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在这场长达14年的革命运动中，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通信系统，在中国军事通信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太平天国的军事通信建设，可以追溯到太平军起义初期。在起义之初所制定的《太平条规》之中，规定“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以此作为行军驻营相互联络的信号。这种吹角、擂鼓的信号传递方式在太平军中一直是军事指挥的重要手段。守卫天京的时候，太平天国军队曾经设五丈高的望楼，上面置一面大鼓，一听到城外吹角报警，即立刻擂鼓，各馆将士全部起身，准备拒敌。鼓角四通，各馆牌正俱出，遵命赴战。另外，太平军还以青、红、乌、白、黄等五色旗指示敌军来犯的方向，和指挥调遣城内的兵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初期，一直到定都天京，全军基本上都是一起行动，文报、信息容易沟通，远距离的军事通信建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随着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发展，太平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1853年定都天京之后，又遣师北伐、西征，远至千里之外，军事文报、信息的沟通以及军队的调度、接济就成了大问题。在战争实践中，太平天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远距离通信体系，并建立起专门的军事通信机构——疏附衙。
疏附衙的总部，设于天京的汉西门，由相当于“指挥”一职的正副疏副官各一人负责。在太平天国的占领区内，沿江每隔三五十里，都设一个疏附衙，派官兵驻守。每军典宫中也设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各疏附衙建有文底簿和去文底簿，收发文报进行登记，并定期核对。文报都附有递文路程单，注明文报所经过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由各疏附衙标上收、转日期和时刻。疏附衙的工作，既包括上情下达，也包括下情上达，以及左右的沟通。从性质上来说，疏附衙的职能相当于驿站。《贼情汇篡》是清军方面搜集的太平天国情报的汇集，据这份材料的记载，太平天国上情下达的军事通信是这样的：
所有政事，悉由伪侯相商议停妥，具禀于石逆（石达开），不行则寝其说，行即代杨逆（杨秀清）写成伪诰谕，差伪翼参护送杨逆头门，吏值日伪尚书挂号讫，击鼓传进，俄倾盖印发出，即由伪东参护送韦逆（韦昌辉）伪府登簿，再送至石逆处汇齐，由佐天侯发交疏附官分递各处。
太平天国的文报数量很多，据说一天之内，曾经从天京城内发出命令300件之多。文报传递的途径，可以分为水路、陆路两种。天京汉西门的疏附衙，竖有定风旗，备有船只数十，专门负责水路通信的任务，分别给下游的镇江、瓜洲和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送信。每次送信时，一般是动用三四只船，由疏附监军带队，船上配有小炮一二门，鸟枪一二根，船上插着写有“天朝疏附”、“监军疏附”的旗帜。船只分为上行、下行，分别规定日行里数，如下水、顺风一日应行240里，上水、顺风一日应行百余里，上下水、无风应行若干里，都十分详细。各船每天都要进行登记，以便查核。
太平军的陆路通信，是在占领区中设有“汛”，一般都是骑马递送。现在还保存着一张1860年太平天国的一张从天京发往苏福省的递文路程单，其间经过的“汛”地为：“天朝——东门——麒麟门——孝陵卫——汤水汛——香塘汛——丹阳汛——吕城汛——常州塘汛——戚墅堰——洛社汛——无锡塘汛——新安汛——浒关汛——苏福省汛”，共15个地方。为了保证重要军情的传递，太平军设有火牌制度和云马文书制度。凡附有火牌的军事文报，必须克日限期送到，否则按军法从事。遇到了紧急情况，信件封套上还要加盖圆戳，中间刻有飞翅快马，周围刻上云彩，戳上端刻发文将领官衔，如“忠王发”、“保天安发”等。这样的信件一旦收到，即须立刻转递，每个时辰必须走50里，称为“云马文书”。但非紧急文报不得轻用。上面我们提到的信件即是“云马飞递”的文书。
