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流传及其典籍的累积
早期道教的产生，是以东汉社会流行的黄老道为重要背景的。西汉武帝以后，虽然由于“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垄断了思想领域，但是各种思潮和信仰仍然或多或少地流行，神仙方术迷信在两汉就有很大的势力。东汉时期，以黄老之术为修炼思想的黄老道兴盛起来。黄老道方士奉太上老君为教主，以长生养性之术诠释老子的《道德经》。还编撰了《太平经》一类道书，宣扬神仙方术。经过黄老道长时期的酝酿发育之后，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奉老子《道德经》等为经典，于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在四川创立了五斗米道；河北钜鹿（今河北宁晋）人张角奉《太平经》等经典，于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1）在中原创立了太平道。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道教的正式产生。
早期道教典籍为宣传道教思想、促进道教的产生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张角所奉《太平经》，即东汉顺帝时方士于吉所传《太平青领书》。在此之前，还有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甘书今已不存，但前后两部《太平经》思想内容相近，应有渊源与传承关系。《太平经》原书170卷。今存67卷，收于《道藏》。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天、地、人三道合一的“三一为宗”理论。书中以神仙信仰、修仙方术及太平理想社会的设计构成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张角以《太平经》的思想宣传修仙秘术，用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又以太平安乐世界的设想宣传平均主义，反对聚敛财物而不救穷周急，故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公元184年，张角以太平道组织为基础，发动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瓦解了东汉政权。
张陵祖孙三人为五斗米道前三代宗师，张陵为第一代天师，其子张衡为嗣师，其孙张鲁为系师，世称“三张”。五斗米道奉行经典为老于《道德经》和《正一经》。《正一经》最主要的内容为《正一盟威篆》，此篆出于张陵，依托为太上老君所授，现存《道藏》中为《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篆》六卷和《太上正一盟威篆》一卷。道教认为策具有神力，持篆者会受到鬼神的保佑。五斗米道通过授篆的方式来巩固道徒们的信仰，开展宗教活动，维持教团的秩序和团结。张陵等人还向教徒讲授老子《道德经》，张鲁将《道德经》定为五千字，称《老子五千文》，令教徒诵习。为了阐述教义，张鲁还为老子《道德经》作注，称《老子想尔注》。《想尔注》的主要内容论证道为天地万物之本，道即一，即神，即老子。它宣传天人感应，符瑞灾异，注重修炼养生，行善积德，向往太平安乐社会。《想尔注》是第一部站在宗教立场上用神学注解《老子》的著作，它开创了道教系统改造利用道家著述的传统，因而在道教发展史上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该书不存于《道藏》，今人饶宗颐的《老子想尔注校笺》保存了该书的敦煌残卷。张鲁以五斗米道教义施政理民，在汉中建立了30年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后被曹操收降，五斗米道也随着传入北方和江南。
进入魏晋南北朝，道教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大批道教新经典的撰作和传播，是此期道教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这三组经典。
《三皇经》是以《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为主的一组道经。葛洪的《抱朴子内经》和《神仙传》称《三皇经》为魏晋时帛和所传。此经在帛和之后，又由方士左慈传葛洪从祖葛玄，玄传弟子郑隐，隐又传葛洪。《三皇经》今传世者不多，其中《三皇文》在唐代曾遭官方禁止，已经亡佚。不过现存《道藏》中的《洞神八帝妙精经》尚保存其部分道法。从中可以看到，所谓“三皇天文”实即92枚篆书符篆。这些符文分别代表某些天地神祗、仙官兵将、五岳四渎神君和魂魄精灵的姓字，修道者如所依法书符佩带或吞服，即可召来天地神灵，辟除邪精。至于《五岳真形图》，则是一类形似印章的图版，按五岳山渎盘转曲折之形状绘制，据说道土执此图版径行山川，可得山神护佑。
