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1日，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和朱德指示王诤的无线电队日夜侦听敌人的通信，以捕捉战机。
1931年5月12日黄昏，王净突然侦听到驻福建的国民党28师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回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回答：“东固。”
东固当时正是红军总部所在地，王诤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向毛泽东和朱德作了汇报。朱、毛根据这个情报，立即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要求部队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敌28师。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经在东固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敌28师被全歼，就连同来的第40师一旅的大部也被消灭。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刚刚建立的无线电队即为红军的作战立下了功劳，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到电台对王诤等同志进行了表扬。
更令人高兴的是，东固一战，红军还缴获了敌28师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这样，一部15瓦的电台跟随朱、毛在前方，100瓦的电台随叶剑英留在了后方办事处。6月2日，前方台在建宁收到了从兴国后方办事处电台发来的电报，这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报。
第二次“围剿”被打破之后，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7月23日下午，随红三军行动的电台报务员曹丹辉侦听到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发给参加“围剿”行动的各路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这是一份“万万火急”电报，全文共324个字，是蒋介石关于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凭借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的敌人的密码本，曹丹辉很快就将电报全部译了出来，并通过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将电报送到红军总部。红军由此不仅了解了敌人“分进合击”的战役意图，而且也知道了各路敌人的兵力情况。根据敌人的情况，红军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东面实行突破，结果一个月之内，连克莲塘、良村、黄陂三地，三战三捷，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曹丹辉，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就这样，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的率领下起义，随同起义参加红军的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8部电台和40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军事通信力量。随着电台的增多，在中央红军和上海中央军委之间，红军总司令部与各方面军、各军团以及执行重要任务的部队之间，都逐步建立了无线电通信。1931年前后，在上海的中央军事部能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将国民党何时、用多少兵力、向何地进攻等情况，用无线电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前方，有效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斗争。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军委总参谋部成立了通信联络局（称四局，后改称三局），统管全军军事通信工作，由王净任局长。经过五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先后缴获了电台28部，红二、六军团缴获电台9部，红四方面军缴获电台13部。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对于红军中无线电通信网的建立，毛泽东曾经有过高度的评价。他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的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