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很快来临了，这是芳芳即将赴北大的暑假。我们一边准备行李，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弹钢琴，心里满是喜悦。这个暑假芳芳写了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天堂的诱惑》，而我则写了中篇小说《大杨村》。我们都沉浸在小说世界里，与自己的人物交流在一起。八月初，天气格外热，我和芳芳又一次同时病倒了，都烧到三十九度多，躺在床上全身疼痛。我支撑着起来给芳芳倒开水，却发现她也已起来正给我倒开水。“妈妈喝水，妈妈你别起来。”我把她紧紧搂进怀里，仿佛她还没有长大：“我的宝贝囡囡，妈妈爱你！”第二天一早，我们支撑着去医院。由于家门口修路，打不到“的士”，我们只好穿过一条小街，坐上了去医院的公交车。一上车，我感到一阵头昏目眩，胃里翻腾着只想吐。芳芳扶着我时，我感到她的身体滚烫滚烫的。到了医院一测体温，她已经高达四十度了。奇怪的是医生说：“不用吃药，回家去在额头压条冰毛巾，过几天就退烧了。”第一次遇到发高烧不用吃药打针，我们很是惊讶。我对医生说：“我们发那么高的烧怎么不给药？”医生说：“最近正流行一种病毒性高烧，待四五天后病毒自动消退，高烧就退了。”我们疑惑着，但还是回家了。
回到家我们就躺倒在床上，只觉得热度越来越高。这时芳芳头痛得直呻吟，我就起来在她额头压上冰毛巾。因为没有吃药打针，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到了下午我再也忍不住，便又带着芳芳来到医院要求医生给我们打点滴。这次我们换了医生，她说：“怎么可以不打针吃药，人都要烧坏了。”注射室满是打点滴的病人。我们母女坐在一起，芳芳的左手拉着我的右手，仿佛拉着温暖和安慰。我们的点滴打了长长一个下午，身旁的病人川流不息，空气污浊透了。打完点滴，我们的烧退了一些，待到第二天再上医院时，已经退得差不多了。走在林荫道上，我们都觉得神清气爽。芳芳说：“妈妈，我们已经好了。”我说：“喂，这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救自己。”我是想告诉她：需要有一颗强大的心灵面对一切。
七月底的一天，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先生来杭州讲学，我和芳芳去拜见了他。芳芳虽然不是陈教授的人室弟子，但在早些年巳经把陈教授当作自己的老师了。她在学习方面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常常会发邮件请教；而陈教授总是有问必答，非常耐心地教导她，就像教导自己的弟子一样。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为人上，芳芳跟陈教授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次见面可谓师生相见，而我则成了旁观者。听着陈教授对芳芳的殷殷教导，以及听他们聊一些有关钢琴的话题，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师生间的热诚的情谊。
我们家的钢琴，每天早上都会响起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曲子。我们写作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便从组合音响里轻轻淌出。在一种无比美好的音乐氛围中，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豁达，随着乐曲，靠近宗教。
在音乐的流淌中，我们的小说很快完成了。芳芳的《天堂的诱惑》投给《广州文艺》，我则把自己的《大杨村》投给《大家》。接着，我们开始着手整理行李，把东西打成大包小包。天依然是那么炎热，但我们忙里忙外干得格外起劲。箱子已经装得很满了，可芳芳硬是把一只布娃娃塞了进去。我则把新缝制好的被子，鼓鼓地塞进了一个旅行袋。
芳芳赴北京大学报到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坐在软卧车厢里，邻床的旅客问我孩子上什么学校，我充满自豪感地说：“北京大学。”我那神气，仿佛是自己实现了理想似的。当然，女儿上北大，我离北大也就近一些，或许能感受到北大的学术氛围，学习一些东西呢！邻床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道：“真不错啊！你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我说：“母亲情怀。”她说：“什么叫母亲情怀呀？我孩子高三了，成绩不怎么样，对孩子我真是束手无策。”我一时无语，但很快接着说：“每个母亲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同，只要适合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应该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第一个学期，芳芳他们没有住在北大本部，而是住在离学校比较远的万柳学生公寓。我们下火车后，提着大箱小箱乘坐学校接站公车到达万柳。八月底的北京，太阳热辣辣的，直让人鼻子冒汗。这是一栋旧楼，但也有电梯，餐厅、澡堂、自修室和水果摊都有，门口还有小饭店，生活十分方便。到北大本部去上课，可坐校内公车或公交车。
