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人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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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宁书纶先生笔趣(3)

1995年6月,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我正好从台湾回来路过香港,在宾馆匆匆冼了把脸,就被拉去参加香港作家庆祝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晚会。晚会就是由王一桃主持的,那年他已经60岁了,声音洪亮,性格奔放,或高声独唱抗日歌曲,或即席朗诵自己刚写成的诗作……既慷慨激昂,又妙语连珠,把整台晚会主持得昂扬热烈。

他也要我出个节目,或唱一首抗日歌曲,或朗诵一首抗日诗歌,或说一个抗日时期的小故事,我选择了唱歌。可我会唱的抗日歌曲都被前面的人唱过了,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受到香港作家情绪的强烈感染,又知道这抗日歌曲是非唱不可的……正在为难的时候,能救急的一桃先生竟然给我找来一份《黄水谣》的歌谱,我依稀还能识得一点简谱,对《黄水谣》的曲调也还有点印象,准备了一下就拿着歌谱上台了,接不上了就先唱一句谱子,再唱一句歌词。一桃先生有时也站在旁边为我帮腔……许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人聚会了。我赞赏香港作家的激情,并为他们的激情所感动。

等我回到内地,文坛上一片静悄悄,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亡国之痛,没有进行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更对世界性的庆祝反法西斯的胜利无动于衷。似乎世界的事,国家的事,全与文坛没有干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坛变得如此地冷漠和自私?

现代文人可能擅谈情,有隐情,能伤情,会发情、滥情、矫情,惟独缺少激情。不只是政治的民族的激情,连待人接物也缺乏应有的热情和真诚。通常的文人聚会,或者是正襟危坐地开大会,表情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枯燥无味的话,跟任何一群官员们凑在一起开的官会没有什么两样。散了会则是仨一群,俩一伙,分成无数个小圈子,各自讲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疙里疙瘩,叽叽咕咕。小人,小气,小心,小量。如果有谁慷慨激昂,一定是在述说自己碰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有哪一个小圈子里发出笑声,一定是在叙述别人的笑话,或是讲荤故事。

现代文人太聪明,太理性,太工于心计,太讲究实惠了。不会为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激动。难见“一点浩然气”,更无“千里快哉风”。甚至连“高洞紫箫吹梦想”,“俱怀逸兴壮思飞”的创作激情都没有了。因此,现代文人崇尚的是怪癖、麻木、隐秘、琐细、丑陋,反崇高、反健康、反正常、反秩序……一切就因为失去了激情。激情是灵魂的阳光,是明朗的人性,是四通八达的路,连接着真诚和友谊。

所以,现在聪明的作家多,真正优秀的作家少。因为,“激情只发生在优秀的人们之中”。

我曾多次见过王一桃,凡有他参加的活动,必定气氛活跃,让大家轻松愉快。他的眼里永远有火花闪烁,激情随时都可以感染大家,融化冰冷、生疏和不适,让大家恢复自然,恢复友好和善意。他自己也因为激情洋溢,给精神以青春,让自己的精神很容易就处于飞翔之中。所以他年年诗作丰收,人也显得充满活力,曾被老诗人晏明誉为《花甲少年》:

神采奕奕,声若洪钟。闭幕的晚宴,你高举酒杯,像高举火炬,瞬间点燃诗空。用童心拥抱每一位诗人,席间载歌载舞,活虎生龙。

只可惜,当今文坛上,像王一桃先生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书稀梦亦稀”

许多年前,老友陈国凯先生领潮换笔,给我寄来一封用电脑打印的信,我新鲜不已,钦羡不已。读后把那封信好好收藏起来,自己也开始忙着学电脑。如今,写作离不开电脑了,却轻视用电脑打印的书信——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一堆信件,先拆私人来信,在私人来信中先看手写的书信。打印信件一概不存,阅后即毁。

将心比心,为了不遭别人厌弃,我从不用电脑写信。

——这有点不好解释,喜欢用电脑写作的人为什么不喜欢电脑写的信呢?

