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人，生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二月二十五日。天圣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他为官刚正、执法严峻，以断狱英明著称于世。
包拯之父包令仪，字肃之，是当朝进士，当过福建惠安县知县，曾任朝廷虞部员外郎，掌管冶炼、茶、盐的生产；又曾做陪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留守，赠刑部侍郎、太保。包令仪不仅为官清正，而且治家很严。包拯自小除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外，对老子、荀子、孙子等诸子学说也有所研究，因而学识丰富，思想敏锐。他能侃侃而谈，下笔滔滔，而且都论据充分，条理清晰。传统的伦理道德装满了一脑子，凡事都认死理，自小养成倔强的个性，说一不二，相比其父，包拯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包拯受当朝翰林学士刘筠的影响很大。刘筠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咸平进士，仕真宗、仁宗两朝，官至翰林承旨龙图阁直学士。曾参加编撰《图经》及《册府元龟》。其诗与杨亿齐名，均以模仿唐代李商隐为主，内容脱离现实，有形式主义倾向，时称“杨刘”。他还是著名的“西昆体”创始人之一，和杨亿、钱惟演等十七人唱和，结集出版了《西昆酬唱集》。
刘筠为官很有正义感，也很有骨气。宋真宗晚年多病，神智糊涂，让以丁渭为首的一班佞臣专擅弄权，打击排挤为官正派的寇准。而曾经与刘筠一起诗坛酬唱的钱惟演也与弄臣沆瀣一气。天禧四年（1020），一度被罢相的丁渭玩弄权术，又得以恢复相位，更是不可一世，气焰嚣张。他传令让刘筠为他起草复相制，刘筠不愿为虎作伥，断然拒绝。为了免受丁渭的纠缠，他上表坚决请求外任，于次年到庐州当知州。那时包拯二十三岁，对刘筠的为人十分钦佩。
在庐州的莘莘学子之中，刘筠也特别喜欢包拯，给予他很多勉励，教导他要注重实际，力戒空谈，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要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包拯从中获益甚多。刘筠之所以喜欢包拯，是因为包拯廉洁自好，严格自律，不结党与，直道行事。据《朱子语类·本朝三》记载：“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见居三衢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复招饭，意廑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呼！’竟不往。”包拯尚未为政，便能自律，刘筠自然赞赏。刘筠与包拯意气相投，自然对包拯给予更多的关爱。
天圣五年（1027）正月十二日，包拯到开封府参加进士考试（礼部试），而诏命知贡举（主考官）就是刘筠。历次科考都是以诗赋作为主要的评分标准，宦海沉浮多年的刘筠深刻认识到，人才的选拔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的大事。只有选拔实用型人才，才能真正为国家做实事，因此不能让胸存谋略、讲求治道的人因声律小技而名落孙山。于是他一反常规，以策论为主。这一改变，让不善诗词却精于策论的包拯如鱼得水，考中了甲科一等（前三十名之内）。四月十八日，仁宗皇帝在崇政殿为新科进士授职，甲科进士三十名，前五名授监丞，通判州（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副市长）；以下二十五名授大理评事，知县。包拯未入前五名，被授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今江西省永修县）。
秋季乡试，次年春季省试（礼部试），省试之后还有殿试（也称御试或亲试），由皇帝亲自主考，三榜定案才能“金榜题名”，进入仕途。“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中试为官极为不易。那一年包拯二十九岁，正是施展抱负的时候。然而他却因为父母年事已高，要侍奉父母，而没有去建昌县履职。他要求朝廷分配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哪怕是职务低一点的差遣。朝廷根据实情，改派包拯为和州（今安徽省和县）笎库（税监），管理税收。和州距离合肥只有百多公里，但尽管如此，包拯父母仍然不愿意跟随他赴任。包拯想到家中只有他一个男儿，理应尽孝，于是辞去官职，一心一意在家中侍奉双亲。
包拯在家乡竭尽孝道。双亲相继去世后，安葬在合肥东门外八里的螺丝岗上，他在墓旁搭了个草棚，恭恭敬敬守孝三年。居丧除服，一共经历了八年时间，仍然徘徊于父母墓侧，不愿离家。这样又过了两年，前后整整十年时间，才听从亲友的劝说，到京城等候差遣。那时候包拯已经三十九岁了，与他同科考进士的人，早已经升了官职。包拯的同窗好友、一齐考中进士的文彦博后来官升至丞相，而包拯最终只升至枢密副吏，相当副丞相的官职。
忠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两大内涵。包拯认为孝义高于一切，不孝的人无以为国效力。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包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好友、同朝为谏官的吴奎称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包拯的门生张田在《包孝肃公奏议》中说：“包公一举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当是时，同中第者，虽下流庸人，犹数日月以望贵仕。公拂衣去养，十年亡宦，意其心无他。止知孝于亲而为得也。已而还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洁，处之当路。公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只知忠于君而为得也。”
包拯二十九岁中进士，本应早早便可为国效力，光宗耀祖。而他侍奉双亲，守孝十年，以那个时代的人均寿命来说，已经算是步入中年。“包青天”晚出十年，不免令人叹息。然而，当别人都渴望当官时，包拯却退而尽孝，这在以科举进仕为人生最大追求的时代实为难能可贵。包拯以不思尽孝、难以尽忠的思想以及行动，达到了封建道德的最高标准，获得了仁宗皇帝的理解和信任，其谥号“孝肃”，也是恭俭仁恕的皇帝给予包拯最高的褒奖，自然也受到朝野上下的敬佩与赞誉，“亦天下不得异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