公寓里每间寝室住四个学生，一人一块小天地。我给芳芳铺床，从高低床的钢骨楼梯爬上爬下，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时代。那时候我睡上铺，晚上熄灯后，总是打开手电筒照着看书。芳芳同寝室的其他三个同学，也都由父母或男朋友帮着铺床。一时间，各种方言汇集在一起，相当热闹。整理完行李，打扫好寝室，已近黄昏了，我这才去找旅馆住。幸好附近就有一家叫“航鹰”的招待所，价钱便宜，而且非常整洁。
芳芳和我一起住进航鹰招待所，她要陪伴我度过在北京的三四天日子。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北大逛未名湖。在我看来，未名湖是北大的眼睛，她最贴近莘莘学子的心灵。这是一个沉静、纯洁而又充满生机的学者之湖。多少大师、学者曾徜徉在湖边。湖里有大师、学者的渊默，有未知的神秘，更有启人奋发的力量。那湖光塔影，宁静中氤氲着北大的魂。
芳芳她们开学典礼结束的那天下午，我就打道回府了。芳芳也开始了在北大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习和生活。芳芳说：“妈妈，你回去后，我就一个人待在这个没有亲人的城市了。”我说：“你去过香港，很快就会适应的。”她说：“哦，妈妈亲亲。”我就像她小时候那样，亲了亲她的脸颊。
坐在回杭州的火车上，我开始担心她习不习惯北方的饭菜，担心她适不适应北京干燥的气候……有时闭着眼睛，耳畔还会想起朋友的声音：“你只有一个孩子，应该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生命短暂，没必要那么顶尖优秀，那会很累的。”朋友是好心，然而我从没想过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留在身边。孩子应该有她自己的道路，让她自己奔前程去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在团圆。我们母女俩，团聚在北大万柳学生公寓。
其实，芳芳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强。一个学期下来，不仅学业突飞猛进，也很快熟悉了北京城里的环境。那些风沙和干燥的气候，对她影响不大。一有机会她还参加一些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如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举办的日本文学座谈会，有一次还听了大江健三郎的演讲《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芳芳在电话里告诉我，大江先生说，1960年9月他随日本作家代表团首次访华，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款待。当时大江先生只有25岁，是代表团里最年轻、最默默无名的成员。他把自己当作璀瓌群星光芒下一颗最黯淡、最不起眼的小星。他以为他只是一位陪同，混迹于鼎鼎有名的日本作家当中，没有人会认出他。然而，在王府井全聚德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亲切地与他谈话。这让大江先生受宠若惊。尤其当他发现周恩来竟然清楚地知道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法国文学时，更是激动万分。他说，那一刻，他激动得连最著名的烤鸭一口都没有咽下去。
芳芳在杭州和在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上浙大和上北大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仅打开了眼界，也让她学到了不少新东西、新知识。这让我看到了她未来无限美好的前程。于是在从3\上，我们讨论了如何参加0111：考试，准备出国读博士等。
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时，我到北京和芳芳团聚。那天我下了火车转地铁，走出地铁换公交车时，感觉北京的冬天真冷啊！呼呼的寒风吹得我鼻子发麻。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一下站，就看见芳芳抱着一叠书迎面而来。她的脸容更加白皙、红润、细嫩，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朗朗。
“妈妈。”芳芳大声喊。
