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莉小姐夺得冠军不足为奇。这位商场售货员曾在“中华广告模特大赛”中荣获“最佳风采小姐”奖。有着4年模特表演和比赛经验。22岁，身高1.78米的金莉在自己的家乡参加竞美活动，当然放松多了，显得自信十足。她说，冠军非她莫属。因为她知道自己具有战胜对手的能力。当她真正戴上皇冠时，开心地笑了。斯时，已有导演、广告商向她发出了拍片邀请。她说，时机成熟时，她会踏入影视圈的。
今天的山东，典当、经纪人、第二职业、股票、海外资金、房地产接踵而来。冲撞着人们的脑筋。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考察了广东后说，山东人的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
但是在孔子家乡选美，引起了一些长老们的非议：他们不敢看少女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身着泳装搔首弄姿。他们心里的千年文化积淀太厚重了。他们害怕“三点式”。
然而，美是不可抗拒的，当他们眼看着姑娘的表演时，竞连眼都不眨一下，瞪圆了眼楞神。
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光林、刘守璞担任了大赛组委会主任。他们认为，在孔子家乡选美遇到阻力是正常的事。但是，选美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挑美女，而是要改变山东人头脑中国的保守意识，促使人们接受新事物。
有意思的是，出资赞助选美赛事的企业，是孔子故里曲阜的鱼台酒厂。故命名为“孔府宴杯”。封闭保守的孔府与开放现代的选美水火不容。今天终于被“三点式”女神打跨了。
1992年的寒冬，三千女儿以自己的优美胴体，为齐鲁大地带来了一股温馨的春意。
8．民族之花艳天下
19992年9月3日，由文化部少数民族司和第二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首次举办的“民族之花”大选赛，在四川成都拉开了序幕。大赛设立了“最佳风采奖”、“最佳表演奖”等，各个民族还要评出自己的“金花”和“银花”。这项赛事马上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某个省、某个直辖市、某个地区或在某个行业里评出个什么“小姐”来都好办，可要全汉族中，真的选出一位能代表10亿汉族的最美的精粹和典型来，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在10亿汉族中，选出成千上万个美女，并不是件难事。但要在人口众多，美女如云的佳丽中选出一位“民族之花”来，恐怕就要费尽心机了。
这位“汉族金花”不仅要容貌娇美，身材一流，而且要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内涵来。既是大赛，那么，她的服装、语言表达和歌舞才艺等自身素质都是影响夺冠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全国56个民族，在当地政府的干预下，立即在本地区范围内展开了预选赛。大家都希望能从自己的民族，选出一朵“国花”来，选出一位国色天香的绝代佳人来。尽管，56个民族中，最后要选出金花一名，银花、宝石花若干名。
这真是一场残酷的角逐。东道主四川是个人口大省，他们竟在自己家门口，推出了10多名漂亮的川妹子，意在摘下那朵令人仰幕的“金花”。来自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市的170名族佳丽们，当然也跃跃欲试，准备和所有的对手一争高下。身材出众的时装模特来了，擅长表演的戏剧、舞蹈演员来了，才高八斗的大学生来了。差不少各地的选手都是三五个
只有上海例外，它只派了上海歌舞剧院青年舞蹈演员韩冬冬孤身一人“单刀赴会”。上海偌大一个都市，人才跻跻。上海姑娘既有江南名媛的窈窕娇柔，又有聪颖艳丽的现代气息。派上十个八个佳丽前来参赛都有绰绰有余。但是，他们接到通知时，离参赛已经不到一个月了，根本不可能搞预赛了。上海市文化局有关领导几经研究，决定让20岁的韩冬冬代表上海前去参赛。以韩冬冬的自身条件，即使拿不到冠军，但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8月28日接到通知，9月1日必须赶到成都报到。时间对韩冬冬来说太紧了。时间再紧，也得做个准备。舞蹈编排似乎问题不大，表演服装有爸爸妈妈代劳，剩下的就是搜集各种知识资料了。爸爸妈妈没日没夜地为她设计赶制了一件线条流畅简洁的白缎无袖旗袍。胸前缀着11朵淡红色的玫瑰花，象征着11亿人民的大团结。
9月3日晚，成都人民体育馆。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台、报刊的记者，簇拥在舞台前，等待着大选赛的开始。
选手们服饰华丽，光彩照人，尽情展示着各民族女性的形体，一举一动无不透射出她们的气质和文化素养。
上海的韩冬冬，一出场就把人们惊呆了。在满场大红大绿的色调中，她那一身白缎紧身无袖旗袍，显得十分抢眼突出。淡雅中有高贵、平静中有激情，于不露声色中透出夺人的气息。而她那1.70米的身高与标准身材、娇柔的脸庞、冰雕玉洁的肌肤，摄人心魄。服装表演一完成，评委们就给了她满分。
