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医学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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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被驱逐的“炮手”

1543年,是科学史上的重要的一年,有两部划时代的科学著作在这一年问世:一部是波兰牧师兼天文学家、“日心地动”学说的倡导者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另一部是比利时医生兼解剖学家、近代解剖学奠基人维萨利的《人体解剖》。《天体运行论》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而《人体解剖》却是一部690页对折的大开本巨著。这两部篇幅悬殊的科学著作出版时,哥白尼已是因中风卧床一年的70岁老人,并于同年去世;而维萨利才29岁,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在自然科学史上,《天体运行论》和《人体解剖》二书都是里程碑式的名著,它们分别揭开了“大宇宙”和“小宇宙”(人体)的奥秘。

在《人体解剖》这部书中,维萨利第一次向统治了解剖学界、医学界1400年之久的“解剖学之王”盖伦开了第一炮。然而这勇猛的“炮手”却被驱逐出帕多瓦,不得不流落他乡。

维萨利自幼热爱大自然,热爱动植物,特别酷爱解剖各种小动物。曾先后在罗文大学和巴黎大学学医。他的解剖学导师都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解剖学专家,但又都是盖伦的忠实信徒。而且仍采取中世纪式解剖学教授方式:由毫无解剖知识的理发匠之类的“助手”解剖尸体,而“有学问”的教授则像只乌鸦,高栖在讲座上,信口开河地呱呱胡说着许多他们自己从未亲自接触过的东西。……维萨利对于这种误人子弟的教授方式极端不满,他后来以十分轻蔑的口气向自己的学生说:“一个医生从一名屠宰场的屠夫那里,也能比从这些教授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也许从未解剖过人体的“解剖学之王”盖伦的解剖学,那时已统治解剖学界1400年之久,到了必须加以重新检验的时候了;通过数百年之久的中世纪的解剖教育方式也亟待改革。历史把这些重大的使命,都交给了年轻的维萨利。

1537年,23岁的维萨利离开了保守的巴黎,来到了充满自由研究气氛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外科学和解剖学教授。就是这位年轻的教授,给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学带来了勃勃生机!他决不愿学“寒鸦”高栖于教授的讲坛上,甘愿像下贱的理发匠经常做的那样,亲自站到尸体解剖台旁,亲自执刀解剖。他把先诵读盖伦著作,再到尸体上寻找“证据”的顺序颠倒过来,改成根据尸体结构的直接观察结果逐一检验盖伦论断。这位被人崇拜了一千多年的解剖学之王,竟被维萨利指出了200多处谬误!他是一位极其优秀的教师,语言生动形象,且具有说服力;他一边演讲,一边做尸体解剖演示。在解剖演示厅里竖放着事先制备好的人体骨骼标本架,还根据教学要求不时地展示大幅解剖学挂图。这些挂图是他亲自绘制的。学生们一边听讲,一边观摩解剖,还有事先制好的标本和大幅精美挂图帮助理解,故对他的每堂课都留下极深的印象。除了帕多瓦大学外,维萨利还在波伦亚和比萨大学兼课,每4~7天去讲演一次,更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从维萨利那里,学生们不但学到了准确的解剖学知识,也学到了合理的解剖学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维萨利给帕多瓦大学和整个意大利的解剖学研究和教学,开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全新的风气。

解剖学研究离不开尸体。尸体缺乏是维萨利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为了获得尸体,他不止一次地充当了“盗尸者”的角色。他常常在黑夜,独自偷偷地去到墓地或刑场盗取尸体。有一次,他去盗取一具还在绞刑架上的已经腐烂的尸体的骨骼,将盗取的一部分骨块掩藏在自己身穿的大衣内,带回城里的住所,存放在自己床下。这样“非法”地劳作了好几夜,才清理出一具完整的骨骼标本。

在紧张的解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余,维萨利开始编撰巨著《人体解剖》。他的朋友、杰出的画家凯尔卡成了他忠实的合作者,替他刻画了精美生动的木刻解剖图。历时五年,巨著告成。

《人体解剖》共七卷:第一卷,骨和关节;第二卷,肌学;第三卷,血管系统;第四卷,神经系统;第五卷,腹腔脏器;第六卷,心和肺;第七卷,脑。全书以一个有趣的短章结束,题为《论活动物的解剖》。书中那大量风格独具的木刻插图,本身就是出色的艺术品。这些插图中的人体,都被画成活体,似乎都正在做着各种不同的动作。

在《人体解剖》一书中的第六卷中,维萨利指出心脏的室中膈是许多小陷窝,但并不存在盖伦所说的左右心室的小气孔。这一心脏结构上的重大发现,彻底否认了盖伦所谓人的左右心室血液经室中膈渗透的错误观点,向盖伦的心血管理论开了第一炮。

维萨利勇于实践寻求真理的革命行为,激起了宗教界和科学界守旧派的恼恨,谩骂、侮辱、迫害接踵而来。甚至维萨利的老师锡而维鸟斯也起来反对他,侮辱他。当然,锡而维鸟斯晓得他的学生是对的,但他是与当权的那一党站在同一阵线。维萨利的学生哥伦布也晓得他的老师是对的,但他是一个滑头,是一个投机者。维萨利宽容了自己年迈的师长,而激烈地回击了年轻的对手。然而,他却无法面对愈来愈厉害的教会的迫害。他们剥夺了维萨利做解剖学研究的权力,撤销了他在帕多瓦大学的教授职务。万念俱灰的维萨利一怒之下焚毁了自己的一部分手稿,在1514年,即《人体解剖》一书出版的第二年,离开了帕多瓦,到西班牙任国王查礼第五的御医,从此结束了他的解剖研究工作。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科学发展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