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景帝两废两立，群臣慑于皇权的威势而三缄其口，那么，随着怀献太子的不告而别，恪守儒家伦理信条、忠于王朝根本的正直之臣，终于看到了一丝难得的黎明。监察御史钟同、礼部郎中章纶决定打破沉默，联手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以定国本。
正沉浸在丧子悲恸之中的景帝，阅毕钟、章二人的奏疏，直气得浑身肌肉突突直跳，胡子根根倒竖。时天色已晚，盛怒中的景帝下令从门缝中传旨，命锦衣卫即刻将二人逮捕下狱。
锦衣卫的校尉对钟、章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诱逼他们供出幕后的主使，以及与南宫勾结的阴谋，但二人均称意由己出，无他人授意。景帝大怒，命取巨杖，每人一百下。钟同惨死杖下，章纶死而复苏，继续监禁。
不久，南京太常寺少卿廖庄又遥上奏章，请景帝善待上皇，立沂王为太子，复汪后于中宫。景帝阅罢奏章，差点气个半死，命将廖庄杖责八十，贬为定羌驿丞。
连续重拳处置了几个复储之议的祸首后，再无人敢对皇家的事务指指点点，自后夹起尾巴做人，对建储二字避之犹恐不及。景帝也认为自己年纪尚轻，后宫佳丽如云，不信生不出一子半嗣。是故退朝之后，多沉溺于后宫，在花香国中尽情游戏。
于谦、王直、胡濙等大僚自始至终经历了复储事件，可这些人都没有吭气。既没有替钟同、章纶辩护，也没有说二人不对。
还是在钟同与章纶刚下狱时，有一位叫杨集的进士曾给于谦写过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奸人黄竑献议易储，不过为逃死计耳，公等竟成之。公国家柱石，独不思所以善后乎？今同、纶等又下狱矣，脱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议何？”
正史只记杨集为常熟人，其他情况则不明。虽然他的信对于谦有些指责，但他显然很敬重于谦，也看好于谦，以为那个时候只有于谦出来说话，景帝才能听，才能影响时局的走向。杨集的信大概也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倾向，即人们希望重量级的大臣出来劝阻景帝，不要这样一意孤行。遗憾的是，于谦等人都没有试图谏阻景帝。杨集的信让于谦有些触动，有些犹豫。于谦便拿了杨集的信给王文看。
王文是一心谄媚景帝的人，不可能劝于谦出来谏阻景帝，王文看了看杨集的信说，书生不知天高地厚，不了解形势的险峻。不过这人有胆略，也难能可贵，应该给他进一级。作为普通进士，破格安排，让他当了安州的知州。
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于谦并不赞成景帝的做法，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可是他没有那么做。于谦对景帝没有任何规谏有损于他的声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构成他人生悲剧的诸多原因之一，至少为他的政敌提供了置他于死地的口实。
杖死钟同，长囚章纶，廖庄和徐正被赶到极边去，朝中的大小臣僚一时摸不清景帝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不敢再言复储，也没人敢言对英宗和沂王采取什么措施，储位的事又这样糊里糊涂地搁置下来。这是景泰六年（1455）的事。
到第二年，景泰一朝已显出王朝末日景象。
年初，刚到元宵节，刚当四年皇后的杭氏受了什么“风寒”，起初是寒热交侵，嗣后渐成重症，遂成不治，到仲春时节，便一命呜呼了。要问是什么病，不光现在人说不清楚，就是当时的太医院医生也没有人能说清楚。让他们说，当然能说一番寒火虚实之类，但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些人的死因报告远不及民间百姓那样求实而便捷。太子的死对景帝是个沉重打击；现在太子的生母、他宠爱的皇后又死了，景帝在精神上与心理上的挫折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与孤独感是可以想象的。
那时没有心理医生，景帝的排遣方式就是寄兴于玩乐和沉湎于女色。
当初的午朝早已取消，景帝又开始了他的龙舟生涯。龙舟不仅越造越大，越造越多，而且装饰、用料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奢华。景帝还命人给他造了“燕室”。这种燕室是做什么用的？从字面上说，“燕”可以指燕乐、娱乐，也可以指一种宫廷音乐，还可以解作安闲、安适。燕室就是娱乐休闲的地方吧。应该说，在明朝的十几个皇帝中，景帝还不算是耽于游乐的，只是比起他前辈来稍显突出。
