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规我应该是在母亲腹中待九个月出生。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在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母亲后来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我识字时在算命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愕然瞠目，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和唯物主义中间摇晃。
我有个脾气暴躁不太懂情感的父亲，他几乎绝对地不关心妻子和孩子的命运，但他却极其聪明，能写会算，从山东牟平老家逃荒来大连干苦工，很快便被资本家的包工头看中，破格提为管账的，即现在所谓的会计。他大约洋洋得意，干得很起劲儿。没成想他这段得意给他带来一生的霉气。事隔近二十年后的大跃进年代，干劲十足的法院以资本家走狗之罪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又二卜年后，法院却又突然仁慈地感到有点失误。但父亲其时已近七十岁，没什么感觉了。然而我却大有感觉，从此对一切都失去了严肃感。几十年我顶着反革命狗崽子的罪名饱受磨难，挺认真地奋斗了那么一气，到头来是“失误”，心里不太是滋味儿。
父亲坐牢的第二天，我就进工厂干童工，养活病弱的母亲以及兄妹一家七口人。我干过钳工、焊工、质检员；我挖野菜拾煤渣捡破烂。但这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我咬紧牙关，凭一口气量潜进暗礁丛里，成了捕捞海参、鲍鱼的“海碰子”。这段惊险浪漫的海碰子生活，使我写了《迷人的海》《龙兵过》等海味作品，为我赢得了一些文学光彩。为此我至今还跃跃欲试，想再度跳进凶险的浪涛里浪漫一番。“文革”的高度压力，使人类所常喜咀嚼的勇敢、正义、不屈、自尊等光彩字眼黯然失色，机智狡猾和逆来顺受显示出使生命永存的卓越力量。寒风呼啸的年关，上级派来兵马热情押送反革命家属去遥远的穷山沟改造。这对病弱的母亲和幼小的兄妹将是生死攸关的灾难。我们一齐痛哭流涕，说我们最恨反革命，当然也最恨反革命父亲。为了表示这种恨的决心，一夜之间，我们改名换姓，跟母亲姓邓，不跟父亲姓马。如此激烈革命姿态大大感动押送我们的闯将，允许我们留在城里。
当政治压力毁及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经济和你的温饱时，你还可以稀里糊涂地忍受。但这种压力毁及你的青春和爱情，你就彻底绝望了。听说我父亲坐牢，全世界最丑的女人见了我也吓得拔腿飞跑。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却下跳上蹿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爱情早没了，实质问题是个找个老婆。否则母亲牵挂，世人耻笑。为此，我急得差点找个男的！一直苦战到三十三岁，我才以超人的情感和毅力，获得成家立业的辉煌战果终于找了一个老婆。奇怪的是，在以上诸多磨难之中，我却发疯般的爱好文学，并发疯般地大写特写，甚至在水下暗礁丛里憋得要死要活时，还能胡乱地构思。终于，我在大连文学刊物《海燕》1979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心里的鲜花》。日后因受宠若惊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只读过六年书，但有着强烈的创作胆量，这胆量来之可笑的梦想和幻想，还来自我对遗传基因的迷信。我有幸得到母亲情感丰富和父亲聪明智慧的基因。在他们之前，我还有个教书的爷爷，据说才气横溢。如果不是怕官而晕考场，大概在清朝那阵就能混个类似现在厅局级以上的官位。更之前的是我的勇武的太爷们，他们驾着战舰般的渔船，搏击于风浪之中，最终的一场风暴使他们壮烈于海底。只有我的太爷凭一块船板挣扎，竟登岸存活，传宗接代直到我。我能深情于文学，杀生于海底，文雅而野蛮，坦直而卑怯，皆是这些刚刚柔柔的基因所致吧。所以我是有技术专著的工人，是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是写小说的作家，还能当选为作家机关里的官僚。总之，日子过得挺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