《灵宝经》的传播也与葛洪家族密切相关，道书中对于《灵宝经》的出现假托了许多神话，称此经由太上老君遣真人于三国之际传与葛玄，此皆不足信。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知东晋以前已有《灵宝经》的一些经典，如《灵宝五符经》等流传。东晋末年，葛洪的族孙葛巢甫创立灵宝派，他引申附会，造作了更多以“灵宝”标名的道经，使这一系统的典籍丰富起来。总的来说，《灵宝经》诸书，前期以《灵宝五符经》、《灵宝赤书真文》等为代表，后期以《灵宝度人经》最重要。《灵宝五符经》即现存《道藏》中的《灵宝五符序》三卷，是道士养生求仙的方术书。此经的道法在《灵宝赤书真文》中又有所发展。《灵宝赤书真文》即现存《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所谓“赤书真文”，指五方帝君掌录的五篇篆字天文及“五帝真符”五枚，“五帝符命”五枚，它们是五种道教的符咒文字。据说按一定方法书写吞服，或佩带胸前肘后，或安放五方设坛祭祀，则能以符篆神咒召神弄鬼，度灾成仙。此经在灵宝诸经中最为重要。《灵宝度人经》在灵宝诸经中较为晚出。今存《度人经》以南齐严东所注为最早，全书由前序、中序、后序、二章经文及大梵隐语等五部分组成。大梵隐语内容隐晦，供人讽诵及写文服佩，其他内容的中心思想是普度天人，其济度不分富贵贫贱、阳世阴间。《度人经》的“普度”思想，容易满足所有信徒不同的精神需要，对下层民众更有吸引力，因而其影响范围很广。
《上清经》的出现、流传与上清派的创立紧密相连。据陶弘景的《真诰》卷20记载，东晋哀帝时，道士杨羲自称魏夫人等众仙降临，授他《上清经》31卷。于是杨羲先以隶书录出，又以经师身份传许谧、许拥父子，二许又另行抄写，转相传授。在《上清经》的授受过程中，由杨、许等人逐步创立了当时道教的上清派。《上清经》原有31卷，以后不断增益，成为卷帙浩繁的一类经书。上清诸经中最重要的是成书较早的《黄庭经》和《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上清经》的主要发明是内视存思术的修炼方法。这些经书认为，人体内部各部位关节也跟外界一样，各有神灵把守，学道者如果能知道这些神灵的名号、形象等，坚持在心中思神念真，与诸真精神交感，配以诵经、念咒，咽液等方术，便能感降神灵，入镇体内，得以安魂和神，长生延年。其精上者甚至可以飞升上清，成仙成神。《大洞真经》等上清经典的问世，使道教修炼方术更加丰富。此前道术修炼多以服饵金丹大药为仙道至极，而尊奉《上清经》的上清派则以诵读《大洞真经》、存神守一为至道。这种存思术在后来进一步发展，吸收外丹术的理论，遂形成道教中的内丹一派。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离不开一批著名道士的突出贡献，他们的撰述和活动推动了民间道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演变的进程。此期著名道士，首推东晋时道教理论家葛洪，他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包罗多种方术的著作。其中的《畅玄》《道意》《明书》诸篇对道教哲学的道、玄、一等最高观念作了系统论述，有关神仙实有、人可成仙的思想长期影响着后世道教。《金丹》《黄白》等篇继承了《周易参同契》的丹术理论，记载了大量炼丹术资料。书中还对符、图、隐形变化、守一、房中等道术有深入研究。在道教理论方面，葛洪通过他的《神仙传》、《枕中记》等著述设计了一套神仙谱系，为后来道教以三清尊神为首的神仙体系奠定了基础。葛洪对东晋时道经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搜集、传授过《三皇文》《灵宝经》等大批道教典籍；他的《抱朴子·遐览篇》曾著录所传习道书、神符260种，赖此可略窥当时道籍的梗概。
南朝刘宋的著名道士陆修静，也对道教的正规化和制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陆氏早年便注意搜集道书，曾撰成《灵宝经目》，对灵宝系统的道书进行考订；后来又对《上清经》《三皇文》等进行整理，编成《三洞经书目录》，著录道教典籍1228卷，首创了对后世道教影响深远的“三洞”分类法。陆氏还整顿天师道组织，制定了一系列道教科戒制度和斋醮仪式。他在《灵宝经》斋法的基础上，融合亡清、三皇和五斗米道斋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六斋十二法”斋仪体系。他一生著述甚丰，惜已大多亡佚，但现存仍有《道门科略》、《洞玄灵宝五感文》、《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等六种，这些著作阐述了道教灵宝派的教义及有关的科仪制度。