由于战场条件的复杂，经常会遇到水路陆路均无法通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一般是派专人化装之后，携带密信穿越敌阵传递。办法是用蝇头小字，将军情写在白色的绸缎上，盖上印信后，塞进雨伞的竹柄之中，让人剃发后扮成乡民客商之类送信。有时候则是雇百姓送信，将诰谕写在黄绫上，重重包裹起来，外面做成家信的样子。对于重要文报，往往是一式两份，同时派两个人分头递送，以提高文报传递的可靠性。由于送信之人在路上要经历很多风险，所以太平军对于送信之人，往往会给予奖励。太平军北伐时，北伐军统帅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曾于前线将禀报交给彭福兴、张大里二人递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送抵天京。杨秀清收到后，认为这两位送信人“果是真心”，封二人为“监军”，以示褒奖。但送信人被清方识破查获的也不少。当彭福兴携带杨秀清的诰谕再回北伐前线时，就在中途被清军截获，所带文件也被清军获得。
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军事通信的畅通与否，对于太平军和清王朝军队都是生死攸关的，因而双方都十分注意保持自身通信的通达，并尽力断绝对方的通信联络。太平军进入安徽、江西时，清军钦差大臣向荣带兵在后尾追，钦差大臣陆建瀛带兵在前堵截。陆建瀛曾经派出信使与向荣联络，但他的信使在返回途中被太平军查获，于是太平军立即派人伪装成向荣的信使，与陆建瀛联络，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以为真，立即命令所部迅速溯流而上，结果先头部队遭到太平军的痛击，剩下的清军“反棹急奔”，太平军顺利地克复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并攻占了南京。太平军第一次西征的时候，将南昌城团团围住。曾国藩呼救无从，只好“雇募长发探卒，蜡丸细字，作为隐语，以通消息”。然而这些密使往往被太平军逻获，“其不达者十之四五”。
从太平天国的作战来看，在自己占领区的通信基本上是畅通的，但跨越敌占区的远距离通信往往被清军截断。1853年5月，太平天国发起北伐。北伐军一路转战，长驱六省，直逼京畿，由于与主战场距离过远，经常无法与天京方面取得联络，因而陷入音信不通、孤军苦战的困境之中。1854年2月，太平军曾经组织北伐援军，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领，自安庆出发北上，一路进入山东，直逼临清城下，距北伐军所驻之阜城只有200里地，但由于临清作战不利，被迫南退，4月27日在撤至冠县时遇到清军袭击而全军溃散。对此情况，北伐军全然不晓，直到5月上旬，北伐军到达连镇时，才知道天京派了援军来，而且已经到达山东临清（实际北伐援军早已覆没）。于是林凤祥等人商定，由林凤祥率领主力坚守待援，由李开芳分兵一部，突围南下迎接援军。5月28日，李开芳自连镇突围，进人山东境后，才知道援军早已经于一个月之前溃败。不得已，李开芳只好派人潜回连镇，通知林凤祥不要再等援军，而应立刻南下。然而送信人被清军截获，致使林凤祥无法得到援军已经败亡的消息，因而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坚守待援，以至丧失了突围的机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英王陈玉成身上。安庆会战之后，陈玉成退守庐州。随后派出扶王陈德才、梁成富、赖文光等人进入河南、陕西等地，以广招人马，徐图恢复安徽。1862年2月。清军大举直逼庐州。由于陈德才等人远征在外，庐州的兵力十分单薄。加上天王洪秀全又命令陈玉成“遵诏进兵取粮”，以接济天京，陈玉成便于2月23日连续发出书信，命扶王陈德才、主将马融和以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等人，立即到庐州北乡或者是正阳关一带聚齐，以讨论调整军事部署的问题。然而这几封信全部被清军截获。此时清军已经逼近庐州城垣，陈玉成得不到陈德才等人的回音，不得已又向在天京的护王陈坤书求援，信中说“刻下郡中情形万分紧迫，诚有旦夕之虑，呼吸之间。如蒙爱我，施惠合城，千祈迅速，勿事迟延，祈宗兄准于二月底三月初即要到庐，乃能可挽”。然而这封信又一次被清军截获，未能送达陈坤书之手。陈玉成望援不至，被迫弃守庐州，至寿州时被苗沛霖诱捕遇害。
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在19世纪中叶，此时的世界军事通信，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国门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古代的中国很快就感到了这场通信革命的威力。中国的军事通信，也由此出现了全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