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军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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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中国军事通信史上的重要一页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在这场长达14年的革命运动中,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通信系统,在中国军事通信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太平天国的军事通信建设,可以追溯到太平军起义初期。在起义之初所制定的《太平条规》之中,规定“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以此作为行军驻营相互联络的信号。这种吹角、擂鼓的信号传递方式在太平军中一直是军事指挥的重要手段。守卫天京的时候,太平天国军队曾经设五丈高的望楼,上面置一面大鼓,一听到城外吹角报警,即立刻擂鼓,各馆将士全部起身,准备拒敌。鼓角四通,各馆牌正俱出,遵命赴战。另外,太平军还以青、红、乌、白、黄等五色旗指示敌军来犯的方向,和指挥调遣城内的兵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初期,一直到定都天京,全军基本上都是一起行动,文报、信息容易沟通,远距离的军事通信建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随着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发展,太平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1853年定都天京之后,又遣师北伐、西征,远至千里之外,军事文报、信息的沟通以及军队的调度、接济就成了大问题。在战争实践中,太平天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远距离通信体系,并建立起专门的军事通信机构——疏附衙。

疏附衙的总部,设于天京的汉西门,由相当于“指挥”一职的正副疏副官各一人负责。在太平天国的占领区内,沿江每隔三五十里,都设一个疏附衙,派官兵驻守。每军典宫中也设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各疏附衙建有文底簿和去文底簿,收发文报进行登记,并定期核对。文报都附有递文路程单,注明文报所经过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由各疏附衙标上收、转日期和时刻。疏附衙的工作,既包括上情下达,也包括下情上达,以及左右的沟通。从性质上来说,疏附衙的职能相当于驿站。《贼情汇篡》是清军方面搜集的太平天国情报的汇集,据这份材料的记载,太平天国上情下达的军事通信是这样的:

所有政事,悉由伪侯相商议停妥,具禀于石逆(石达开),不行则寝其说,行即代杨逆(杨秀清)写成伪诰谕,差伪翼参护送杨逆头门,吏值日伪尚书挂号讫,击鼓传进,俄倾盖印发出,即由伪东参护送韦逆(韦昌辉)伪府登簿,再送至石逆处汇齐,由佐天侯发交疏附官分递各处。

太平天国的文报数量很多,据说一天之内,曾经从天京城内发出命令300件之多。文报传递的途径,可以分为水路、陆路两种。天京汉西门的疏附衙,竖有定风旗,备有船只数十,专门负责水路通信的任务,分别给下游的镇江、瓜洲和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送信。每次送信时,一般是动用三四只船,由疏附监军带队,船上配有小炮一二门,鸟枪一二根,船上插着写有“天朝疏附”、“监军疏附”的旗帜。船只分为上行、下行,分别规定日行里数,如下水、顺风一日应行240里,上水、顺风一日应行百余里,上下水、无风应行若干里,都十分详细。各船每天都要进行登记,以便查核。

太平军的陆路通信,是在占领区中设有“汛”,一般都是骑马递送。现在还保存着一张1860年太平天国的一张从天京发往苏福省的递文路程单,其间经过的“汛”地为:“天朝——东门——麒麟门——孝陵卫——汤水汛——香塘汛——丹阳汛——吕城汛——常州塘汛——戚墅堰——洛社汛——无锡塘汛——新安汛——浒关汛——苏福省汛”,共15个地方。为了保证重要军情的传递,太平军设有火牌制度和云马文书制度。凡附有火牌的军事文报,必须克日限期送到,否则按军法从事。遇到了紧急情况,信件封套上还要加盖圆戳,中间刻有飞翅快马,周围刻上云彩,戳上端刻发文将领官衔,如“忠王发”、“保天安发”等。这样的信件一旦收到,即须立刻转递,每个时辰必须走50里,称为“云马文书”。但非紧急文报不得轻用。上面我们提到的信件即是“云马飞递”的文书。

