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民粹主义是一种村社社会主义。村社在非洲同样普遍存在。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也是一种村社社会主义实验。由于20世纪50—60年代以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日益加强的影响，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一度蓬勃发展。但由于这种“超阶段”发展的致命弱点，这些实验后来也遇到种种挫折而先后一一归于失败。为了给俄国民粹主义这种村社类型的社会主义及其影响提供一幅更加完整、更加充分的画面，我们也选择非洲作为俄国民粹主义发生影响的地区之一加以叙述。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到15世纪西方列强入侵前，非洲就经济结构而言，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多种传统经济成分的混合体。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有些地方已进入发展程度不等的封建社会阶段，其中，少数沿海城市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刚果河、赞比西河流域以及东非大湖地区，存在着一系列奴隶制国家，而在赤道附近的热带森林地区、赞比西河以南的热带草原地带，以及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地域，人们还过着采集、狩猎、游牧或半农半牧的原始社会生活。殖民主义入侵以前，非洲各地尽管社会形态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就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采集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供自己及家人消费，即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在这些社会内部，传统的社会结构是村社，大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细胞。
15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主义开始入侵非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侵略者，相继占领了非洲大陆沿海的许多据点和近海岛屿，他们对非洲进行野蛮的掠夺、抢劫和绑架，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直到19世纪。黑奴贸易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造成近代非洲的贫穷和落后。
进入19世纪后，奴隶贸易已不再有利可图，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欧洲列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对非洲大陆本土的掠夺性开发，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到19世纪70年代，国际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在政治上，帝国主义人为地将非洲划分成若干个行政区域，由宗主国向各殖民地派驻总督进行治理，确立了殖民者在非洲的统治。经济上，非洲出现了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非洲的社会经济关系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一）非洲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形成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殖民主义入侵以后，欧洲人先在沿海建立商站，贩卖奴隶和其他商品，并且以沿海部落为中介，贸易范围不断向内陆延伸，这使沿海和近海的非洲居民逐步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而开始动摇非洲传统的社会经济基础。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把非洲作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疯狂地进行掠夺性开发，于是热带非洲在独立前的60—70年间经历了一场经济革命，在自然经济不断瓦解的基础上出现了商品经济，逐步形成依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单一产品的畸形经济结构。（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非洲出现了近代工人阶级。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本地商业和农业资本家。由于帝国主义对非洲进行文化侵略，在非洲兴办学校，并选派非洲青年去欧洲、北美的大学深造，因此，非洲出现了一批接受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成为殖民政府的官员和为殖民政权服务的酋长，还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后来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三）欧洲人对土地的掠夺和买卖，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非洲传统的土地公有制观念。非洲传统社会的土地为村社所有，个人或家庭只有使用权。土地公有制是黑非洲村社制度的基础。但是，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欧洲人先在沿海设立商站，定期向当地酋长交纳贡赋，或者以一定数量的货物换取一块领地建立据点，由此非洲开始了对土地的有偿租借和占有。欧洲人的土地私有观念逐步引入非洲，从而打破了土地不能永久性转让的神话。不过，由于非洲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其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总体上是极其缓慢的。
这就是近代以来非洲历史发展的概略。正是在这一宏观的社会经济背景上，出现了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但是，这种村社社会主义依赖于更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加以具体分析。
一、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
西欧资本主义向外殖民扩张开始于非洲，非洲大陆也是最后一个实现非殖民化、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大陆，因此非洲人民遭受殖民化的时间最为长久，所受苦难也最为深重。在非洲，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长达400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土地荒芜，农业生产无法正常维持，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黑奴贸易的另一个直接恶果是，非洲人地位下降，人格受侮，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可以说，在西方殖民统治下，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统治权都掌握在宗主国手中，当地非洲人几乎全部沦为二等臣民，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因此，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比其他大陆的人民感受更深，他们本能地憎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觉醒起来以后，便把非洲落后以及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归结为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的掠夺。当他们开始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宗主国决裂时，很自然地要抛弃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向往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恩克鲁玛、尼雷尔、卡翁达等非洲知名领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成为他们在非洲追求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因。
与此同时，这些非洲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除了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恶，他们还担心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独立后的非洲，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和加速经济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争取经济独立，从而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另一方面，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非洲人民，渴望能早日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这就要求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加强中央权力，使全体国民团结在政府的周围，这也成为非洲国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二、村社制度——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根源