才艺表演，韩冬冬更让人心旷神怡。她的舞蹈轻盈，动作舒畅，腰肢如风摆动，手足柔软，宛若一支清荷在风中荡漾，浑身弥漫着女性摄人心魄的魅力。大家在心中认定了，她就是我们心中的“汉族金花”。果然，桂冠戴在了她的头上。而各族的金花、银花也都名花有主了。
10月2日，中国首届“民族之花”大选赛总决赛在北京钓鱼台芳菲园揭幕了。从130多位各民族的金花与银花中选出10名“最佳风采奖”，进入总决赛。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王光英、赛福鼎、程思远以及文化部的有关领导，都端坐在嘉宾席上。
韩冬冬以一支名为《梦醒时分》的流行歌曲，倾倒从众人，再次获得了“最佳风采奖”。从而，中国第一个“汉族金花”诞生了。
9．上海射出的第一支响箭
中国人的聪明，就在于它的“实用”和“应变”能力。80年代初，就是借给你豹子胆，也不敢公然打出什么“选美”之类的旗号的。在没有得到举国上下一致认可的时候，您只能饶着走！
不是有“柳暗花明”和“绝处逢生”这条原则吗？精明的上海人最先醒悟了。不能指望别人，命运全在于自己的把握。
终于，上海人率先射出了“时装模特”这支箭。
中国民间曾流传这么一句话：“北京人什么都敢侃，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东北人什么人都敢杀，上海人什么都敢穿”。是不是真全是这样，我们无以断定。但北京人很“政治”，而上海人讲究穿着，领导时尚潮流，确实如此。
素有“东方巴黎”、“东方第一大都市”之称的上海，由于它的殖民历史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名媛大家、小姐闺秀，代有高峰。因此，时尚文化必然会反映在上海女士的服饰上。
上海的裁缝手艺，文革前，甚至在改革开放的1984、1985年前，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连当时北京的几家最有声望的服装店，如红都、造寸、雷蒙、蓝天，都曾以华丽的霓虹灯，打出四个耀眼夺目的字：上海迁京。
可见，上海服装的地位和权威了。
穿着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文化？经济？观念？
1979年3月。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尽管走在北京街头的人们还裹在一片黑灰蓝绿的肥大棉衣里，但在漫长的严冬之后，爱俏的姑娘已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粉红色沙巾系在脖子上，像一支报春的红杏。
这时，中国人谁也不知道，有个叫作皮尔·卡丹的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已悄然踏上中国的土地，出现在北京。在民族文化宫的大厅里，当时只有外贸界、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小范围的“内部观摩”，有幸看到了由卡丹先生带来的12名模特所作的系列时装作品展示会。
有人说洋鬼子杀进中国，带来的不是鸦片，却是中国人第一次听说的“时装”、“模特儿”。
令人遗憾的是，有着宽肩、细腰、窄臀、修长个子、细长脖子、长而修美的大腿的8名法国人和4名日本人的潇洒轻盈的台步，飞扬飘曳的裙裾和模特带来的国际时装潮风，涌入刚刚开放的中国来时，虽然令在场的中国人兴奋，却没有引起北京的重视。
相反，在卡丹演出的第二天，《参考消息》却转载了一篇港报评论——《外国人的屁香》。文中说是“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尚且没有做到，引进时装模特纯属多余。”
卡丹身为一个浪漫的法国艺术家，对他的模特们掀起的美女冲击波当然满意，但对北京的无动于衷又无可奈何。
于是，卡丹把这股风又带到了上海。一向讲究穿的上海人，虽然没见过时装表演。但对皮尔·卡丹这位世界级服装大师，却久仰盛名。因而，对他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官员，却认为卡丹的时装表演不宜作公开宣传，只能内部观摩。并戒律三条：一是对观看人员进行审查。二是一律对号入座，记录姓名。三是入场卷不能转让。大有视时装新潮如洪水猛兽，谁出问题谁兜着的意思。
甚至在临开演之前，还出现了颇为可笑的一幕。
模特表演自然要更换衣服，细心的中方代表上海服装公司经理张成林想到，一间大房子无遮无掩，男女混杂，多有不便。于是扯一块帘子，把房间一分为二，隔成了男女两个更衣室。他是这场演出的负责人，今晚决不能出问题。
卡丹来到后台检查，看到此情此景，一边摇头，一边固执而善意地坚持让中方人员拿掉帘子。卡丹说：“时装表演，设计师要了解模特的形体，无论男女，都得在一起换衣服。这是工作。”
厚厚的帘布，终于拿掉了。
如果说，1979年3月，卡丹旋风，也没怎么引起上海人注意的话，那么，接二连三域外的“时装设计及表演”，这种陌生的组合，却使上海人承受着一次次绝无仅有的体验。
1980年4月，日本时装表演队来到上海。
1980年8月，暑气依然荡漾在这座城市。美国“豪士顿”时装表演队的登陆，无疑是一股清爽的气流，表演队受到了上海人的欢迎。欣赏之余，而发出的猛烈掌声。她们走了，却为上海时装界留下了一种启迪。
11月，上海服装公司总经理张成林坐不住了。他为作为世界大都会的上海，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深感不安。我们的服装几乎与人家隔了一个时代，再不改革，就要落伍了。
于是，他下决心和服装研究所联合筹建成立了我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
