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互联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进入中国，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写作却是从1999年开始的。不管它怎样不成熟，作为新世纪文学群体中的一种新文学形态，它从多方面颠覆着传统文学的规则和范式：1）、如果说传统写作以潜在读者、高雅、权威、良心、道义、责任等等规约着的话，网络写作则面对着屏幕，以即兴的体验感受和情绪信手涂鸦，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所受的约束都不再存在，合理的甚至恶劣的个性化都得到充分体现，取消意义，削平深度，以平面、时尚、随意、游戏、狂欢为特征；2）、从传播方式而言，传统文学以书籍、报刊、杂志等为媒介，需经过编辑审稿，并以市场为准则，网络写作则在互联网上打破这种运作机制，不受限制地传播，它以点击率决定自己的价值，私人话语在文化公共空间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3）、从接受方式来看，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新一代读者被网络所吸引，以读屏的方式而不是读书的方式，成为文学的读者。阎真：《互联网与后文学时代》，《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4期。总之，网络消解着传统文学文本信息单向传播以及单线型叙述的局限，从而使自己呈现出了双向交流，非线型叙述以及多媒体化的新特征。当然，网络、电视、手机等也逐渐模糊了文体的界限，以至出现了跨文体、超文体写作，不断改变着传统文学的版图，开创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和生长点，转换着新世纪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等。尽管目前网络文学弊病不少，但是，像孙睿的《草样年华》、张韬的《理工大风流往事》、何员外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蔡智恒的《小说E时代一夜玫瑰》、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忘记》、安妮宝贝的《彼岸花》、李傻傻的《红X》等文本、笑看云起的《告别处女时代》、漂泊的萍的《我的苦难，我的大学》在读者中造成的广泛影响不可低估。网络文学成为新世纪文学一道亮彩并预示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立体交叉路径。
杰姆逊教授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将以“赛博”（科幻与社会之结合）作为文学的主导样式，是否有理，是否应验，尚待来日。但看得见的比如前年的奇幻小说《哈利·波特》，今年的丹·布朗的悬疑小说《达·芬奇秘码》、《天使与魔鬼》，确实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然而，中国作家对此颇感陌生，除了惊叹，别无良策，这并不完全是个民族欣赏习惯问题，它反映了中国作家“世界性”的匮乏。科学与文学的交融问题已日益严重地逼近了中国作家。对一向缺乏未来意识和科学意识的中国作家来说，将何以自处？
六、政治、世俗、人性——新世纪文学的审美之旅
“题材无禁区”本是文学自由的表现，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却尴尬的发现，题材问题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雷区”。在新世纪的今天，写什么的问题依然突出，那并非出于外在压力，而是关系到作家的对精神价值的选择。
还是以上世纪“92年”为界较为科学。因为此前与此后的文学在宏观审美格调上划然有别。“92”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淡化，文学表现对象进一步模糊化。之前被几大传统题材群所遮蔽的众多“子题材”纷纷分门立户。于是，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乡土题材、军旅题材、商贸题材、官场题材、后知青题材不断衍变；加入世贸后，都市、性爱、犯罪、反贪、历史、生态、底层、隐私、移民、回忆、青春、校园、成长等等经过“变异”的新题材大量出生，涉及到今天生活均被文学收纳。都市题材似乎领袖群伦。
正是因为题材的繁复多样，它们所体现出来的诸如爱情、恩仇、妒嫉、尊严、伤害等等永恒主题，共同构成世纪末文学的“无名”状态。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所谓“无名”，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的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笼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鸣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多种主题并存。陈思和：《共名与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然而，仔细考察“92”后至当下的文学实践，将会发现，上世纪末仅仅是一个过渡期，无论是它的题材拓展，主题选择还是价值取向，都还处于“未完成阶段”。用“无名”来概括事实上意味着它的难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学阶段，不过是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的前奏。
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似在证明，经过“他禁”与“自溺”的洗礼之后，文学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多元、九十年代的众声喧哗，逐渐走向新世纪的相对有序化，如果不对有序作僵硬理解的话。我们不妨展望文学的“有名”状态的出现。所谓“有名”，决非由多元回到一元，而是包括：在一个自由、理性、和谐的社会，各项发展均在动态中维持平衡，文学努力遵循自己的规律，每“元”都由“无名”时代的现象描述进入到本质建构，初步确立自身的根本规范，同时又积极地与其他的“元”交流对话，共同约定众“元”的公共值。它以民主为基础，以题材的存在意义成为创作的前提性条件，对任何权威卸载，自在地形成文学的主题及其交叉意义网络，以复调形成文学永远的时效性和不尽的意蕴。它以政治文明、人性化、世俗化与精神化作为自己的原点与价值旨归，于是，任何一“元”都寄寓着文学的独立性意义。与“无名”文学相比，“有名”状态则可能成为新世纪文学的自我求证。“有名”文学不仅意味着对已有的文学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意味着给新世纪文学融入若干重要的新质：
一、倡扬政治文明，回归政治视角。这样说可能有些冒险，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难以厘清，争论永无结果，但不应忘记，文学终究属于意识形态，自然是审美意识形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二十年间，作为一种反拨，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以远离甚至游离文学为高洁，为保持审美纯粹性的条件，然而，物极必反，现在一些作家越来越感到政治视角的缺失对文学的偏废。这里所讲的政治与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不可同日而语，它理应是一个大概念，更侧重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向度，既表征为权力的中心，经济关系的集中表现，同时，又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性力量的交汇要冲，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深层的控制作用，作为社会的人很难脱离，作为表现社会的人的文学，同样很难脱离。我们对权力的层面往往比较敏感，对其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则往往忽略，在创作上，表现为故意回避和淡化，这无疑会损伤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大大削弱感染力。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非常强调政治视角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永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是很具代表性的观点。近年来世界性的电影节和文学奖中政治性作品的崛起，就值得注意。张平的《国家干部》即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上的新收获。它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底层的品格，是当今现实、国情、人心非常需要的。其他像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柳建伟的《英雄时代》、马晓丽的《楚河汉界》、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等，都有相当影响。问题在于，我们还缺少成熟的、富于巨大张力的政治小说。但它们作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生长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二、由世俗性切入，开辟日常审美新视界。相对于神性和精英意识，世俗性强调的是充满感性的生活；对人的情感欲求的尊重，对感官享受和物质实惠的肯定。在以往的宏大叙事中，充斥的多是国家、民族、历史、革命等巨型观念，个人被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取消了生存的正当性。但是，近年的“欲望化写作”和“身体写作”却又把世俗性置换为人的本能，无节制地过度释放，导致人性返祖、因失去道德的有效性而沦入生物性的境地。然而，不可否认，欲望是世俗关怀的中心环节，这决定了人们必须面对利益关系，而为了使人们的利益追求不是本能欲望的放纵，人的欲望与利益得到合理实现，就需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健全的伦理关系。新世纪文学中不乏面对世俗重建人文关怀之作。唐颖的《告诉劳拉我爱她》在平静的叙述中，享受平凡而温情的生活之美；陆离的《到佛罗里达》把贫贱夫妻相濡以沫的切肤之感，传达得微妙而痛楚；苏童的《女同学二三事》则在写身边人的喜怒哀乐，有荡气回肠的咏叹。显然，新世纪文学中不少作品对世俗生活有了更理性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