也许信是一种很特别的感情载体。能给亲情、友情、爱情注人一种特殊的满力。见到手写的信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乃至对方的体温。从字体上可以看出对方的性格、气质、写信时的心境。即便是陌生人的信,也可以给收信人提供想象的多彩空间,揣度写信者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叫“见信如晤”,见字如见人,电脑信件哪有这样的功能呢?它只传达事物性。的信息,无法负载更丰富的情感内容。

有很长一段时间,书信曾帮助我了解自己的读者群,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多种阶层的不同心态。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收到200多封读者来信,压抑了太久的读者像作者一样,有着太多的情感需要倾诉,需要交流。那个时候,我几乎又是一篇小说一场风波,读者通过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喜和恶,在某种书程度上激发和鼓励了我的创作。

每到年底,会积存两大纸箱信件,挑出少数有价亦值的保留,其余的在夜深的时候抬到芥园里的道边上焚化,有时也用车拉到厂里,扔进一千多度的为钢坯加热的煤气炉——这个举动被一位工程师朋友称之为“葬信”。

现在如果不是即阅即毁,积存一年下来能装满两大纸箱的一定是印刷信件,手写的书信有两三个大纸袋子就足够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作品失去了轰动效应,读者减少,或者说已激不起读者写信的热情;其次是现在的读者都很忙,没有事情要托便轻易不写信了。我现在接到的读者来信,谈艺术的少了,让我看稿、转稿、写人情文章或办其它事情的多了。前年我写过一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寻找悍妇》,不算编辑部,仅我本人就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全是托我成全文中那位副教授的婚姻。

想想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集中半天或一个晚上,专门写信,一写就是三五十封。现在写信的数量恐怕连那时的五分之一也达不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今后的手写书信真的会被电话、电子邮件和印刷品所取代吗?

宋朝刘克庄有两句诗:“别后书稀梦亦稀,忽传尺素到柴扉”。现在似乎只剩下前一句,“书稀梦亦稀”,难得再有“忽传尺素到柴扉”的好事了。

但我又不大相信,或不甘心承认世界上有一天会出现无信的局面。

人类只要不都变成机器人,还有情感在,就不可能不写信。恋人间的通信不是叫“情书”嘛,有“情”就得“书”,“书”是“情”之物。于是我也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现在还给哪些人写信,不给哪些人写信呢?‘太熟的朋友不写信,有事没事都打电话。太生的人也不轻易写信一一不好写,写不好,不写好。信基本上是写给那些还处在相互客气、相互尊事阶段的朋友。

还有,就是海外的朋友。大概越洋电话费太贵,有事要谈或无事问候,都是写信,而且都是手写。我自然也是手写回信。基于此,我才不担心有一天地球上会书信断绝。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只会让书信越来越珍贵。说不定有一天信会珍贵到“家书抵万金”的地步。

何为“天津卫”?

在我小的时候,从沧州到天津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叫“下”,明明是座城,为什么叫“卫”?问大人,大人说,卫就是城,就是大城,就是繁华。上就是下,下就是上,人家不都是把上关东叫作“下关东”嘛!

我又问:为什么去北京就叫“上京”、“晋京”呢?对一个少年来说,这个世界实在太难以理解了。我提的问题太多,是不可能都能得到答案的。

以后我考到天津来上学,向天津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天津卫”?仍然没有人能给我以明确的解释。大都含含糊糊地说,天津的意思就是天上的星,天上的桥,天上的渡口,卫就是木,就是雄伟,特殊,值得自豪。

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开始为“天上的渡口”自豪。寒、暑假回沧州,有人问我在哪里读书?就回答:在“天津卫”——把个“卫”字故意拉长声,以示自豪。后来杂书读得多了,知道天津是在明朝建城,由燕王朱棣定名。前些年见到一本《津门谈古》,通俗简练地介绍了“天津卫”得名的经过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大量移民……于是,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漕运发达,船舶集结,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当时三岔河口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天津的沽很多,号称有72沽。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

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他站在三岔河口的摆渡上,对随臣们说:这个地方大有可为,应该有个好名字,不能老是叫小直沽,它并不小嘛。随臣们自然是先请燕王赐名,朱棣两眼望着老天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名儿,有位大臣建议叫“天平”,并解释说:燕王是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不正是天平吗?老臣刘伯温反对,他说:依臣见,不如叫“天津”。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叫“津”。另外,古时洛阳曾有“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应允,即刻传谕地方,将三汊沽、小直沽两个地方统一改名为“天津”。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即1404年,设置“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

所谓“卫”——就是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共分两级:“卫”和“所”。如同今天的师、团。初设“卫”时,分为“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各屯兵五千余名。过了二百多年之后,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即1652年,并三卫为一卫,统称“天津卫”。到1715年,即雍正三年,撤消“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

