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因袭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是弊端丛生，必须改弦更张。章士钊认为，中国本来就是以农立国，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震于西方国势之强、学术之盛、工艺之精而“剿袭工国”之制，锐意维新，倡言必工业化而后可以自存，结果蒙受其害，造成了社会紊乱、国家衰败，“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弊，徘徊歧路，进退失据”，人们“惶惑不知所守”。章士钊：《农国辨》，《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特别是清末以来的所谓“工业化”，不仅破坏了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也危害了中国的社会风俗、心理、道德，如野合式之婚姻、重金钱、毁伦常、崇奢侈、贪诈、淫纵，世风浇漓，廉耻独薄，电影公司的女明星，竟出于大家闺阁，不以为贱辱。凡此民国以来之种种“弊习”，无一不由“剿袭工国”四字而来，无一不是“提倡物质”而“损及精神”之恶果。章士钊：《通讯》，《甲寅周刊》第1卷27号。因此，中国应该改变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做法，重新走上传统农业立国的轨道。他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既已“证明工商政策不能终通”，而中国步欧洲后尘也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之路不过“海市蜃楼，使人迷乱”，如不改弦易辙，“所中之祸，必且酷于欧战”。章士钊：《农治翼》，《甲寅周刊》第1卷第5号。
第三，以农立国顺乎民心、合乎国情。章士钊认为，中西方的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404页。只有恢复农业立国，才能顺乎民心；只有以农立国，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中国怎样才做到以农立国？章士钊做了认真的构想。他提出，以农立国，首先要恢复农国精神。按照他的说法，农国精神，从生计方面而言，是曰“取足”，自己种田，自给自足，与工国的经济侵略，不持己国之力，而持世界市场，适得其反；从道德方面而言，“是曰知足，是曰克己复礼，是曰节欲，是曰不争……与工国之竞欲崇侈，主张个人权利，父子兄弟漠不相关……厘然有别”。章士钊：《通讯》，《甲寅周刊》第1卷2号。章士钊反复强调，农国精神就是“知足”、“节欲”、“不争”，并认为这种精神为中国所“固有”，只是“海通之后日渐消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侵略，外货大量输入，冲击了农国精神；另一方面是中国人自己热衷工业化，学习西方，丧失了农国精神。因此，中国要恢复农国精神，一要“明农尽利，自求活给”，做到自给自足，使“帝国主义无从迫我”；章士钊：《农国辨》，《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二要“自为节制”，改变“舍己从人弃本求末”的道路，章士钊：《通讯》，《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型无型”，一律“放弃”，“返求诸农”。如此，才能“安国本”，才能“捍御外侮”。章士钊：《农国辨》，《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为了达到“以农立国”的目标，章士钊主张中国在恢复固有“农国”精神的同时，必须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抛弃西方资本家那种对利益的贪婪追求。他告诫人们说，只有远离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污秽，发扬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才能于事有补，于国有益。在章士钊看来，欧洲今天的物质文明，中国三代以前“即蓄盛其机，可得迎之”。几千年前，中国就有条件创造此种物质文明，但古圣先贤反教人凿井而饮，力田而食，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了“由工之道，极工之弊，必有欲穷于物，物屈于欲之一日”，造成了“世界大乱，杀人灭国……如今时大地人类僵然濒死之境”。这个道理，“欧人近三数年稍稍悟之，而吾人于数千载上，即已卓然树立，示为万年有道之长”。章士钊：《对作》，《甲寅周刊》第1卷第36号。正因如此，章士钊对中国固有精神文明格外推崇，对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大加诋毁，甚至认为只有摒弃物质文明，反本于农，才能免此大劫：“今天下困于物力，坠于机陷，亲爱之意全无，杀戮之气横绝，惶惶不可终日”，只有“归本于农，少为造物留其有余，冀幸世界末日之不即至”。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周刊》第1卷第14号。
章士钊对清末民初以来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了反思，根本改变了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不足以为中国样板，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同样不能成为中国效法的对象。民初以来中国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是由于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代议制度搬到中国所产生的恶果，中国必须在政治领域放弃总统、国会、政党等资本主义工业国的一切政治制度。他阐述道：“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章士钊：《再论非党》，《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64—265页。选举、总统、国会、政党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标志，都应该加以舍弃。
在抛弃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章士钊向往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并设计了一套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并设计了这样一幅美妙的中国农村图景：“以村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46页。
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章士钊对中国未来农国的构思也是从农业开始的。按照他的设想，首先组织农学会，“对于吾国农业兴革事宜立一全体崭新计划，而将实施此项计划之责，全课之也。北京农商部以下内外各种向与农事有连之职司，举视同无物……惟就吾所计划，整然作一逐年预算案……每年所需之数，即公然在地丁钱粮内征收，由全国农业团体共同设立之总机关依案支用……机关办事之权，无论何方，不能干涉……以农治农，字曰农治。他业之所自为谋也，诚亦如农；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观。而所号业治，行入功德圆满之域；凡国家社会之所纲维主宰，可悉本是。而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谋国至此，可无遗憾”。章士钊：《业治与农》，《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章士钊设计和构想的农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他指出，物质生产能够保障本土基本生活的用度就应该满足，切不可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那样为谋取利润和满足奢侈生活而无节制地生产和争夺，甚至侵夺殖民地做原材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夫以农立国者，皆主消极，但求自给。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9页。为了实现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提倡农村自治，认为农村自治是实现自给自足的制度保证。农村自治的基本单位是自治村：“改良农村方法，兄弟所理想的地方非常小，顶好以村为单位。”在自治村中虽允许有工业存在，但这种工业是在农国精神之下的工业，是“以供给日用不可少之需要”，其“功用不出本土”的“小工厂”。章士钊：《求知与自用——实施农村教育与青年应定的方针》，长沙《大公报》1922年10月19日。各村自治成功后，由村联成县，由县联成省，由省联成国，由此推广到全国。
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村自治，必然是封闭或半封闭式的。他说：“我常想中国人如果能够像往日一样，关着门过那除盗安良的日子，实在极好。不过现在为时势所迫，不得不随世界潮流前进，但我们终不可忘却本来面目。”章士钊：《记章行严先生演词》，《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7页。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治村中实行平均主义，人人过着大致均平的生活，差别不大。他之所以看重“农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农国”比较均平，没有“工国”那样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他认为“农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有相通之处：“夫共产之精理，宜无过于各食其力，人我之养毕足。而此其义，吾农家言之所有也。愚农村之案成，固非与共产不相容，共产之国立，亦犹有农宗参伍之地。”孤桐：《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1926年2月。这种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村自治，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特征颇为相似。
