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上正在出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1984年5月15日
时间在升值
金钱在贬值，时间在升值。高档家具、高档皮鞋人们照买不误，电视节目不准时播放，可就激起了众怒。这似乎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为耽搁了众人的时间而爆发的颇有声势的、来自群众的批评。这是1984年6月23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电视台的有关人士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向观众作着解释。这一个信息告诉我们：现在多少人视时间比什么都金贵。
自选市场的东西当然贵，但是你看，这个姑娘拎了满满两兜食品从那里走出来了。这得多少钱啊！可是她说了，毕竟不用排队嘛！这叫用钱买时间。
她穿的这叫什么衣服？再看看这一条街上的姑娘，她们衣裙的款式我在去年好像都没有看见过。衣着流行的周期大大缩短了，如同知识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一样。在每一个单位时间里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在1984年的春、夏，报纸的标题像叠影似的向你传递着新的信息：
《光明日报》2月17日报道：《京郊农民程秀芝喜购钢琴》
《北京日报》3月6日报道：《北京举办局级以上计算机应用学习班》
《人民日报》3月11日报道：《认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中央单位举办讲座受欢迎》
《北京日报》6月9日报道：《大兴县庞各庄乡“多思”计算机软件服务部参加计算机应用展览》
《北京日报》6月9日报道：《房山县农民袁景春重视信息、效益，七亩半菜地五个月收入七千五百元》
……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农民，抛却了多少年以来的自卑心理，大大加强了对生活的能动性。
变革的时代，提供了发挥能力的机会，也提出了对能力的挑战。
现代化也是知识化。在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年代里长大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涌现出一代歌星、影星、体坛明星、文坛新星……新时代星河的主体，是那些苦熬苦读的自学者。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三年，到1984年2月，已有中文和英语两个专业的一百三十三名考生通过各门课程的考试，获得了专科毕业学历。另有九个专业的三百多名自学者取得了八科以上的合格成绩，还有两万人获得了四万张单科合格证书。
原来知识不反动，而且知识就是力量，是革命的力量！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观念正在被时代的浪潮冲击、洗刷。1984年第五期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这样的诗句：“世界在倒废纸篓，倒掉了种种旧概念。”
知识是立国之本。但是，据1984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男职工约为三点九小时，女职工为五点二小时。”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获取多少知识，创造多少财富啊！必须从多方面提供家庭服务。这是新建的劲松住宅区414楼，北京市第一个家庭服务公司就设在这里。这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正在和用户洽谈。她叫赵桔，1983年9月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后分到市妇联，不久和妇联几个干部办起了这个服务公司。啊，这么多用户找她：“赵桔同志！”“小赵！”她就像一个棋界高手可以同时和十来个人下十来盘棋似的，她同时应付着四方的问话。谁让北京市现在至少有两万左右的用户需要家庭服务呢？
生产力需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向新技术进军的队伍，也猛烈地冲击着束缚生产力的各种管理体制。《人民日报》5月17日发表了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人们的呼声：“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光明日报》6月23日发表了国家劳动人事部负责人的谈话：《改革人事制度势在必行》。
我迎着改革的潮头，接连采访了几个单位。就像冲浪运动员一样，时时被翻腾、跳跃的浪花所冲击，心情难以平静。今天，1984年6月25日，总算可以坐下来构思了。
今天的报纸来了。头版醒目地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领导同志要求广大干部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我写这篇文章真是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可是，我怎么来写这篇文章呢？我们每个人全都面临着挑战和机会……
有人性的电话