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人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六百年。如果说,天津人对天津的进步和发展感到还不满足的话——尽管要让大家都满足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眼下天津人的思想,似乎是格外地活跃。1998年在一首非常流行的顺口溜里有这样两句:“城市集市化,乘车大发化。”寻找大家不满足的原因,我以为跟天津人牢固的“卫意识”有关。

可以说,“卫”的意识,害了天津六百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儿的自居,缺少进攻意识,缺少大城市意识,缺少跟北京平等的意识,自然也就缺乏跟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竞争或在发展上超过去的意识。虽然身为直辖市,却甘当最末尾的一个。去年又增加重庆为直豁市,天津难道又要往后错一个,仍旧老末?甚至还老担心直辖市的资格会被取消!大城市意识,直辖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

华盛顿并没有让相距不太远的纽约当门户,东京也不视近在咫尺的横滨、横须贺为门户,位在内陆的柏林、巴黎等,均未拉一个城市做门户。国有国门,城有城门,家有家门,不能让别的国家当你这个国家的门,也不能让别人的家当你家的门,为什么要让另一个城市成为你这个城市的门呢?如果非要一个门,全国所有城市都是首都的门。至少石家庄、唐山、秦皇岛、山海关、张家口、大同、太原,应该跟天津一样都是北京的门户。

数百年的“卫”意识,“卫”死了天津人的眼界,困住了思维,束缚了手脚,只盯着自己的家门口。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天津人外出闯天下的很少,“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广东、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你在国外如果遇到一个天津老乡,比碰上一个稀有珍奇动物还让你惊喜。不要说出国,就是在南方最先发达的地区,如深圳、海南等地,天津人也是“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组织不成团体。“门卫”嘛,死活不离家门口,而且还把这个看大门的职务视为美差,一代代地传辈儿。

“卫”无非就是个兵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从头看看,天津这个“卫”到底“卫”了些什么?明朝设了“天津卫”,却并没有保卫住大明江山不灭亡。清兵是从东北人关,先拿下北京,然后向南推进。李自成也是从张家口冲下来先攻占北京,后夺天津。同样,大清王朝也没有因为有“天津卫”,而“永世长存”:中国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历史上六次大的统一,都是从北往南打。日本侵略中国也是如此——如此说来,倒应该把北京说成是天津的“门户”。其实,各大城市之间,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版图,都是互为门户,互相依存。

天津真正扮演“卫”的角色只有一次,1900年7月14日,英、法、俄、德、日、意、美、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克天津,摧毁了已有五百年历史、据说又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天津城堡”。当朝廷腐败,国穷民弱,一个天津怎能护卫得住整个民族的尊严?

即使你有那份卫国卫民、且不惜以死相拼的勇气。但,门卫终究是门卫,上要听皇上的,皇上下令叫你开门,你还能“抗旨不遵”吗?还要看想迸门的是谁,任何门户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小摸、流氓无赖、阿猫阿狗者流,也许你还能挡得住,真正遇到强敌就不单是门户关紧便可高枕无忧的了。需要全国全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还得再加上国家强大,有足可御敌的实力;方有希望拒强敌于国门之外。

何况现在战争根本就没有门户的界限。美、英两次进攻伊拉克,可是先从大门口迸去的?

再说,我们自称是北京的门户,人家北京可曾把你真的当成门户?在工资待遇上,可能把天津人当门卫了,京、津在差不多的纬度和经度上,北京的工资却高于天津。北京有重要的客人来,比如克林顿、布什、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希拉克等外国首脑访华,从来不走天津这个“正门”,都是从北京的后院或后窗户直接飞走,越过天津到上海或到广州。在我的记忆里,来过大津的外国元首只有金日成和西哈努克,弄得天津人大惊小怪,交通阻塞好几个小时。甚至有些著名的外国艺术团体来华演出,也不走天津这道正门,好像中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大直辖市——这又能怪谁呢?你甘当“门卫”,碰上傲慢的、势利的客人,谁会拿正眼瞧瞧把门儿的呢?

即便想当“门户”,把天津建设得发达强盛,漂亮幽雅,门户不也显得体面堂皇吗?对国家,对北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中国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军进行了百万大裁军,福建前线、广西前线,都急速地转变前线意识,改为以经济工作为重心,大搞边境贸易。惟独天津人,张口闭口还是门户门户,真乃“门户之见”。现在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难道就是铁饭碗,永远不会下岗吗?咱天津老乡们就不想再弄个第二职业干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