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必须看到，有政治家的政治，也有文学家的政治，两者之间既不能相互替代，也没必要追求趋同。完全趋同就可能重返“工具论”的老路。文学家的政治不仅在于必须首先遵循文学的独特规律，而且在于，必须是通过对人的灵魂审视而达到对人的精神关照，它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与人的内在关系的角度。现在普遍的问题是，一些关注政治、贴近现实的作品，面临模式化、平面化的困扰，缺乏新的思想和新的形式，相当多的作品停留在“反腐”的水平上，停留在义愤上，停留在黑幕小说的趣味上，或就事论事地、津津有味地描写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过程，或仅仅把政治理解为权力的操作，难以站到时代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整体性地把握生活和对政治文化的建构精神来统驭题材。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像雨果的《九三年》、斯汤达的《红与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等等作品，它们都含有很强的政治性，毋宁说是在写政治，但那是何等睿智的眼光，超越了题材表层时空的有限意义。应该说，近年来文坛上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官场政治小说”是引人瞩目的，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作家的良知和正义感、使命感，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腐败现象，向世人展现底层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进而思考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矛盾关系，既思索政治体制对改革的影响力，同时探索伟大的改革对现存政治体制的反作用力。然而，必须看到，他们的作品包含着较强的新闻因素、政论因素及某些报告文学元素，近来更强化了“影视剧化”的因素，就其质素而言，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刻层面，也不能说已提出重大的时代性精神课题。我们的文学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高超成熟的“政治小说”。
三、书写风格的变化
在今天，几乎所有传统的书写方式和文学体裁都面临着危机，只是我们不觉得罢了；在今天，几乎所有文学领域的书写风格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我们尚未及时总结罢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体上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作用于审美意识的反映，过去这种变化被认为非常缓慢，现在不同了，由于时代变革生活的急遽和深刻，书写风格的变化似乎也加快了。这里仅就我突出感受到的几点谈些看法。
在叙事方式上，我们历来有一种对史诗和全景的膜拜传统，有一种把文学作为书记员和历史教科书的传统。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时说，“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前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些话对构成所谓巴尔扎克模式有重要意义。诚然，并不是作家的本意要把文学当历史来写，而是作品客观上具有了如此大的知识包容。但是，我们依然要问，在今天，这样的方式还有多大的存在理由，在传媒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文学还要不要把大量篇幅交给经济学、统计学或其他什么学？还有多少人希图从作品中学习到比职业的专家那里更多的知识？这是颇可怀疑的。因为知识的结构和意义发生了巨变，人们汲取知识的途径更多样了，从文学中获取的应该主要不是知识。
这里，我并不简单地认同那种排斥宏大叙事而提倡小型叙事的观点，我只是从生活现实中感到，人们对文学的需要变化了：现在更需要一针见血的东西，更需要拨动现代人深藏的心弦的东西，也就更需要给作品减负、减肥、瘦身了，因为人类知识的重负太大了。于是，在创作上，一种不以展开的社会生活面多么广阔为务，而是以集中的笔力深掘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像《许三观卖血记》、《白豆》等似乎就代表了这种简约的风格。记得四年前，正值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出现过一个竞写百年沧桑的热潮，几乎每部作品都是一百年的跨度，历时性的结构，追求宏大的史诗气魄，作者们为之耗费了大量体能和精力。应该说，力作也有，却很少。问题出在传统的创作方式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之间的矛盾，作者的雄心壮志与读者的实际需要之间发生了错位。这一现象告诉我们，选择史诗性的百年小说是要承担风险的。家族小说的“硬化”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家族母题中生发的家族小说本是我国文学传统中的强项，很多百年小说大都袭用家族小说框架，《白鹿原》的成功似更增长了作者的信心，然而，目前大量家族小说却陷入思想的贫瘠化和情节的模式化不能自拔，无非重复一些任人皆知的道理。但任何事物又都不是绝对的，比如新近出现的百年小说《水乳大地》，就重新召回了史诗型写法并取得了一定成功。
