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中部维希附近格罗泽的小村子里，坐落着属于弗郎丹一家的农田。在1924年3月1日，当时埃米尔·弗朗丹只有17岁时，发现一个完全未预料到的人造洞穴。埃米尔走下去，仔细地探查这个洞穴。仅仅几分钟，他就有几个有趣的发现。沿着洞穴排放的是烧过的砖块和石头架子，还有大量的储存壁龛。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年代久远的不寻常的物品。埃米尔发现了许多小型原始神像的雕像，上面刻有鹿角和骨头，他发现了黏土刻字板，刻有一种无人能读懂的字母表。因为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尸骸，所以，这个地区被称为死亡之地。
奇特的发现
阿尔伯特·莫利特博士是一位医学工作者。当弗朗丹一家发现那个洞穴时，他正在维希行医。他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业余考古学家。阿瑟·柯南道尔先生的《失去的世界》——书中包括两个学者：一个是查林吉教授，一个是反对他的学者，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抱有希望的、矛盾的考古理论。查林吉和他的对手是高级学者的完美典型，当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互相猛烈批评。莫利特和弗朗丹一家站在格罗泽事件激烈争论中的一边，而法国考古学界的大多数则站在另一边。战线因此形成了，互相间凶狠的攻击持续了很多年。
莫利特于1925年4月26日走访了弗朗丹农田，对这家人指给他看的东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检查了现场和其中的工艺品，并声明它们是古代真品，有重要价值。
莫利特与弗朗丹一家达成一项交易。他们将拥有从牧场中发掘出的全部工艺品，但是，他对于在那儿发现的东西，有科学研究、报道和出版的独家特权。
真实和谎言
有关在格罗泽令人震惊的发现——特别是上面有神秘未知字母表的刻字板的消息，传到了卡比丹博士的耳朵里，他在专业界被广泛认为是法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参观了现场，现场最初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莫利特博士一样。他因此写信给莫利特：“在这里，你得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地层，请给我写一份有关你发现的详细报告，我可以把它送交给历史遗迹委员会……”如果莫利特那样做了，格罗泽故事的全部历史将会完全不同。但是他没这样做，他和弗朗丹一家没有理睬卡比丹，而是出版了一本独立的著作，题为《一个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卡比丹博士感到蒙受了耻辱，因为他被排挤了出去。他想，他的权威和他的职业声誉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莫利特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把他自己看成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专业考古的缩影，他被异常地激怒了，因为这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业余爱好者，竟敢向“他”挑战，而他认为自己是专家中之专家。
由于这种自负，卡比丹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声称，格罗泽遗址不具有权威性，而且是弗朗丹一家制造了这个“发现”。
然而，不是所有法国有名的考古学家都跟着卡比丹随帮唱影。来自圣热尔曼的学识渊博的教授所罗门·莱纳齐，站在格罗泽人一边。莱纳齐相信地中海地区是文明的真正摇篮，而不是巴比伦或远东。如果格罗泽的工艺品是真实的话，那么，格罗泽遗址将是他军械库中的有力武器。神秘的被雕刻的刻字板也支持了历史学家卡米尔·朱利安的理论，他曾对罗马人占领高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法国学会推举让洛斯教授参与讨论，此人研究了一件石制死亡面具，认为它非常像贝多芬。雷内·迪索教授加入了卡比丹反对格罗泽人团体的行列，他声称，洛斯没有弄明白的东西是，这件特殊的格罗泽面具像贝多芬，是因为弗朗丹一家曾仿制了贝多芬的死亡面具，由于真的贝多芬已于1827年去世，因此，迪索争论道，所有的格罗泽发现物都是赝品，恰是一种一概而论的结论，即制造被雕刻的骨头和鹿角，它们奇怪地像所有被接受的博物馆样品。而这些样品，曾得到像卡比丹那样的考古学界被公认的领导人的鉴定。
而后，争论中又加进了一位法律学家，叫做爱德蒙·贝尔，他认为地中在一些黏土制成的刻字板中查出来。他说，它们也许是赝品。亨特·查尔斯·罗杰斯，一位臭名昭著的古迹伪造者，像多森和皮尔当·斯卡尔在英国可耻的失败一样，承认了他曾制造了一些格罗泽工艺品，但是人们不认为罗杰斯的话是真实的，他会喜欢与格罗泽争论有关的出风头事情。
关于神秘的格罗泽文字，不论它的最终实情可能是什么，它绝非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已被国际考古机构广泛认为是真的保加利亚的所谓鞑靼人刻字板，被认为比古代苏美尔的杰姆迪特·纳苏字母表至少早1000年。如果格罗泽刻印文字是古老而又是真实的话，那么，它们就是向以前的被理解的文字发展史挑战。事实真是如此吗？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仍无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