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绪
我第一件清晰记得的事是跟着母亲一道跑。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和动物——男人、女人、小孩、狗、猫和鸡——也都在跑。那时是一九二七年，我九岁，我们正朝着我家乡阿肯色州阿肯色城郊外那道高耸的河堤狂奔。密西西比河上游的另一道大堤溃决了，河水横冲直撞，我们在逃命。
河水在我们背后奔腾，母亲紧抓着我的手，紧得使我担心手会给拉断。我们逃得过这场劫数吗？
在那个胆战心惊的时刻，没人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接着母亲加快速度，拖着我爬上河堤湿滑的斜坡，我觉得双脚像离开了地面。上面有人伸出手，把我们拉到安全地方。不过我们的一切家当——衣服、家具和几块钱积蓄——都没了。
我们惟有从头做起。
我母亲是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八月四日，闺名格特鲁德·简金斯，在密西西比河畔长大。她因家贫只念了三年小学就辍学，到田里做工。她永远乐观愉快，年轻时就迁往阿肯色城，在那里当仆人维持生计，并积极参加当地教会和服务组织的活动。
大家都叫她“格特小姐”。她身材矮小，但力气很大，笑口常开，意志坚强，走路时昂头挺胸，既端正也庄重。她历经苦难、挫折和恐惧，培养出饱经霜雪、不惧怕未来的人才有的特殊气质。
我父亲对人友善，但对家庭责任不大认真。我六岁时，他在锯木厂里出了意外去世。一年后，母亲改嫁面包店送货员詹姆士·威廉斯。他是个好继父，我和他之间从来未有过恶言——我母亲在家里居于支配的地位也是原因之一。她是个注重纪律的人，会使用藤鞭子让我记住她的教诲。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抽烟。那是因为我十岁那年在屋后抽烟被母亲逮到，挨了一顿好打，到今天还记得。
我们没钱，但也没叫穷——这是很重要的区别。我从没有挨过饿。我们冬天有暖气，夏天就有那个残旧的制冰淇淋器自己做冰淇淋。虽然如此，在整个童年时期我都生活在满是尘土、血汗和痛苦的环境里，我一直希望能有较好的生活。
问题是阿肯色城的高中不收黑人学生。因此到了十三岁进八年级时，看情势我只怕不久就要步祖先后尘，过劳苦屈辱的生活。
我忘了母亲有强烈而坚定不移的决心。她相信有志者事竞成。也许阿肯色城没有肯收黑人子女的公立高中，但在芝加哥和其他北方城市也有优秀的公立中学。有几百万为了让子女入学迁徒北方。只要我们能够储到买火车票的钱，就随时可以加入那些人的行列。对我们来说，那可是很大的一笔钱。
格特鲁德·威廉斯的梦想是把儿子带到他能接受像样教育的地方，有机会出人头地。
我一九三二年六月初中毕业时，她储在床垫底下的钱还不够让我们迁居北方。母亲并没有气馁。她加倍努力，除了替好几个营地的河堤工人烧饭和洗熨衣服之外，凡是有人给她工作她都做。那年整个夏天，她就像中了邪似的。其实我自己也一样，因为我要帮忙工作，为五十个男人洗熨衣服、烧菜煮饭。
夏天渐渐过去，情况很明显，在开学以前我们不可能攒到足够的旅费去芝加哥。就在这个低潮时刻，她告诉我一个令我惊讶的消息：“你会继续留在八年级，直到我们储够钱去芝加哥为止。”她不希望我成为街上的野孩子，也不希望我就此开始贱役生涯。为了避免我未来走上那条路，她要我重读八年级——有必要重读多少次就重读多少次。
大家都嘲笑我们。邻居对她说，为一个肯定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男孩如此日夜辛劳，简直是愚蠢。我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不停地工作、梦想，和存钱。她说：“在这场比赛中，只要我们敢于自信能得胜，也有气力去跑，我们胜利是必然的。”
在那一年多里，母亲的决心从未动摇，虽然连继父也怀疑她这决定是否明智，她依旧不为所动。一九三三年七月，我们的积蓄加进了最后一枚饱染痛苦和汗水的银元。她转过脸去遥望北方和自由。
继父尽力劝我们留在阿肯色城，警告说我们等于在跳火坑，又说到了冬天我们就会在寒冷的芝加哥街头失业者行列里活活冻死。我知道母亲深爱我继父，因此我相信这是她一生活中最勇敢的行动之一：丢下挚爱的丈夫，带我踏上征途前往陌生的都市。也许她的心已碎，但我们登上火车时，她没有丝毫犹豫。她爱我继父，但更爱自由和教育。
我既兴奋又充满憧憬，也满怀爱惧。那时我十五岁。一切从此改变了。
到了芝加哥，母亲找到一份佣工。一年后，我继父也来了。我进了杜沙博高中，以优异成绩毕业。到了一九四二年，我计划出版我的第一份杂志《黑人文摘》。还有最后一道障碍：我需要大约五百美元，用来买邮票寄信给可能的订户。货款公司愿意借给我这笔钱，可是必须拿些有形资产作担保。
母亲因有我帮忙，设法买了几件新家具，我请求她让我拿这件新家具作抵押品去借那五百美元。和她朝夕与共那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犹豫不决。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赚够买这些家具，可不想就此有去无回。我一再恳求，最后她说：“这件事我必须问问上帝的意见。”
连续将近一个星期，我每天一回到家就问母亲，上帝有没有说过什么。她总是说：“没有，我仍旧在祈祷。”于是我和她一起祈祷。最后她说：“我猜想上帝希望我这样做。
到了一九四三年，《黑人文摘》已是畅销刊物，使我有能力做我已经梦想多年的事。我请母亲退休，对她说，以后她可以享福不必再工作了。那天我告诉她要把她的名字列入我私人的薪水名册时，她哭了，我也哭了。那种重负尽释的感觉，那种成就感——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而从那之后未曾再有。
从一九一八年到她去世那天，足足五十九年，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或者用电话交谈。无论我身在什么地方，在俄罗斯也好，在非洲或法国也好，我每天至少打一次电话给母亲。有一次在海地度假期间，为了打我每天的例行电话，甚至必须爬到电报电线杆上去。和我一起的人都笑我，但是母亲了解我。
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打电话给母亲，而她总会说：“你应付得了的。”
在那个也许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星期里，有一天我对她说：“妈，你知道吗，这一次看来我要失败了。”
“儿子，”她说：“你尽了全力吗？”
“尽了。”
“使出一切的力量？”
“使出了。”
“那就是罗，”她下结论，“只要你已尽全力，便是成功了。没尽力去做的才是失败。”
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身心皆是。我每一天都想起她，从而得到鼓励与支持。
这是极例外的一次，也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