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汉民族形成的时期，也是佛教和道教传入和产生的时期。
一、汉代的民族
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纷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秦王朝。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华夏民族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为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秦王朝国运短暂，但汉承秦制，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尤其在思想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发展成了经学，取得了占统治地位的优势。儒学成为了正在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部分。可以说，西汉时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统一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
华夏民族发展、转化为汉族的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其族称曾经称为“秦人”。但是秦王朝短命的国运，使“秦人”的称呼很快被人们遗忘了。而汉王朝，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汉朝经过400多年的统一相处，各地的差异越来越小，逐渐由以华夏族为主干、多个民族相互融合为一个崭新的民族——汉族。汉族有统一的政治中心——中原，统一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中原，统一的语言——汉语。
儒家思想学说在西汉中期以后成为显学。西汉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家独尊，而且将之哲学化、神学化，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说，把“天”人格化，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大力宣扬“三纲五常”和“君臣父子”等级关系；提出“性三品”说，神化专制思想，其影响极其深远。独尊儒术，使儒学达到至高地位。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思想，到东汉继续发展，造成谶纬迷信的盛行。
在汉朝能和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只有一个，就是匈奴。匈奴实力很强，对汉朝的统治有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汉朝采取的文武并用，和亲与战争交替的方式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汉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化解民族矛盾，而是暂时缓和了民族矛盾，因为采取和亲政策的原因是汉朝初年没有足够的力量（其中包括军事力量）来解决民族矛盾。直到汉武帝时，民族问题才得以较积极的解决，使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后来在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无法和汉朝抗衡的时候，汉朝又灵活地采取招抚的政策，是很有效的治理方式。东汉时期，大将窦固、窦宪彻底解决了匈奴的民族问题。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向西迁移，远离了中原。
二、汉代的宗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原地区。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他们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都城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还翻译《四十二章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此后，佛教在中原传播开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道教在东汉时期形成。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也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东汉末年，道教作为民间起义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东汉统治者立即联合各种社会力量对黄巾起义进行镇压。
“汉代的民族和宗教利弊得失分析”
中国始终是一个世俗国家，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正统的指导思想。虽然有些朝代有崇道或者崇佛的时期，但是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形成像西方和中东那样的一教独尊，政教合一的局面。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宗教，它对宗教总体上持包容与化解的态度，并且能和平相处。
汉代政治述评
汉代的许多情况都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国家观念也不例外。先秦诸子百家，没有一个人抱着狭义的国家主义。当时一般学术思想，都抱有一种天下观，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还是要平天下。中国的孔孟诸子，是有宗教信仰的，只他们所信仰者，在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希望统一的愿望，到秦始皇时代居然实现了，真就天下一家、天下一统了。
秦代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但主要还是军事征服、政治高压的结果。真正实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统一的是汉代，汉民族的形成也是在汉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
汉代的状况整体上是西汉昌隆，东汉颓退。
西汉时期的社会，刚刚从割据称雄的春秋战国时期走过，走向了大一统的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西汉时期的中央政府，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虽有汉初六七十年因奉行黄老学说而实行的无为而治，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为，旨在为恢复西汉初期凋敝的社会经济而清静无为，史称“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上都进行了重大变革，所以最为强盛。之后又是昭宣中兴，延续了积极无为的政策。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政治制度，使从战国以来已日渐式微，并在之前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世侯世卿世禄这一系列制度彻底烟消云散，荡涤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汉代仍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在当时是新兴的、先进的，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汉代在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根据汉代的情况进行增减损益，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创设了选官和监察制度。
西汉时期施政措施上较秦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由秦代的奉行法家路线转为奉行黄老学说（汉初六七十年）和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理念，抛弃了秦代的暴政，实行较为宽松的仁政，社会较为宽松、自由，社会呈现出正常化的状态。
西汉建立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之上，秦代的地主阶层尚处于形成过程中时，秦朝就被推翻了。汉初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从皇帝到大臣大多是布衣，称为布衣将相，比较能够接近社会下层。汉初社会经过多年战乱，比较贫困，社会的阻力和障碍很少，汉民族正在形成之中，这时，汉朝统治者推行的政策比较符合实际，政策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所谓萧规曹随是也，无论从制度还是从人事上都配合得较好，所以昌隆。先从制度上讲，汉承秦制，秦朝所开创的一系列新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先进性，但秦朝寿祚短暂，只有十五年，许多新制度缺乏运行经验，还有一些制度缺乏配套措施。西汉继承了其制度，但抛弃了其执政理念，并在社会长时期处于稳定的状态下，根据汉代社会的特点，又创设了一些新制度，完善了一些旧有的制度。再从人事上讲，西汉大多数皇帝比较明白，很少有昏君，所用丞相贤明之人多，昏庸之辈少，奸佞之徒更少。很多时候，要么是明君，要么是才能之相，政治上昏暗程度较低。
东汉虽有光武中兴，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从东汉中期汉和帝之后，没有再出现过一个著名的君王，朝政被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交替把持，政治昏暗，日胜一日，鲜有光亮。东汉的建立，依靠的就是豪强地主势力；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又没有对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所以豪强地主势力的强大，是导致东汉政治昏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家的大一统的思想意识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成为社会的共识。儒家文化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标准，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共计两千多年。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自汉以后，固然有皇帝，但不是君主专制。因全国人民都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对此，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当时，没有封建贵族，也没有由资本家变相而来的财阀贵族。做官之人都是由民众里面挑选受教育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并在全国各地平均分配，是一种士人政府。隋唐则开始了科举制，更是一种读书人政府。
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各地人们不同的语言、思想、文化、习俗到东汉初年渐趋统一。一个新的民族——汉族，在华夏族融合了周边诸多民族之后，经过语言、思想、文化、习俗的整合得以产生，共同的民族心理文化随之形成，使得汉民族共同体得以建立。
汉代时期官和民的比例数值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低的，官十分少，民非常多。这说明政府机构的人员都比较精干，百姓的赋税负担不是很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官少，政府支出就少，扰民的机会和概率就少，即政府有效率，百姓得实惠。
两汉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准则，使社会崇尚孝道、淳朴、质朴，社会风气比较
良好。
两汉时期疆域广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先进、发达，持续时间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之一。
汉代对中国历史烙下的印记实在是太深刻了。两汉四百多年，在各方面给后代，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留下的遗产很多，直至隋唐才使中国历史面貌始又焕然一新。
从秦汉来看，中国虽然有制度，但政治上又讲求机宜权变，灵活变通。中国的不成文法，导致政治上哪方力量强大，哪方就占据主导地位，制度就向哪方倾斜，成了制度是随人走的，而不是人随制度走。这导致制度在执行效果上是大打折扣的，所谓制度是制度，效果是效果。这种政治传统对以后的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代所建立和完善的许多制度，其初衷都是不错的，但制度运行久了，难免产生弊端，弊端反过来又侵蚀制度，造成制度的坍塌和崩溃。
§§第二章 唐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