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以小说创作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就其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而言，中国小说精神缺钙的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化和严重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部分人群的精神生态趋于物质化和实利化，腐败现象蔓延，道德失范，铜臭泛滥，以致一些人精神滑坡，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若从五四以来小说主动承担思想启蒙任务的角度看，一段时间以来，思想启蒙的声音在部分作家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化，他们的小说告别了思想启蒙，走向解构与逍遥之途，如新写实小说。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较为普遍地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部分作家或者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者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者走向自然主义的人欲放纵，如身体写作。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过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骗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疑义，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从小说究竟应该务实还是务虚的角度看，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个商业、经济、产值、利润、收入、GDP、财富、成功人士凌驾一切的时代，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换为一种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这当然不是当下文学的全部，却也是不容忽视地存在着。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然不是全部），当前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就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当然有优秀的作家作品，但就平均数而言，现在文学的缺失则是不容回避的存在。
我认为，就现在的文学本身而言，其次“最缺少”的是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今天的不少作品，如新乡土写作、官场文学以及工业改制小说等等，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这样说，并无丝毫轻看批判性文学的意思，揭露、批判、直面“惨淡的人生”，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多年来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中国作家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在与瞒和骗的文艺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错觉，往往把激愤批判之作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并把批判性文学当作世界文学的高峰来看，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就是中国文学的方向，就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种看法的偏颇在于，它忽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这里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并非如有人浅薄的理解，以为是指当下政治性的“导向”，或表彰好人好事之类。它要广阔得多。它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其实，即使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也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关怀被侮辱者，并表达人性的追问，表达终极关怀。《红楼梦》更不必说，它绝望、悲悼甚至虚无，但它的内里却始终燃烧着美丽人性和青春浪漫的巨大光焰，从来就是云空未必空。而在我们这里，不少作家把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唯一的深刻和深度。这只能说明精神资源的薄弱。现在的难点在于，正面的价值声音，如何才能不是抽象地、外贴式地而是内在地、如血液般地化入文学作品的肌理之中；再追问下去，难点更在于，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传统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例如，在今天，我们的思想资源就甚为复杂，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传统、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等等，无所不包，都在起作用，但主导价值就是不显豁，以致一些作家失去了价值判断能力，以价值中立来掩饰其莫衷一是的尴尬。
三、呼唤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
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如个人化写作或者私人写作，“70”后的欲望叙事以及为赚取市场卖点的商业化写作等。这就大幅度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
那么我们现在的创作现状怎么样？我们看到，对于日常生活的原汁原味的仿真和临摹写法，从一开始的亲和感、烟火气，渐渐变成令人腻歪的唠叨；对于身体和感官的再发现，从一开始的反抗传统，变成了扭捏作态的展览；对于血腥和暴力的变态渲染，从开始的扩大审美（或审丑）疆界的创新，渐渐到了令人战栗和难以承受的地步；对于“性”事的大量感官化描绘，对于偷情故事的低水平重复，从开始的一点积极意义，到了让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完全消解了意义的地步；再如“堆积苦难”，从一开始的召唤起人的神圣同情感，到夸张失度——世界上哪有一天、一分钟都从没高兴过的人呢。这不禁令人感慨：过去是，越“光明”越好；现在呢，越肮脏越好。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左”倾时期，这不让写、那不让写，假大空、高大全，走进了死胡同；现在放开了，什么都可以写，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出现了面对垃圾堆失去了嗅觉。其实，生活并不是那样的。我很同意一位作家说的，悲悯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如果把邪恶和肮脏掩盖起来，这样的悲悯同伪善是一回事。当然，这里还是有个“度”和分寸感的问题，这是文学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的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能力。
四、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是对畸形的
复制能力的有力遏制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的第四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据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均产长篇小说八百部左右，可真正以艺术质量进入评论范围的每年只有几十部，而大量注水或千书一面，用几个模式可以一言道尽的，却比比皆是。这已经导致当前文学中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复制浪头”，一个时段什么故事吃香、什么题材耸人，这类作品就像事先商量的一样，联袂而出，而且发行业绩出奇的好；而命意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流行总是压倒独创。千篇一律的偷情故事、千篇一律的受难故事，若捂住作者名字，你是绝对看不出有啥区别的。不少名家，渐渐形成万变不离其宗的结构“秘方”，把几种他最熟络的审美元素拿来调制一番，就能调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其实他永远在写着同一部作品。
最近，阎连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自我重复问题。他说，他面对写作时出现新的重复，明知重复却又无可奈何。早期写作，最重要的重复表现为故事与人物的重复，可当这些重复在努力中还没有完全克服时，新的重复又渐渐显现和突出了。比如《受活》、《日光流年》、《丁庄梦》，它们在故事人物结构上都有差别、都有个性，但在作者认识生活的方式上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新重复可能是创作上遇到的最大尴尬和无奈，是最难打倒和战胜的创作的敌人。在我看来，阎连科算是当今文坛上揭示乡土生存境遇的颇具深度的作家之一，他给自己提出了高要求。他说的是达到一定境界的高层次重复。阎连科尚且如此，可以看出，自我重复、缺乏原创性的问题已经多么普遍和严重。一般来说，作家一生创作都有自我重复的影子，即使有的大作家，自我“重复”的特征也很明显。可是，问题不在于重复，而在于精神探寻的递进性，由递进而展示思想和心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原创性。杰出作家往往以其思想魄力能实现这种跨越，而许多作家的精神探寻则缺乏这种“精神的递进性”，故其创作还不是高层次的原创，形而下的批判远大于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近来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表现新农村的问题，我看问题不在表态，而在作家们对新农村知道多少，思考了多少。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里说：“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可见，农民——乡土题材不是中国阶段性创作的热点，而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今天的农村，已不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也不再是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浩然笔下的农村，甚至都不是高晓声笔下的农村了。所以作家们的评价眼光、价值尺度、主题取向，都有可能发生某些微妙变化。问题的要害是，许多作家徘徊在固有的视角，重复着一贯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袭用现成的思想精神资源，提不出新问题。诚然，不能低估中国乡土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但对中国农村来说，富于现代性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尊严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问题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难道不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吗？“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
在本文里，我谈了四个“最缺少”。按说，“最缺少”只能是单个数。但文学的问题复杂、缠结，非单个数可以厘清。使用“最”字，无非是突出其严重性、紧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