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战争后，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公开化且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直系联合奉系及西南军阀，打败了皖系军队主力，攫取了北京政权。直系从英美列强那里借来了大笔款项，购置了大批军火，企图用武力统一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军阀叫嚷“联省自治”，其目的自然是在于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而绝不是为了建设一个联邦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以湖南军阀谭延 宣布湖南自治开始，一时各省纷纷仿效，联省自治似乎成了解决时局问题的良方。
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分权主义立场上极力支持联省自治。梁启超合作于袁世凯、段祺瑞政府时都希望先集权，后分权，在与统治阶级当权派合作的基础上，慢慢引导中国走上资产阶级的宪政轨道。所以梁一直坚持分权主义。湖南宣布自治后，梁启超兴奋不已，欣然接受了参加湖南的制宪工作。为湖南制定了《省宪法大纲草案》。此时吴佩孚为实现“武力统一”的美梦正率直系军队与湘军开战。梁启超亲笔致函吴佩孚，希望他以联省自治谋求国家的统一。吴佩孚对梁敷衍一番，并无诚意，其他一些省也是空嚷嚷，并无什么行动。自治也并没有带来和平和安定。在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操纵中国，军阀武人割据称雄的社会前提下，建立联邦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是梁启超等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双方的第一次合作。此后几年，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取得节节胜利。对如此高涨的革命形势，梁启超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反对的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对准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作为主张温和和改良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启超一向渴望在稳定平和的社会秩序下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而畏惧和敌视群众运动。这种立场对他来讲是一贯的。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他宁可与军阀势力为伍，反对国、共两党。1926年北阀战争开始后，他与研究系的同仁们便站在军阀一方。军阀孙传芳失败后，他曾把反共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蒋介石身上。后来，随着蒋的血腥统治日益公开化，梁启超对蒋介石的幻想也渐渐破灭了。
为了阻挠国民革命的浪潮，对抗蓬勃发展的工农群众运动，梁启超决定亲自上阵，组织自己的联盟，树起自己的旗帜。1927年初，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及部分工商界成员，想与研究系联合，拥戴梁启超作领袖，组织一个反共大同盟。梁启超审度时局，虽然感到“时机未到”，不能答应此要求，但他认为不能听任这些反共的非国民党团体“散漫无纪”。他决定开展一个“党前运动”，拟设一个“虚总部”，为反共的上述团体居间联络，为最终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作准备。但此举终于没有形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