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新探索，应该是近年文学书写风格变化的又一突出表征。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借鉴外来形式也即“西化”始终是主导的倾向，现代意义上的新小说，无疑是在西化模式上建构的。民族化、民族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口号虽也提倡，总是断断续续，有时会成为保守主义的遁词。但当此全球化语境咄咄逼人之时，本土化写作和本土化风格则变得意义非凡。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里说：“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是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地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莫言的这些话不啻是一种宣言，代表的是一批作家的新追求。《檀香刑》就糅合了高密的猫腔，一种韵文。阎连科从《日光流年》开始了对河南方言的改造应用，雪漠对凉州方言的运用，还有毕飞宇在《青衣》里对京剧韵律的贯注等等。它们既非现实主义，亦非现代主义，把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把最传统与最现代的扭合，逐渐形成新的本土化叙述风格。这些追求加深了我们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认识。当然，这个“民族的”必须是开放前提下的“民族的”，而非封闭前提下的“民族的”。
我们还注意到，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携手，正在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前途和命运。到底是影视拯救了文学，还是伤害了文学？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虽然，因为“触电”使文学原著和作家本人一夜成名的故事并不鲜见，但在过去，一些清高的作家并不很情愿向影视靠拢，或者对影视能否真正表达他们原作的意蕴心存疑虑。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是一种时间艺术，可以展开无尽的想象和精妙的心理刻画以及独白、对白、议论等等，影视却是造型艺术，一种视觉语言，毕竟有空间限制，它最需要的常常是一个诱人的故事加上一系列强烈的动作，因之大量的文学性因素被无情地过滤掉了。事实上，最精深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无法改编成功的。然而，影视的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电子传媒的覆盖效益诱惑着作家，正在促使作家们为适应影视话语的要求来改变文学话语的方式，这种伤害是深隐的以致是致命的，但又无可如何，我们无法阻止作家们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影视写手，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小说以“分镜头化”的面目出现。我们还将尴尬地发现，越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其发行量越是大得惊人。
四、人们到底最需要什么
要吸引住今天的读者很难。曾经有人统计过，电视节目倘若不能在三秒钟内吸引住人，观众马上就“跳台”，文学固然不至如此，但情形也差不了太多。书籍遭到冷遇的现象很普遍，读者中断阅读的概率在大大提高。今天作者年轻化，读者更在年轻化，他们在决定书籍市场的走向。似乎写沉重的不大行，写深刻的也不大行，深度模式受到了质疑，更受欢迎的倒是线索单纯、人物有趣、贴近心灵、引人入胜、轻轻松松的那种。《手机》即有此特点。据说它不“触电”，只能发行二三万，一触电，发了三十万册。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状态”。我们有时会感到，在今天宫闱、反贪、侦破、言情、武侠等等，在热过一阵子后，似乎都走到头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那么，什么才最吸引人，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就很值得研究。肯定地说，人们最需要的东西不止一样，应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举凡远古、历史、现实、政治、军事、道德、宗教、伦理等等，皆有可能成为热点。
前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忽然热播，出人意料。事实上，作品描写的那个年代，对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并不是很关怀的，由组织指定婚姻的方式甚至应当引起反思和批评。但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兴致勃勃，为什么？是主人公的个性峥嵘，本色，亲切？还是人们发现，在物质极为艰窘的年代，人曾经那样真诚、那样纯朴、那样美好地活过？似乎都有一点。质而言之，因为它关注了人本身。这可能就是最需要的关键所在。对文学而言，最根本的应是关怀灵魂，关怀人的生存状态，以人为本。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人们最需要的是富于钙质的作品和呼唤真情的作品。文学缺钙，已成严重问题，所谓钙，不仅指人格、良知、正义，还应体现于钙质的本土生成。它是一些坚硬的质素。凡是揭示民族性格的作品，是有钙质的。文学的钙体现在作品的精神追求上，体现在作家的人格精神上，体现在对人的灵魂的关注上。另一方面，如有人所描述的，真情缺失、真爱难求、诚信危机、贞操淡薄，在此道德解构与重建的大背景下，人们渴求于文学的，无疑是真情。缺什么，就需要什么。问题在于，什么是真情，需要哪种真情：古典的、传统的、解构的、嬉笑的，还是世俗化的？那真是各有所需。
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学有形形色色的花色品种，但精神探求的力度不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声音。不少创作者抢占市场的意识很强，沉思默想的劲道不足。作品缺乏思想的魄力和张力，仍是根本问题。许多作者热衷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市场、服务于都市、服务于消费，独独疲于思想精神的探求，以致缺少坚实的思想质地、缺乏整体性、缺乏“社会意象”。这也许就是我对当前文学审美趋向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