由于战场条件的复杂,经常会遇到水路陆路均无法通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一般是派专人化装之后,携带密信穿越敌阵传递。办法是用蝇头小字,将军情写在白色的绸缎上,盖上印信后,塞进雨伞的竹柄之中,让人剃发后扮成乡民客商之类送信。有时候则是雇百姓送信,将诰谕写在黄绫上,重重包裹起来,外面做成家信的样子。对于重要文报,往往是一式两份,同时派两个人分头递送,以提高文报传递的可靠性。由于送信之人在路上要经历很多风险,所以太平军对于送信之人,往往会给予奖励。太平军北伐时,北伐军统帅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曾于前线将禀报交给彭福兴、张大里二人递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送抵天京。杨秀清收到后,认为这两位送信人“果是真心”,封二人为“监军”,以示褒奖。但送信人被清方识破查获的也不少。当彭福兴携带杨秀清的诰谕再回北伐前线时,就在中途被清军截获,所带文件也被清军获得。

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军事通信的畅通与否,对于太平军和清王朝军队都是生死攸关的,因而双方都十分注意保持自身通信的通达,并尽力断绝对方的通信联络。太平军进入安徽、江西时,清军钦差大臣向荣带兵在后尾追,钦差大臣陆建瀛带兵在前堵截。陆建瀛曾经派出信使与向荣联络,但他的信使在返回途中被太平军查获,于是太平军立即派人伪装成向荣的信使,与陆建瀛联络,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以为真,立即命令所部迅速溯流而上,结果先头部队遭到太平军的痛击,剩下的清军“反棹急奔”,太平军顺利地克复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并攻占了南京。太平军第一次西征的时候,将南昌城团团围住。曾国藩呼救无从,只好“雇募长发探卒,蜡丸细字,作为隐语,以通消息”。然而这些密使往往被太平军逻获,“其不达者十之四五”。

从太平天国的作战来看,在自己占领区的通信基本上是畅通的,但跨越敌占区的远距离通信往往被清军截断。1853年5月,太平天国发起北伐。北伐军一路转战,长驱六省,直逼京畿,由于与主战场距离过远,经常无法与天京方面取得联络,因而陷入音信不通、孤军苦战的困境之中。1854年2月,太平军曾经组织北伐援军,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领,自安庆出发北上,一路进入山东,直逼临清城下,距北伐军所驻之阜城只有200里地,但由于临清作战不利,被迫南退,4月27日在撤至冠县时遇到清军袭击而全军溃散。对此情况,北伐军全然不晓,直到5月上旬,北伐军到达连镇时,才知道天京派了援军来,而且已经到达山东临清(实际北伐援军早已覆没)。于是林凤祥等人商定,由林凤祥率领主力坚守待援,由李开芳分兵一部,突围南下迎接援军。5月28日,李开芳自连镇突围,进人山东境后,才知道援军早已经于一个月之前溃败。不得已,李开芳只好派人潜回连镇,通知林凤祥不要再等援军,而应立刻南下。然而送信人被清军截获,致使林凤祥无法得到援军已经败亡的消息,因而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坚守待援,以至丧失了突围的机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英王陈玉成身上。安庆会战之后,陈玉成退守庐州。随后派出扶王陈德才、梁成富、赖文光等人进入河南、陕西等地,以广招人马,徐图恢复安徽。1862年2月。清军大举直逼庐州。由于陈德才等人远征在外,庐州的兵力十分单薄。加上天王洪秀全又命令陈玉成“遵诏进兵取粮”,以接济天京,陈玉成便于2月23日连续发出书信,命扶王陈德才、主将马融和以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等人,立即到庐州北乡或者是正阳关一带聚齐,以讨论调整军事部署的问题。然而这几封信全部被清军截获。此时清军已经逼近庐州城垣,陈玉成得不到陈德才等人的回音,不得已又向在天京的护王陈坤书求援,信中说“刻下郡中情形万分紧迫,诚有旦夕之虑,呼吸之间。如蒙爱我,施惠合城,千祈迅速,勿事迟延,祈宗兄准于二月底三月初即要到庐,乃能可挽”。然而这封信又一次被清军截获,未能送达陈坤书之手。陈玉成望援不至,被迫弃守庐州,至寿州时被苗沛霖诱捕遇害。

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在19世纪中叶,此时的世界军事通信,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国门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古代的中国很快就感到了这场通信革命的威力。中国的军事通信,也由此出现了全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