一个报告文学作者和一个企业的经理，同样地需要大量接收信息，迅速作出处理。美国这个拥有一百三十二家连锁超级市场的“巨人”食品公司的高级总裁，在谈及信息对管理的作用时说：“如果信息齐备，做决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任何事物都是由社会的需求量来决定它的价值的。在改革的时代，“信息”二字好像一夜之间就成了畅销词汇。我是个科盲。关于信息，我对电话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手段有着最强烈的感性认识。是的，当我决定进行这次十分新鲜但却“漫无头绪”的采访的时候，使我感到望而生畏的不是这个题材的广度和难度，而是电话！
我要多跑几个单位，多采访一些人，我就不能不打一系列电话。而打公用电话就得等、等、等——占线的、没人接的、别人插进来打的……这是北京的一个随处可见的公用电话站。这些等着打电话的人，神情都是“程式化”的：心急如焚，头上冒火。我拨着电话，占线，占线，占线……怎么哪个电话都占线？“你先打吧。”我对身后一个人说。他刚打完，一个反应灵敏的人一下把话筒抢到手，我只好仰天长叹：时间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一切技术进步的实质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电话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使世界变小了。电话所带来的时间的节约是无法估量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发展落地电扇、各式沙发等等的同时也发展电话吗？电话是美国科学家贝尔在1876年发明的。当时的社会不承认这个像玩具一样的怪物。贝尔只好四处奔走进行普及电话的宣传。一百多年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三点七，我们今天难道还需要奔走呼吁普及电话吗？
打公用电话太耽搁时间，我干脆不打了。直奔电话局。我想知道我们的电话局在这个要实现信息现代化的时代到底有什么打算？
有人说技术是有人性的，可以减轻劳动量，提高效率，使人更好地使用精力。啊，有人性的电话，电话的人性！
5月23日的下午，丰台区的蘑菇专业户赵明才走进电话局营业室，拿出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要求自费装电话。
5月24日下午两点多钟，电话局的师傅们就在赵明才家安上了电话。
北京市郊的一个农民自费安上了电话。可喜可贺。
但是，一个个电话打到了电话局：“你们电话局是不是吃了他的蘑菇了？为什么我们申请装电话拖了这么长时间却装不上？”
哪里装得过来呢？到1984年4月底，累计电话待装户已有二万七千。这还只是指申请待装的，只占实际需要量的四分之一。更多的人知道装不上也就不申请了。
电话就是这样，普及程度愈高，需要量就愈大。如果别人都没电话，我安一个电话打给谁去？电话的普及程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电话线就好比是动物的神经系统。判断是否高级动物，需看神经系统是否健全；判断国家是否先进，也需看电讯是否发达。我们在吃大锅饭的体制下，由国家统一计划，统一销售，用不着竞争，用不着市场信息，要那么多电话干吗？
正如信息转眼之间变成畅销语汇，电话也在转眼之间变成紧俏商品。你看，蘑菇专业户赵明才一语道破了天机：“铃声一响，信息来到，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了。”
电话局采取了一个应急措施：在全市装了一批两三千元钱一个的铝合金的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加上维修人员的工资，这个成本费是收不回来的。长安街、王府井、前门……竖立着一个个洁净的电话亭。但是北京最多的是胡同，怎么没见胡同里有电话亭呢？啊，走进这个电话亭我就明白了。有人为了偷电话机身里的硬币，把机身拆走了。怪不得电话亭不敢进容易出事的胡同。
也许，真正棘手的不是物质的后遗症，而是精神的后遗症。
这是一个包括物质和精神的综合治理的工程。工程指挥部就在中南海。
我走进中南海，走向中央办公厅。湖水绿得诱人。一排浅蓝的游船静静地靠在岸边，像一行待嫁而又无人问津的大姑娘。“在这里游泳多好！”我感到我的心已经跃入湖中漂浮了起来。“没时间啊。”办公厅的一位同志说，“书记处正在开会。”他的眼神变得像湖水似的清澈明亮。
我走出中南海的时候，恰巧看到几个人在传达室联系参观中南海的事。其中一位妇女正在借用传达室的电话：“……你把柿子椒掰了洗了！我回家一炒就得！再打几个鸡蛋！”
在这位妇女的毫无顾忌的大声嚷嚷中，我想，里边那个书记处会议将使这位妇女底气变得更足，电话打起来更方便，准备一顿午餐的时间更短，桌上的食品更丰盛。
是的，1983年国家定的七十个重点项目中，北京市有八个，而其中市电话局就占了两个，还要引进程控交换机，搞电信和电脑结合的数据通信……
那么，有盼头。
我在电报大楼的六楼，望着电话局总工程师范铁生。他穿着肥大的蓝布裤和皱皱巴巴的旧汗衫。他1946年从一个大学的电机系毕业。三十多年来，变换过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和学习的岗位。电信研究所、北京国际电台、无线电管理处，在河南农村种地、搞农机、管油库等等，最后在北京市电话局任总工程师。他的面前是没有穷尽的新课题。“学不过来啊！”范总叹了口气，“自己支配的时间太少了，只能学些皮毛应付工作了。太落伍啦！来不及学啊！”
六十岁的范总需要像四十岁的人那样工作，像二十岁的人那样学习。