（三）“农国论”的民粹主义空想
章士钊“农国论”的基本倾向，是用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抵制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如生产过剩、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社会竞争导致的异化、霸权争战、奢侈腐化、唯利是图、都市问题、人口爆炸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作了颇有见地的剖析和深刻的批判，这对于五四以后改变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无疑具有拨开迷雾、澄清思想的作用，对那些主张中国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具有警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士钊“农国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积极意义。章士钊全面比较了工业国与农业国、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重大区别，看到了工业国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科学”、“机器”和“市场竞争”，看到了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业化基础上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工业文明的长处，如“便利”、“出品多而取价廉”、“都市纷华”、“工资有加”、“统全世界以为消息”，也认识到农业文明的短处，如“人人晦盲否塞”等，认识到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以及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弊端，认识到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危机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等，这些认识都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章士钊的“农国论”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时，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出现的某些社会现象，却没有揭示这些社会现象出现的根源，只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并没有抓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基本矛盾。所以，章士钊虽然诊断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病症，但并未找到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办法。他开出的医治资本主义弊端的处方——“以农立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章士钊认为，“农国”比起“工国”，虽然技术落后，生活简单，但人们无施无求，无怨无悔，生活悠然自得。而且世风淳朴，民德敦厚，人际关系和谐亲密，“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景。不像“工国”那样，人人互相算计，尔虞我诈，道德堕落，精神颓废。因此，“农国”显然优于“工国”。这显然是用崇尚“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精神，来对抗“欲多而事繁、明争而足财”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精神。章士钊所描述的这种农业文明的美妙情景，只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章士钊的“农国论”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物质文明所持的抗拒和排斥态度，可以视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过度反应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简单统一，造成这种生产方式严重的惰性、高度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章士钊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通过遏制、倒退到小农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企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通过“村治”、“农治”或“业治”进入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理想社会。虽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有弊，甚至存在鲜明的社会分工、分层与严重的阶级对抗，农业文明也有利，生活节奏慢，重人情，社会似乎比较“平均”和“和谐”，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章士钊所构想的“农国”，实质上就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国，无法取代工商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来对抗和取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且简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低劣的生产技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小农经济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抗。小农经济不可能医治好资本主义的弊病，更无法取代资本主义。章士钊试图以“农国”来抵制资本主义，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章士钊的“农国论”既无法根治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社会问题，更难以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方法，也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章士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生产过剩、危机、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等现象，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的色彩，实际上是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西方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而不能仅仅归咎于近代工业文明，同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代表两个不同时代，章士钊将两者仅仅视为不同治国理念的差异，视为人类历史中非此即彼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显然是错误的。他显然是立足于中国宗法社会基础上，以农业文明的目光来审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从而表露出对中国社会前途的惴惴不安，对几千年的中国宗法社会秩序和人伦道德的仰慕和眷恋，和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恐惧、抵抗和排斥。章士钊主张以“农国”的小农经济取代“工国”的规模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生产方式，将农村自治“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鼓吹联业自治，把实现“农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均体现出对农村的重视和对农民的崇拜。他说：“中国的大问题，是要解放农人，要将一般人都纳到农村里面去”，因为“只有那乡间还很干净”。章行严：《农村自治》，长沙《大公报》1922年10月13日。因此，章士钊的“农国论”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