“哎，你拿那么多书干什么？”“我们直接去航鹰招待所，我要和你住在一起。”就这样，芳芳和我又一起住进了航鹰招待所。航鹰招待所楼下有一家重庆人开的小饭馆，有米饭、面条和馄饨等，吃饭十分方便。我用芳芳的折叠小书桌，在床上开始出版社所约的《迟子建散文赏析》~一书的写作，芳芳则在写字桌前复习英语：然而因为房间靠着楼道口，各种声音非常嘈杂，实在无法做功课。两天后，我终于忍不住要求服务员给我们换房间。
我们换到了楼道最里面的房间，关上门后的确非常安静。一大早，我们就起床做功课。往往是做了一会儿后，我再到楼下去买早点。吃完早点，又继续功课。我们不看电视，电视机被我们搬到了角落里。应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单调和纯粹，它有一种特别的温馨和亲切。因为我和我的芳芳，内心都有一个海。
黄昏时分，航鹰招待所门口便有人卖烤羊肉串。那个四川来的小伙子，摊儿从黄昏一直摆到晚上九点。在北京冬天的街头摆摊，小伙子穿得不多，却没看到他冷得打颤。到底年轻啊！他的羊肉串五角钱一串，买上五六串，需要现烤。小伙子问：“你女儿考大学吗？”我说：“不，她已经是研究生了，在复习英语。”他说：“哦，我只小学毕业，英语一窍不通，但我喜欢看书。”我说：“你看什么样的书呢？”他说：“看谢林的《世界灵魂》与费希特的《人的使命》。”我一惊，谢林和费希特都是德国古典哲学家，没有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名声显赫，就是一般的大学生也未必知道。
“看不出你会喜欢哲学？”我说。
“你以为我们卖烤羊肉串的，就没有思想和精神追求？”他说话时，一股藐视的眼神，反倒让我在他面前矮了一截。我说：“哦，人不可貌相，那你怎么不找个好工作？”他说：“难道我烤羊肉串就不是好工作吗？”我一时无语，拿上羊肉串逃回航鹰招待所去了。
“楼下那卖羊肉串的，居然喜欢德国古典哲学。”我对芳芳说。
“他也许是随便翻翻，当作吹牛的资本，你也相信？”“这有什么好不相信的？他骗我又不能得到什么利益。这世界人与人之间，就是缺乏信任感。你想彼此没信任感的世界，将会多么可怕！”芳芳冲我笑笑，无语。
我们在航鹰招待所住了差不多十天时，对面房间突然响起了小提琴声。原来那儿住进来一对母女，母亲和我一样，也是陪女儿来复习考试；女儿要考北大音乐系，必须加紧练琴。天哪，这如何是好？芳芳戴上了耳塞，但小提琴的声音还是让她感到烦躁。她无法背英语单词，无法做习题，而0112成绩，直接关系到她能否成功申请全奖留学美国的问题。于是，我终于忍不住找对门的母亲商量：“嗨，你好！我女儿在复习英语，你女儿这样从早到晚拉琴，我女儿没法做功课了。”“哦，可是我女儿马上要考试了，不练琴不行。”“到旅馆顶楼的阳台上去练吧。”我不好意思地说。
“好吧好吧^”这位母亲非常通情达理，马上带着她的孩子上顶楼阳台练琴去了。我们重新回到了安静的状态。我刷刷地赶写着迟子建《鼠儿戏“猫”》的赏析，而芳芳加紧背着课文。小旅馆里，浓浓的学习氛围包裹着我们。到了黄昏，我们有时就沿着航鹰招待所门口的万泉河散步。幽静和诗意，让一天的疲劳，渐渐消散。
本来以为接下去的日子，能这样安安静静直到芳芳考的那天。然而第二天一早，小提琴声又在对面房间响起来，而且整整响了一天。我打听了对门的母亲，原来是顶楼阳台的暖气不太热，孩子怕冷。她这么说，我就不作声了。
这时恰好芳芳从同学那里获知，同寝室的一个室友回家去了，于是我们退了房，搬到万柳公寓。第一次在学生公寓和芳芳的同学朝夕相处，重温做学生的感觉真是一种快乐。白天我们去自修室，晚上我就坐在芳芳同学的书桌前看书写作。到子夜时分，我睡在芳芳同学的木板床上，睡不着时就听她们夜间的磨牙声和梦语。
一周后，芳芳寝室的同学全回家乡去了，隔壁寝室的同学都走了，整个五楼只剩下我们母女俩，真是安静极了。芳芳考前的那一天，我正好写完了《迟子建散文赏析》这本书。真没想到这部书稿，竟然是在寒假期间的北大万母女俩柳学生公寓里完成的。
考试那日，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由于司机不认识路，七转八拐差一点就误了时间。考作文是机考，也就是考生必须在电脑上答卷。芳芳进考场后，我就坐在门口等。仿佛是一种陪伴，抑或是说一种支持的力量。只有在一起，我们才感到温暖和安稳。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芳芳这次考试的作文成绩得了五分，相当不错。
考完的第二天，就是年三十了。第一次和芳芳在北京过年，虽然没有热闹的年货，但也非常有情味。下午我们去王府井逛商厦，芳芳看中了一件咖啡格子的呢大衣，我则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回到万柳学生公寓后，我们去食堂领了一份学校赠送给留校学生做年夜饭的菜肴。
家家户户都在团圆。我们母女俩，团聚在北大万柳学生公寓。四周是那么安静。除了学校发的鱼和肉，我们还做了一锅肉丸粉丝青菜汤。窗外鞭炮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在屋子里玩起了拍气球的游戏，红红绿绿的气球，“噼僻啪啪”一个个炸开，像放鞭炮那样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