者之间保持着自由、合理和非奴役的关系；社会“全体平等”，农民“对于劳作的那块土地有天然的权利”。社会生活的特点是，“东正教道德原则与斯拉夫人村社结构的结合”，教会保持社会团结，阻止社会分化和动荡。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2—136、176页。斯拉夫派指望未来在俄国建立这样一个平等、和谐、美好的“天国”。赫尔岑在184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曾转述过他们这一宗教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天主教已成为过了时的陈旧形式的现在，他们却说，东方的宗教正作为最高的宗教形式呈现出来，同它相结合的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赫尔岑：《赫尔岑文集（30卷集）》（Герцен А.И. Собр。 соч。 в 30 Т.），第2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316页；转引自Е。Л。鲁德尼茨卡娅：《道路的探索——1825年12月14日之后的俄罗斯思想》（Рудницкая Е。Л。 Поиск путИ.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第244页。不难看出，斯拉夫派的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宗教乌托邦或者属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那种体系。
第五，斯拉夫主义和民粹主义左派，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左派，除了以前人所共知的巴枯宁、克鲁鲍特金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外，近些年俄罗斯学者В.Ф.安东诺夫发表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证明无论赫尔岑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В.Ф.安东诺夫：《赫尔岑——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理想》（В.Ф.Антонов，А.И.Герце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莫斯科2000年版；В.Ф.安东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理想》（В.Ф.Антонов，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идеал），莫斯科2000年版。如果认为斯拉夫主义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目前还有一些不同意见的话，那么，斯拉夫派中一些人物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起码，阿克萨科夫存在无政府主义是证据十足的。他以古罗斯人邀来瓦良格人建立国家为依据，认为俄罗斯“人民”，即农民，是不问政治的，具有“非国家性”特征。按照阿克萨科夫的说法，“国家作为原则是一种恶”，“国家是外在压迫和奴役的因素”，国家是一种伪的存在。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149、148页。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无政府主义的。其他斯拉夫派人物也同样十分强调“瓦良格人建国说”，并以此强调俄罗斯人民的纯洁，不关心国家权力，未受西方文明“污染”，等等。这些，也未始不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带有许多矛盾性和悖论性，其中，对待国家的态度就是其重要表征之一。自古以来，俄罗斯人就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的辽阔大草原上。由于这里广袤无垠，地域广大，而又人烟稀少，往往有许多无主的土地。他们每住在一个地方，只要遇到国家和官府的压榨、欺凌，便另迁别处。所以人们说，俄罗斯人是迁徙流动的民族。骁勇善战、狂放不羁，一向有反国家倾向的哥萨克，就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同时，俄罗斯国家又疆土辽阔，难于管理，假如不加强国家力量，不加强中央集权，就无以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这又使俄罗斯人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这种矛盾性，在斯拉夫主义的思想中也得到了体现。
但是，斯拉夫派主要“是反国家主义者，他们身上甚至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成分，他们认为国家是罪恶，权力是过失”。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根源和意义》（Бердяев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第25页。他们维护君主的权力，是基于这样的原则，认为让一个人被肮脏罪恶的权力玷污，比让全体人民受到玷污要好得多。沙皇原本像任何人一样，没有掌握权柄的权力，但人民要把权力的枷锁套给他。斯拉夫派认为，俄国人民是不喜欢国家的，他们的使命在宗教和精神方面，他们的愿望是摆脱国家，以实现上述使命。这一理论，当然同俄国人民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事实是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显示着同彼得传统的决裂，而且也显示着同莫斯科国家大公传统的决裂。
在斯拉夫派的头面人物中，К.阿克萨科夫身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尤为强烈，他对上述思想作了最为充分的发挥。
上述这几个方面的思想，都为早期的斯拉夫主义思想体系所固有。从斯拉夫主义产生之日起，即从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斯拉夫派的主要思想家——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和萨马林等人，都在宣扬这些思想。而后来成为民粹主义奠基者和主要思想家的赫尔岑，不仅是这些人物撰稿的主要刊物的热心读者，而且在他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后，他又与这些斯拉夫派人物交往甚密，充当了他们家庭沙龙里的常客。赫尔岑同这些斯拉夫派的思想家既过从密切，又与之热烈论争；他们既是朋友，也是论敌；既相互让步，也相互吸收，这样一来，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赫尔岑便受到了斯拉夫主义的影响和熏陶。就是这个缘故，在他后来提出的“俄国社会主义”理论学说中，便自然而然地吸收了斯拉夫主义的诸多思想。