我们的范总自嘲地苦笑着。
冰块的撞击和春的信息
谁想抓住发挥才干的机会，谁首先就得面对知识的挑战。当历史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世人不会问你是不是被什么客观原因耽搁了，只看你有没有力量跃上浪峰。
是的，与其向人们解释，不如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其相对惋惜，不如抢时间来书写自己新的历史。
这些人行动得真快！他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排起了长队。这是1979年普通的一天。这一天，当然不会写进1979年的年鉴，而且恐怕也无人再会谈及它。但是我敢说，这一天是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我就想从这个长队中选两个人物来写一写。
这一天，北京百货大楼首次卖香港的砖头式的录音机。从1979年到1984年，前后不过几年，如今X喇叭的录音机也不会使人大惊小怪了。今年5月份我去大兴县的一个农民家里，附近一个个农舍都传出录音机的声音。这家的小学生向我说着台湾歌星张帝。“你怎么知道张帝的？”我不无惊奇，我都没有听过张帝的录音带，这在大陆是稀有物品。“我们全听过他唱的歌。”小学生大模大样地、居高临下地和我说。
好像那是多么遥远的事了。那时，录音机对于我们不是意味着一个物品，而只是字典上、书刊上的一个词汇。本来，商店里都没有的东西谁会有呢？但是，1979年的这天傍晚，百货大楼突然要出售录音机了。排队、发号，队伍正在无限地延伸下去。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那么，里边的人就这么干站一夜？明天九点开始卖，还不定要站多少时间呢。不过，你看看这些被软禁起来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幸运呢！被关起来，那就是准可以买到了。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购买录音机的公民。
你瞧这个姑娘，那对不算大但是很有神采的眼睛里闪烁着会心的、幽默的微笑。这一屋子兴奋的、浮动的、摩肩接踵的、嘁嘁喳喳的人，就好像是河流正在解冻、融化，它传来冰块的撞击声和春的信息。人们对文化的渴求被封冻了那么多年了啊……
这个姑娘叫李晓云。爷爷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过贡献的大知识分子。“不，”她说，“你可别把我爷爷的名字写出来。我最反对依仗家里人的名声、地位。”
这位有名的爷爷给她带来的是抄家，是全家大人都成了“叛徒”，只剩她这个十几岁的学生孤身从徒有四壁的家逃了出来。她爬上一列货车，车厢里两旁各有十匹马。中间有一个看马人。“叔叔，人民列车人民坐，让我坐在货车上吧。”二十匹马中间的这一男一女互相紧张地提防着对方。这位“叔叔”不知道这个姑娘是干什么的，这个年月什么事没有？这个姑娘更不知道这个“叔叔”是好是坏。万一他欺侮她，周围可是只有马啊……
到站后，李晓云又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只能坐一小段路的火车票。她的邻座是一个农民。“大伯，您那儿有没有插队的学生？”“没有。我们那儿苦着呢，没人愿意去！”“那，如果有人愿意去，你们收不收？”“收。”“真的收吗？”“姑娘，怎么了，你还真想去呀？”
这是河南省汝南县边上的一个小村，处在三个县的交界处，偏僻、闭塞，真是个被文明遗忘了的角落。这里自然没有人会知道她爷爷的名字。没有户口的李晓云找到了她可以生存的地方。
在这个角落里，生态、生理、生活都失调了。树都被砍了当柴烧，妇女饿得闭了月经。人得驾辕、拉犁，因为牲口饿死了……
“把我留下，你们的口粮不是更少了吗？”李晓云凄楚得眼前一片愁云。
“总能对付的。要不，从牲口的救济粮里拿出一份给你。”
这年粮食打下来了，李晓云本以为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但是，队里却卖了粮食买了几千块砖砌了一个忠字碑……
荒唐的事多了，也就不显着荒唐了。当李晓云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走进大学学府的时候，工宣队的师傅们告诉她：大学是部队编制，她那班的老师姓苗，应该叫苗连长。
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孪生姐妹。苗连长的学生们连A、B、C都没读过。鲁迅曾经痛心疾首地说过，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是的，我们不能再因为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而妄自尊大了。我们在多少领域里都需要从A、B、C学起。北京市电子计算机中心的技术人员李晓云就得从A、B、C开始学外语、学计算机。她多么渴望有个录音机啊……
李晓云望着百货大楼这一屋子等着买录音机的人们，这些在文化沙漠里跋涉了十年的人，那疲惫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希望的光。李晓云希望着什么呢？她自然想不到不久她会去美国公费留学，然后回国和周小刚他们一起编制计算机程序。她只是希望做一点事情。她在她那一代年轻人中，从来不算出类拔萃的。“周小刚比我强多了！”她说。
开命运的大门
排在队伍前边的这个年轻人就叫周小刚。也许有人要说：你这篇报告文学一会儿写事，一会儿写人，你到底是写人还是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