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席勒是德国着名的剧作家、诗人，1759年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他年轻时学过法律，后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与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文学家，同时也是德国古典文学的创始人。
席勒出生的年代，正是欧洲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新与旧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封建制度的墓门已经打开，因此，这也是它挣扎最激烈的时候，各种丑恶和腐朽的东西纷纷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跳出来，跑到德国这个大舞台上进行它们歇斯底里的表演。整个德国都被那暗淡的愁云所笼罩。但德国的青年们没有消沉，没有退缩。他们如草原上驰骋的野马，如搏击长空的苍鹰，在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里狂飙突进。他们力图唤醒醉眼朦胧、在无聊的昏暗中半死不活、心里不乏激情却没有骨气、没有累到需要休息、却又懒到无所事事、在桃金娘和月桂树丛里打着呵欠、东游西荡、虚度光阴的德国的先生们，他们以诗歌、小说、戏剧作为标枪，投向腐朽的德国黑暗势力，力图挽救危机四伏的德国大厦。席勒与歌德就是他们最杰出的代表。
席勒在青年时期，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强盗》(1780年)，确立了他的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由和唤起民族觉醒的创作道路。在《强盗》第二版的扉页上，席勒写了“打倒暴虐者”的口号，并且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的话：“药不能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战斗热情极为强烈。恩格斯说这部剧作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
1783年，席勒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阴谋与爱情》。这个作品反映的是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间的激烈矛盾。剧中女主人公露易丝的性格体现了当时德国进步青年反对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席勒借她的口喊出了“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可以说是整个时代的心声。恩格斯称“这部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自此以后差不多有将近10年，席勒没有进行创作，他转向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在研究中，他着眼于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运动，把历史和德国当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席勒后来的几部历史剧都是借古喻今，对德国社会进行批判和控诉。但是，这些作品总是要力图传达席勒对某一社会问题的独特思考，这样作品就成为某种思想的传声筒。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作品的文学性受到伤害。恩格斯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当以《华伦斯坦》(1799年)、《奥里昂的姑娘》(1801年)和《威廉·退尔》(1804年)最为着名。
《奥里昂的姑娘》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中的女英雄贞德的斗争事迹。她使法国转败为胜，免于亡国之辱。
《威廉·退尔》取材于14世纪瑞士的英雄传说，表现了反对暴君、争取自由的要求。
席勒不仅是剧作家、诗人，在美学理论上，他也有自己杰出的着作，对美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哲学上，他是康德的信徒。他的美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
1795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美学着作《美育通信》，这是席勒写给丹麦王子奥格斯堡公爵的27封信。这部着作晦涩难读，但并不脱禹现实。可以说，它是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哲学沉思的产物。歌德说过：“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是自由这个理想。”这对《美育书信》是完全适用的。席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没能解决政治自由问题，通向自由之路不应当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应当是审美教育。
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正是通过审美，人们才可达到自由。
为什么席勒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呢？
因为席勒认为，美学理论的出发点是人。要实现政治自由，先决条件是要有具备完整性格的人，而这种人又只能通过审美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因此，他首先从历史的高度对人性及其演变作了分析，进而把美育同人类的崇高理想和历史的发展前景紧密联系起来。
但是，席勒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不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性分裂和人性复归的过程，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文化、教育，这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论。
席勒的美学思想在他于1795年写的《论素朴诗和感伤诗》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它最早区别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文化创作方式的特征和理想，并且指出了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他的出发点依然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唯心史观。任何诗人都企图表现人性，都是从自然取得灵感，只是由于时代不同、人性发展的程度不同，对自然的感受方式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创作方式。他所讲的自然，既包括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也包括人的自然本性。
他正是要在人性或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追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进步的意义。
席勒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提出的许多美学问题都是十分重要和深刻的。批判地继承席勒的美学遗产是美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1805年，这位敢于向任何黑暗、丑恶势力宣战的豪侠，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但他留下的却是熠熠生辉的不朽着作和凛然的一身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