为景帝这些近于奢靡的事，御史倪敬曾联合另外五名御史上疏景帝，予以谏阻。奏章上说：“府库之财，不宜无故而予；游观之事，不宜非时而行……近闻造龙舟，做燕室，营缮日增，嬉游不少，非所以养圣躬也。”奏章也提到了钟同、章纶的事。景帝览奏不大高兴，批给礼部讨论处理。礼部上报说，这些年轻御史的用意都是出于对皇上的忠诚与爱护，没有别的意思。景帝也没再说什么，但对这六个言官还是耿耿于怀。不久，景帝命都御史萧维祯对他的部属进行全面考核，借考核之机把这几个人赶走。萧维祯是个唯唯诺诺的官僚，便以不称职为由，把倪敬等六人都赶到边远地区的县里当典史去了。
在女色方面，景帝也多少有点不利的舆论。
江南有个娼女叫李惜儿，后来流转到京师。因这女子姿容妖艳，色艺双绝，很快便名满京华了。都下的纨绔狎邪子弟，一时趋之若鹜。这些人私下评选京师名妓，叫列“花榜”。李惜儿被视为牡丹花，娇媚艳丽，天姿国色，花中之王。景帝听说了李惜儿之后，便令内宫召入禁中。景帝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当下就留在宫中“侍寝”了。这李惜儿久历烟花，承欢枕席，自有些后宫本分女子未曾听说的床第招法，景帝殊觉新鲜刺激，畅快异常。从此便留在宫里，备受恩遇。不过，肉体上的欢娱难以维持很久。李惜儿因宠而生骄，少不了要名分，要地位。又因骄而生悍，忘记了皇宫的规矩，视景帝为一般买花郎。景帝把李惜儿召入宫中，不过是为了调节与尝鲜，跟他派人去采野菜是一个道理，要让他给妓女什么名分是不可能的。对普通男人来说，对女性专一自然是一种美德。可对皇帝来说，专一无疑是一种缺失。他有责任、有义务遍撒雨露，恩幸三千。如果说景帝改造不了李惜儿这匹风尘野马，那么李惜儿也同样改造不了景帝这匹明宫龙种。经过几番碰撞，景帝还是把李惜儿赶出宫去了。
杭皇后死后，后宫虽有众多妃嫔，但景帝都看不上眼，打不起精神，兴奋不起来，便下旨再采选秀女。也是上天不负下工夫之人，终于找到了一位，这就是唐妃。据说这个唐妃体态轻盈，袅娜如弱柳，婉轻如燕莺，性情容止，都恰到好处，实为绝代佳人。景帝一见，欣喜异常，好像梦里已寻她千百度，如今才一朝到手。春风一度，欢娱无限，封为唐妃。过了几个月，又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了，承欢宴游，景帝一时都离不开。景帝每次去划龙舟，都要让唐贵妃坐在龙舟上；每次去西苑游玩，都要唐贵妃骑马相伴。唐贵妃虽说性情容止恰到好处，但不一定马术也恰到好处。一次马惊了，不小心掉下马来，随侍太监倒了大霉，被打个半死。景帝又命中官刘茂别选良骏，仔细控习，务求万无一失，随时待命。
景帝发现唐贵妃爱花，又下令扩建御花房，搜罗全国各省奇花异葩放置其中，内设琼室，不仅可以赏花，两人还可以在里面居住。
一个风流天子，一个倾国佳人，美景良宵，把酒言欢，看花似人，看人似花，好不乐煞人也。由此看来，“三千宠爱在一身”绝非恣意夸张，也绝非只出在唐玄宗身上。
可正像俗话说的，好花易谢，好梦难长。到了景泰八年（1457）的大年初一，接受完群臣的正旦朝贺，景帝忽然觉得龙体违和，竟然病倒了。
景帝到底得了什么病？史料不详。
景帝一病，本来就潜伏着的储位问题马上又浮出水面。
如果说在当初易储时于谦是勉强默认的，那么此时于谦的态度还是明朗的。他邀集了一批大臣联名上疏，要求早立东宫太子，虽然没说出沂王的名，但那用意还是清楚的，因为除了沂王别无他人。
皇帝得病后，朝中百官每天都到宫门去问安。这一天，百官又到左顺门去问安，太监兴安神色凝重，除了照例传景帝的话，说皇上是偶有寒疾，不必过虑，各自安于职守，为皇上分忧之类外，另外又加了一句话：“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又有何益处？”
回到朝房，百官就开始议论，兴安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能为社稷计”应该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才算“为社稷计”。有人说，这不过是兴安信口所言，不一定是皇上的意思，不必太在意。有的说，不，即使皇上没说，兴安所传达的也是皇上的心思。如今“为社稷计”莫大于立储，建储的事应该立即提到议事日程了。