除葛、陆之外，北魏的寇谦之和梁朝的陶弘景也是此期道教的重要人物。寇谦之早年在华山、嵩山修道，后伪托老君所授，编著《云中音诵新诫》（即今存《道藏》的《老君音诵诫经》）及《天中三真太文录》《录图真经》等道书，制订乐章诵戒、礼拜及衣冠仪式等新法。他创立北天师道，促进了北方道教的发展。陶弘景则继续陆修静综合上清、灵宝、三皇诸经学的事业，发展了道教义理；他编撰的《真灵位业图》，组成了以元始天尊为首的七级道教神仙体系。他对道教教义和理论的发展，完成了自葛洪以来南朝土族道教徒对民间道教的改造。他对医药学、炼丹术也有深人的研究，其著述多达七八十种，留下来仍有《真诰》《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等重要著作。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造后，进入了唐宋的繁荣时期，唐代皇帝为了借神权以加强统治，自称老子是李姓始祖，奉道教为李姓宗教。唐高祖规定道教在儒、佛二教之先。唐高宗追赠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设崇玄馆，置崇玄博士，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士庶须家藏《道德经》一部。他不仅给老子加封“大圣祖玄元皇帝”等一连串封号，还封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为“四真人”。由于统治者的扶植，老庄思想被不断抬高，同时也为了对抗理论较为完整严密的佛教，唐代道教在义理和斋醮仪式方面均有较大进步。许多道士著书立说，利用儒、释学说从道教的角度阐发老庄思想，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其中如王玄览的《玄珠录》、吴筠的《玄纲论》、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司马永祯的《坐忘子》和《天隐子》，都对推进道教义理化发挥了重大作用。杜光庭还综合道教各派斋醮仪式，整理成《道门科范大全集》87卷，他所统一规范的道教科仪，至今仍然沿用。随着唐代道教的兴盛，道教典籍也大量增加，唐玄宗时，广为搜集道书，编成了道教历史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唐玄宗御撰的道藏目录《琼纲经目》，著录了道书3744卷。
宋代诸帝也多尊崇道教，宋太宗时曾访求道经7000余卷，令人删重校正。宋真宗大兴道教，认道教神灵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他自称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他还排斥佛教、焚弃佛经，并下诏将寺院改为道观，让佛教归服道教。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宋代道教典籍得到大规模编刻，宋真宗时编辑《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撮其要，辑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宋徽宗又在崇宁年间整理道书，并在政和年间编成了《万寿道藏》。在道教理论方面，宋初道教理论家陈抟作《太极图》等图式及《九宝指玄篇》等著作，阐述宇宙生成理论，发明了炼养内丹的五个境界，使内丹炼养术更具有哲理色彩。神宗时的张伯端撰《悟真篇》等著作，进一步阐明炼养内丹的方法并描述炼养内丹过程中的种种表征。他们所最后确定的内丹炼养术使道教的炼养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世道教所宗本，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宋代理学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
金元时期，道教的流传出现了分衍宗派、各行教义的重大变革。这些教派经过一番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沿袭至今的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教派。全真道于金大定七年（1167）由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主张以道为主，兼融儒释，它不尚符篆，不事释忏斋醮，注重内丹修炼。全真道为清修派，其教规比较严格，入教须出家蓄发和吃素。正一道由原龙虎山天师派、茅山上清派，皂山灵宝派及净明派等符篆派融合而成，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授为正一派教主。正一道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主要宗教活动是符笑斋醮、降神驱鬼，其教规不甚严格，道士可以不居道观而有家室。金元时期，道教的发展曾有起伏，元初宪宗和世祖曾两次焚毁道经，打击道教，全真道受到较大挫折，至元成宗之后才逐步得到恢复。