上海服装界在世界服装的最新潮流面前，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在清一式、清一色服装中浸泡了无数个日子后，成千上万双眼睛渴望得到补救，甚至是超越的满足。毋庸讳言，时装表演必然会产生绚丽的效果。于是，在上海服装公司那片错落的屋檐下，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娉婷的模特儿。
授命组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是徐文渊。接踵而来的是北京、天津、广州、大连等地的时装表演队相继亮相。模特儿与服装设计师分别担负一个特别的中介，把人与服饰连接起来。
是啊，衣服穿在模特身上，立刻变成立体的、丰满的、充满活力的个性的魅力。奇妙的时装表演，静止时似雕塑，活动时，人体则成为绝妙的表现手段。模特把人体美、服饰美、姿态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装模特运用的是一种形体语言，她无声无息地把服装设计师的梦想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了。
模特儿与时装表演，成为那时是京城乃至全国的热门话题，时装模特儿（各种选美小姐）已成为青年人的羡慕的职业。90年代初，全国已有100多支专业、业余时装表演队，其中达到“国家级”水平的就近20多个队，而仅1992年举办的服装表演队及选美活动就达1500多场。
然而，在1981年那时，徐文渊招收第一代模特，却难上加难。
首先，不敢公开招考。公司副总经理陆平陪着徐文渊在300多名服装工人中挑选。短短两个月，她走遍了全上海60多家服装工厂，选出了12名姑娘。最可怕的日子，终于熬过来了。
他们挑选的第一个漂亮的姑娘叫史风梅，是上海工农雨衣一厂工人，23岁，身高1.67米。接着又挑到了新风服装厂身高1.70米的万红。不久，又选中腰细腿长，乌发如云，很有现代味的徐萍，张毅敏。她们的三围标准，与今天选美标准无异。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准备，首场时装彩排表演于1981年2月9日晚7点半，在上海友谊电影院举行。
中国模特史上，第一场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训练（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系主任周本义教授任主教练，他为表演队请来了形体、化妆、音响等全套训练班子），提供服装（37家技术力量雄厚的厂家承担了126套服装），全部由中国模特登台的时装表演就在这家电影院的舞台上诞生了。
彩排是成功的，但观众的喝采与经久不息的掌声给模特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烦恼和痛苦。
首先是徐萍哭着来向徐文渊告别，说彩排完了，回家挨了一顿骂：“现在就露一只肩膀，明天就可以露两只，后天就要露胸脯和大腿了，像话吗……”
公演后第二天，张毅敏也惊魂未定地跑来诉说她昨晚归途遇险，弄堂里突然窜出一个流氓，对她心怀不轨，吓得她赶紧跑回家去。深更半夜回家，父母不放心，所以她也不想干了。
还有各种龌龊语言的侮蔑和岐视，从封建愚昧的角落里纷至沓来。唉，我们第一代时装模特儿真是多灾多难。
空白的时候希望有，存在了就要好的，这是亘古以来人们的本能。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人们用挑剔的眼光呼唤着美的使者——“名模”。
1989年“迅达杯”上海时装模特电视大赛，在1600多名竞争者中，通过电视媒介，一批“名模”脱颖而出。模特儿一旦成为热点，促使人们去注意了解她的全部。
“时装模特天赋成分太多了，她们的成功必然先依附于人体，但是她的文化素质与她们身披的辉煌还相差甚远。天生丽质充其量是个美人，但美人不一定能表演时装。”一位记者向笔者回忆起当年上海时装队的成长史时，仍感慨万分。
人们无法诠释，台上光彩照人，个个争夺“美的天使”，台下却为争夺化妆室而争吵不休，走向观众，俯首于一片掌声中，忘记定格亮相却旁若无人地掂脚……
1989年全国模特儿大赛中，唯一的“最佳文化艺术修养奖”被中国纺织大学纺织管理系的吴佳梅夺得。赛中有一份常识性笔试答卷，吴因笔误一字，得99.5分，与别的模特拉开了一段距离，这距离当然是“文化素养”。
1984年8月2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在头版三版刊登出“上海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在沪招生”的消息，报名者达1000多人。
1984年上海服装公司第一次向社会公开招考模特儿的主考陆倩，如今已是设计师了。她回忆当时招考，所进行的一场文化考试，仍流露出一份留恋和遗憾：尽管佳丽们的考试洋相百出，可那毕竟还是经过文化考试的。这恐怕是在历年招考中唯一一次文化考试了，可惜以后大多都免了。
当然，这年录取的13名模特中，素质还是很高的。后来，她们大都在时装界挑起了大梁，她们是姚佩芳、陈洁、吴蓉菲、朱雅萍、夏承惠、于琴……这些模特平均身高1.72米，向国际水准迈出了一步。姚佩芳还荣获1989年上海时装模特大赛个人金像奖，首届中国最佳时装模特表演艺术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