自从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入侵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全面确立殖民统治后，非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村社结构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新兴城市、沿海地区和铁路沿线，被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瓦解。但是，广大内地农村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村社结构及其残余仍然不同程度地顽强保留着。而且，这种古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长期延续并固定下来，已经成为习惯和传统，这种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反过来又促进并加固了这种古老的社会结构。
在黑非洲传统社会中，亲属制度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农村居民或者居住在大家庭经营的分散田庄中，或者生活在由若干个大家庭聚居的村庄里。所谓村社，就是这种以单个大家庭或若干个大家庭聚居的村庄为单位而组成的地方自治体或共同体。
这种农村公社具备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归村社集体所有，个人可以使用，其他自然资源如森林、水源等，均归村社集体所有，这是村社赖以存在的基础。尽管在殖民统治时期，一些殖民政府曾宣布除已耕地以外的所谓无主土地、山林、水源等，归宗主国王室所有或国家所有，独立后许多国家也宣布土地国有，但实际支配权仍控制在家族和大家庭手中。每个公社成员可以取得为保证自己及其小家庭成员的生存所必需的土地。耕地、菜园、住地和牲畜饲养地等，均归个人使用；牧场、草地、狩猎场地、采集野果的林地等，则由公社并共同使用。当然，个人对所占土地所拥有的使用权，也只有当他是公社成员和有效利用土地时，才能保持。未耕种的土地可以收回，转交给别人使用。有些地区，如刚果河下游地区的村社居民中，宅旁园地已可作为私人财产继承，说明这部分土地已实现私有。其次，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生产和分配的基层单位。农村公社已不同于原始氏族公社，公社成员的构成是血缘与地缘关系相结合，血缘关系不再是联系人们的唯一纽带，地域联系在不断加强。因此，一个村子可以由几个并非同一血统的大家庭组成（但几个大家庭成员之间往往互相通婚），大家庭也允许无血缘关系的外来人员加入。血缘关系的削弱，地缘关系的加强，是相对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一大进步。大家庭一般是由一个男子（家长）及其妻子（可能多妻）、儿子及其妻子、未出嫁的女儿以及未成年的孩子，还有无血缘关系的外来人，如依附者、被保护者、奴隶或农奴等，组成的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加入大家庭的外来人，开始时都是非自由人，不算公社成员，不享有公社成员的权利。大家庭规模不等，小的几十人，大的有100—200人甚至达到300人，本身就可构成一个村子。如果家长只有一个妻子，则全家集体耕种土地。在一夫多妻制家庭中，每个妻子有自己的茅屋和耕地；家长控制财产，领导组织耕种一块全家的公用地。
就整体而言，大家庭、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三者构成村社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并且可以说，在非洲，由于村社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大家庭、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未遭破坏，这使黑非洲的村社结构能够得以长期延续，并顽强地保留到现代，成为超稳定的结构。
正是由于非洲的广大农村地区存在这种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非洲传统部落村社制度，所以，带有浓厚的部落色彩和原始公社观念的社会主义思想——非洲村社社会主义，便在这样的肥沃土壤中孕育而生。
三、社会主义思潮在非洲大陆的传播
欧洲近现代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孕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非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思潮和运动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社会主义思潮在非洲的传播则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了。
社会主义兴起于资本主义的故乡欧洲。在非洲，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与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教育的兴办联系在一起的。西欧左翼社会运动的发展，也成为推动非洲社会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大多留学欧美，在民族解放意识的激励下，他们不仅博览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而且与欧美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及其他左翼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并深受他们的影响。英属殖民地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及法属、意属或葡属殖民地的激进思潮绝不是在巧合中生成的，因为英属殖民地的学生大批去英国留学，在那里与费边主义的代表人物来往密切，法、意、葡属殖民地的学生，则在宗主国与当地活跃的共产党人联系较多。同时，西欧特别是英、法两个最大殖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借宗主国之便很早就与非洲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这种特殊关系便于他们向后者传播社会改良主义思想。
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使非洲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从而萌发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当然，这种倾向性与非洲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们大多来自内陆农村，从小就受到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传统村社生活方式的熏陶，因而社会主义易于唤起他们的共鸣。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更贴近非洲传统的社会生活和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振兴，非洲人民开始寻求一种与非洲社会传统、历史、社会环境和村社基础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样，就找到了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当时，西非国家的一些早期民族主义者认为，非洲的传统村社制度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阶级，是一种非洲特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这样，非洲的社会主义就由一个外来名词转变成一股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其目标就是使非洲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直接过渡到一个平等、富裕的理想制度。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进一步的瓜分和日趋残酷的殖民统治，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一思潮拥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也就在这一时期，非洲许多知名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南部非洲的桑戈尔、尼雷尔、恩克鲁玛、塞古·杜尔及中东地区的阿弗拉克等，成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的推动下，非洲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的组织。
非洲产生的这股社会主义思潮，经过长期的传播，终于在二战形成的新时代中放射出光芒，由一种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思想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的政治要求和奋斗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知识分子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神论思想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过程。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神论思想持抵制态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非洲的实践，晚于村社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从时间上看，非洲社会主义领导人在早期主要受宗主国流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由于非洲本土存在着原生态的以村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思想根基，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便发展了起来。
四、国际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