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与“长篇小说”
美国文化学者杰姆逊曾经说，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呈现出来。事实上，就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而言，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传记和心灵图像；而长篇小说，被喻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史诗、里程碑、长河、交响乐，于是被认为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能量和心灵变迁史。一个有趣而难解的事实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长篇小说忽然变成了文学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对可观的市场回报，使集中发表中短篇的文学期刊相形见绌。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长篇的审美含量一定高于其他。但由此长篇小说有了“时代文体”、“第一文体”之誉。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四千部左右，每年有八百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来要示，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当置身于当今长篇小说之林，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在这五年间，除颁布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每年都有“小说排行榜”和其他一些重要奖项推出。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述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在这里，我们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新世纪以来”。这并非一个突然降临的时段开始了，它既是又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确实呈现了一些前所未见其深广度的大变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高科技化更深细地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化的急剧推进，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情感。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理念和鼓舞力量。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互联网民一个亿以上，手机注册近四亿，石油消费全球第二，水泥消费全球第一，中国获“世界加工厂”之称，“神六”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载人能力的航天大国。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生态破坏、科技含量低、劳动力廉价、贫富差异、贪污腐败、道德失范、诚信危机等等负面的现象，也在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人文发展的逆态势存在。这，就是“新世纪以来”的生存语境。
所以，“新世纪文学”及其长篇小说同样不是从天而降，它由上世纪文学演变而来，属于“平稳过渡”，没有发生“文学革命”，一面与百年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厚传统密切相连，一面置身于复杂而陌生的历史新语境，正在展开若干新的因素和新的可能性。新世纪文学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界，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上世纪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长篇创作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二、乡土叙事：传统背景下的拓展与变奏
新世纪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庞大背景下延伸，传统的力量摆脱不了。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农民与乡村向来是文学的主要对象，数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是其稳固而深厚的审美资源。现在，书籍市场和大众文化领域，“文学都市”无疑占了优势，覆盖面大，确实存在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但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有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显然，他们与“五四”时期的鲁迅、1930年代的沈从文、1940年代的赵树理、1950年代的柳青、1960年代的浩然、1980年代的高晓声们，皆有所不同。如果说近年来乡土小说有何微妙变化，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象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像《城的灯》、《天高地厚》、《上塘书》、《猎原》、《妇女闲聊录》、《石榴树上结樱桃》等等一些写实性作品，不管写怀旧、写扎根、写移动、写喧哗，它们都离不开一个大背景：由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或逃离乡土，或眷恋乡土，或挣脱世世代代命运，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主题。而不同历史时期里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各不相同，这也就决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一母题具有常写常新的基质。
莫言的《生死疲劳》写1950年到2000年的五十年乡村史，西门闹们的故事，六道轮回的大胆处理，向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幅回归，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深刻复杂的理解。在《平原》里，围绕着端方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76年江苏农村的真实生存。事实上，何限于1976年呢，它有一种风俗史和地方史的意义。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毕飞宇能写出如此乡村体验，表达如此乡土认知，殊为难得。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黏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的由盛而衰，表现了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张炜的《丑行或浪漫》写乡村女子刘蜜蜡苦苦找寻真爱的过程，也涉笔逃离主题。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寻找和逃离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奇特关系——寻找是为了逃离，为了揭露乡村的宗法与专制；逃离是为了寻找，为了不屈不挠的诗性理想。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少乡土小说，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文化心理、精神蜕变、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一些作品的着力点所在。《笨花》有人归为历史小说，而我更愿意当作乡土小说来读，在我看来，铁凝并无刻意寻求历史本质，或概括某段历史风云的雄心，她着力描绘整体的、宽阔的历史生活场景，我曾用“平原美学”称之，即表现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中蕴藏的美质和世俗的烟火。华北大平原平淡，不好写，但它有血性灵魂，有笨花般沉重又轻扬的美。《受活》写了一群“受活人”——乡村弱势群体，对乡土有痛切感知，在揭示中西部乡村的生存状态上，阎连科有独到之处。作品不满足于表相真实，追求精神内在真实，所谓“虚构的世界里跳荡着现实世界的心脏”，直至诉诸荒诞。作者自言“因恐惧而写作”，他写的主要也是“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但用力过猛，快要撞破审美的最后边界，这种“惨烈化”倾向该是一种怎样的审美形态，值得研究。阿来的《空山》，有各种解读，作者阿来说，不同民族有共通性，他试图探求全球乡土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空山》写的是神性解体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要面对灵魂皈依的问题。在这里，“村落秘史”只是一些平凡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假若非要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角色，那就是机村这个村落了。江西一位不太知名作家李伯勇的《恍惚远行》，中心人物是个怀揣英雄梦的不安青年，一个做梦都想改变个人命运的叛逆者，一个找不到精神之根的游荡者。其悲剧性的“英雄情结”后面是空洞的，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贫困和无知。作者立足本土，试图发现传统和新生的精神因素，用现代之光加以观照。应该说，作者的思想意念很新颖，惜乎艺术表现力尚不尽如人意。
整体看来，乡土写作仍遭遇困境，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长足地发展变化，它必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问题的症结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急需的精神元素上，有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比如，《白豆》中的白豆这个女人，已逸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于是，我把《白豆》的故事看作一只老船装着读者在江河中起伏跌宕，直到把人引向彼岸，那岸上是盛满人性花草的原野。再比如，有的作品到动物身上去寻求崇高、自尊和诗性，实际是极端形式的人性的呼唤。《狼图腾》希求精神阳刚而强大的愿望，在物欲使人变得懦弱之际，含有积极因素，但用羊性和狼性划分文明史，企图浪漫地、情绪化地、激昂地解读人类史，却是不科学的。在《藏獒》里，杨志军通过对冈日森格和多条藏獒及其征战史的富于声色的描绘，在发掘勇敢、忠诚、尊严和万死不辞的品性，它一面回归原始，一面恰恰具有现代性。
三、重诉历史：重要的是在哪个年代叙述
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凡此种种，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总的看来，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成就突出，收获丰盛。事实上，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大致看来，对历史题材的处理经历了由当年的大写阶级斗争、大写农民战争，到今天的大写励精图治、大写圣君贤相，其中伴随着历史观的微妙变化，突出了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把圣君贤相纳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并承认其作用，显然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由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彻底否定“帝王”，到现在某些作品无条件地讴歌“帝王”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