中国人有优秀的诠释传统。圣人立言，皇帝发令，都是三言五语，有时甚至是几个字，故意没头没脑，没有语境，没有对象，让你像破译密码一样去破译。不同的是密码只有一解，而对圣人和皇上的话，不同人却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于是他们之间便展开了严肃而神圣的论战。古代圣人也罢了，他们早已作古，没办法向他们本人请教，而皇帝就在那里，何必猜来猜去，问一下不就行了吗？不行。当臣子的最高境界是“心领神会”，对皇上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能体会出深意来才行。你总让圣上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不骂你蠢猪，把你赶走才怪哩。帝王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神秘性，不确定性，歧义性，物理学和政治学上都叫弹性，为自己留下耍赖和委过于人的空间。
听了兴安的话，这些大小官员，士林精英，不去问兴安，也不去问景帝，就是在朝房里猜度，比赛谁猜得准。争论的结果，还是“社稷即建储”论占了上风。
好吧，社稷即建储，简单点说，就说让谁来当皇太子吧。
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议。都御史萧维祯和他手下的一批御史都主张恢复沂王的太子地位，说这样对方方面面都好，大家应该联合上奏，请皇上批准。对此内阁的各位学士不以为然。萧鎡说，沂王既然已经退出东宫了，就不宜再立了。这时王文已成为内阁的活跃人物，他知道景帝不喜欢沂王，但说话时留有余地，主张只上言立储，至于立谁，还是让皇上去决定好了。当时萧维祯是联合奏章的执笔人。为了统一双方意见，便不提沂王，并把“早建元良”改为“早择元良”。
奏章上去后，太监传出话来：朕偶有风寒，当于十七日临朝。
所请之事无须再议。
这道旨意又把百官打到闷葫芦里去了，看来病中的景帝无意解决皇太子问题。人们对兴安的话诠释了一大阵子，到头来闹个白搭工，白玩！
按明朝的惯例，每年正月，皇帝都要亲自到城南的天坛去大祭天地，祈祷丰收。景帝虽在病中，但农业社会中粮食丰收还是天大的事，他坚持要亲自去。什么时候去呢？什么时候祭祀什么时候去呗。
不行。祭天是件很严肃的事，在祭祀种类里属于大祭，不能马虎。按规定，主祭皇帝要提前三天到斋宫，就是天坛附近的一处皇帝专用房。要在那里沐浴，斋戒，清心，远离女色，以此来表示对天的虔敬。景帝带着病，乘车来到天坛斋宫。景帝决定入住斋宫，说明那时他的自我感觉还行，至少认为到时候还能行礼，或者以为过两三天能好起来，不然他是不会出乾清宫的。但正因入住斋宫，加速了他的灭亡。
景帝入住斋宫后，病反倒重起来，看来要亲自祭天是不可能的了。按祭礼规定，皇帝因事因病不能亲自主祭，可以委托勋臣代祭。代祭的勋臣不进斋宫，但也须提前三天斋戒、沐浴，因此必须提前告诉给代祭人才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景帝想到了武清侯石亨，也许石亨是经他手封的最高武臣，景帝对他备极信赖。于是便召石亨入见。
自从传出有病，包括石亨在内的文武百官都没见过景帝。百官去问安时都由太监传话，只说偶感寒疾，谁也不知道寒疾到什么程度，都以为景帝正在英年，有点病也没什么大事。这次石亨到病榻前受命才亲眼看到了病中的景帝。只见景帝面色青黄，没有一点年轻人的光泽，两腮及眼窝都深深塌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呼吸急促，说话没有一点底气，软如毛絮，细若游丝。石亨虽不是医生，说不出景帝得的是什么病，但凭经验，人一病到这个地步，就没几天的活头了。这一天是正月十三。
景帝病危。这可是天大的机密！这个信息像火种，立刻点燃了石亨野心的干柴；或者像个打气筒，使石亨本来已经压瘪的个人欲望猛然膨胀起来。石亨从斋宫出来，回到十团营指挥部，便找来监军太监曹吉祥和都督张轨。这个张轨当年曾率军平息苗族人的叛乱，因作战不力，受过于谦的参劾，奉调回京，降职使用，在石亨手下管理十团营。此时已经跟石亨、曹吉祥结成一个反现实的团伙。
石亨先卖个关子，问曹吉祥、张轨道：“公等欲得赏乎？”
二人见石亨如此诡秘而又兴高采烈，谁知道他何出此言，便催他快说。
石亨又问道：“今上病在不豫，何人可承大位？”
曹吉祥道：“当立沂王为皇太子。”
石亨道：“沂王正当幼冲，未足十岁。何如拥南宫上皇复位？”
都督张轨一听，眼前豁然一亮道：“如此我等皆功在宗社矣！”
曹吉祥还是更老到些：“此成则公侯，败则族诛。如此大事，还须谋于高士。”
张轨道：“今太常卿许彬见知于上皇，可否共商？”
石亨和曹吉祥都点头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