下面，我们就看看作为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体系核心的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рус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是怎么产生的。在了解这一产生过程时，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岑正是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成分，而创建了俄国民粹主义。
俄国民粹主义的起源和形成
列宁在讲到民粹主义起源和形成时说：“民粹主义由来已久。人们公认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6页。又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同上，第99页。列宁在这里把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两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伟大思想家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讲得十分清楚。这足以廓清苏联某个时期，特别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我国学术界造成误解，仿佛“革命民主主义”大大高于民粹主义，也高于“革命民粹主义”；甚至在某些学者看来，二者之间不仅毫无瓜葛，而且大相径庭，谁要是把革命民主主义者同民粹主义联系起来，就是犯了大忌，就是大逆不道。
列宁所以把赫尔岑称作“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就是因为这位思想家创立了构成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核心的“俄国社会主义”学说，而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在这一思想学说基础上把民粹主义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俄国民粹主义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所以，我们讲俄国民粹主义的起源和形成，必须从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谈起。
一、赫尔岑“俄国社会主义”的产生
（一）赫尔岑的思想探索
赫尔岑是在十二月党人精神的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他出生在莫斯科发生大火那年，即拿破仑入侵莫斯科的1812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爆发（1825年）前后，他又正值易受外界思想感染的风华少年时代；加上赫尔岑早熟而敏感，所以，十二月党人以天下为己任、为国牺牲、英勇献身的精神，对他感染至深。是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始了革命探索。1827年，在15岁上，他就与志同道合的少年朋友，也是日后终生不曾分开、一直并肩战斗的挚友奥加辽夫，登上麻雀山，“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第143页。
赫尔岑和奥加辽夫是从信仰“自由、平等、博爱”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过渡到信仰社会主义的。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以后，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组织了革命小组，同小组成员一起阅读各类进步书籍，从事思想探索。他们钻研圣西门、路易·布朗、蒲鲁东等人的著作，开始接受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有资料显示，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和此后的时期，直到1832年8—10月法国对圣西门主义者举行审判，有关圣西门主义的情况开始被大量介绍到俄国。就是在这个时期，通过报刊信息和赫尔岑—奥加辽夫小组与之有交往的恰达耶夫等人的介绍，圣西门主义成了小组成员注意的中心。B.A.马里宁：《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6—167页。
赫尔岑在回忆自己精神成长的过程时说，“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阶段”是在“暴风骤雨”和“汹涌澎湃”中，“在萌芽的创造力所感到的烦躁”中，“在成长的胎儿的不安探视”中度过的。“在这动荡不定、莫衷一是、对那些使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力求作出回答的时期，我们弄到了圣西门主义的一些小册子，了解了他们的理论和案情。这一切震动了我们。”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第173页。看来正是在大学的这个时期，即1830—1832年间，他们接受了圣西门主义。赫尔岑又写道：“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监狱。但是在跨进这个阶段之前”，即波兰起义被镇压（1831年9月）以后的那个时期，“我们的理论”，即“自由、平等、博爱”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我们心中变得可疑了……我们的信心动摇了，但我们在寻找另一种东西”。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第176页。这时的俄国青年，有的在研究德国哲学，有的投身到俄国历史的严肃的研究中；但这里不可能有赫尔岑所寻找的东西。赫尔岑说：“就在我入狱的前夕，圣西门主义使我与尼·阿·波列伏依之间出现了鸿沟。……可是他偏偏不能理解圣西门主义。对于我们，圣西门主义是一片新大陆”，“新世界要挤进门来，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向它敞开着。圣西门主义成了我们信仰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始终没变”。同上，第175页。
看来，正是从大学毕业到被逮捕以前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对赫尔岑来说，是最终接受圣西门主义的“热情沸腾”的阶段。这期间他在一封信中说，这是他在“理性方面颇有长进”的时期：“我似乎发展得更全面，更有明确性，甚至更有理想了。”瓦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在答复奥加辽夫的一封信中，他谈到圣西门主义时说：“你说得对，圣西门主义理当受到我们重视。我们感觉到……世界期待复兴，89年的革命破坏了旧世界——仅此而已，然而必须创立新的、转生的（再生的。——原作者注）时代，必须为欧洲社会奠定别的基础；要更有法制，更有道德，更加文明……我现在正在专心钻研政治学……”同上。而这时又是他充满青春活力，热情勃发，一心寻找“活动领域”，“心急如焚”，全心沸腾的时期。可见，这时正有一种新思想、新学说，在有力地鼓动着他，叩击着他的心灵。这显然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正浮现出来，也正在他青春的心灵中激越沸腾、喷薄欲出、澎湃跃动，形成鲜明形态的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