明代道教继承宋元传统，在明中叶之前仍能持续发展，特别是正统、万历年间编纂刊刻的正、续《道藏》，对保存和传播道教典籍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世宗更是迷信道教，重用道士，使道教兴旺一时。明中叶以后，官方道教日趋衰微，正统道教的声势和教团势力日益减弱，道教开始转入民间发展，为许多民间宗教所利用。明清道教虽然逐步衰落，但仍有大批道教典籍问世，许多著述对以前的经典进行诠释注疏，另有一些新书对道教教义进行演化。如明初创立武当派的张三丰有阐述武当道教义的《三丰全集》，晚明伍守阳有综合南北宗丹法的《丹道九篇》、《金丹要诀》，清初王常月有倡导全真道严持戒律的《龙门心法》，以及正一派道士娄近垣总结清代斋醮仪文的《黄籙科仪》等。这些道书对反映当时道教的内容和特征皆有重要价值。
《道藏经》等道教丛书的编纂
魏晋以后，道教典籍逐渐增多，一些著名的道士开始注意对道教典籍的搜集和整理。南朝刘宋的陆修静对当时道书的整理尤为全面和系统，他将所见道书分为三大部类，称“三洞”，编成《三洞经书目录》，共收道教经典、散方、符图等1228卷。陆修静对当时道教典籍的整理和编目，奠定了后世编纂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的基础。
总括道教典籍的大型丛书世称《道藏经》，或称《道藏》。南北朝时期，各地虽有一些道教经书的结集，但未能形成这种全国性流行的《道藏》。到唐玄宗时，先是下诏命令诸宫观高道和昭文馆、崇文馆学士研究、讨论道经，编写了《一切道经音义》和旧经目录《一切道经目》。在此基础上，玄宗又于开元年间发使搜访道经，饬令群臣校刊编修成藏，收道教典籍3744卷，并依陆修静三洞之法，编目为《三洞琼纲》。天宝七年（748）诏传写以广流布。这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藏》，因编成于开元年间，后世遂称为《开元道藏》。
唐末五代由于战乱，这部《道藏》已散佚不全，虽有唐肃宗上元年间对道经的整理，以及五代时杜光庭和天台山桐柏宫对《道藏》的搜集，但仍错伪杂乱。北宋建立后，宋太宗开始注意对道书的搜集，曾得道书7000余卷，命徐铉、王禹僻校正，删去重复，得3737卷。真宗大中祥符初年，汇集所藏道书，命王钦若领校，撰成新目《宝文镜录》。但是这次对道书整理和编目的质量未令人满意，于是由戚纶、王钦若等人推荐，续由张君房专领其事。张氏收集各处《开元道藏》残本和新出道书，与道士商校异同，前后费时五年余，于天禧三年（1019）编成了第2部《道藏》，共4565卷，466函。以千字文为函目编号，始于“天”，终于“宫”，故称《天宫宝藏》，全书抄录七部。张君房在《天宫宝藏》完成之后，又从宝藏中撮取精要一万余条，辑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122卷。“云笈”指道家的书箱，“七签”指囊括道书的“三洞四辅”。这部类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征引道书甚多，或节录、或取全文，间有佚书，且分类编次比较合理，便于检索和利用。此书是研究道教的重要资料，素有“小道藏”之称。
明版《道藏》宋徽宗作为历史上热烈崇奉道教的皇帝，在即位之初就很重视对道经的搜集和整理。崇宁年间，徽宗曾诏示天下访求道教遗书，并令道士校定。崇宁间所收道教典籍，在《天宫宝藏》的基础上增加了822卷。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政和三年（1113）徽宗再次“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此后又设经局，令道士校勘，并于福州闽县万寿观雕版，刊成《万寿道藏》5481卷。这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道藏。
宋、金交战之后，北方道藏多毁于兵火，南方道藏也损失不少。南宋孝宗曾于淳熙二年（1175）征集福州闽县所庋《万寿道藏》，在临安（今杭州）抄录数部，题为《琼章宝藏》，分赐道观。《琼章宝藏》实际上只是《万寿宝藏》的副本。由于北方道藏多已残阙，金世宗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下诏将南京（今开封）的《万寿宝藏》经版交付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校理，准备再印新藏。金章宗即位后，又于明昌元年（1190）命天长观提点孙明道补齐经板，分遣道士到各地搜罗藏外遗经，并筹办板材，招募刻工，前后历七年，编成《大金玄都道藏》6455卷，602帙，分送各处。
《大金玄都道藏》刊刻后，原经板于金泰和二年（1202）为天长观大火焚毁，各处道藏也多损失于金末兵燹。元初，道士宋德方遵其师丘处机遗命，于元太宗九年（1231）倡刊新道藏，命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玄都观总领其事，据管州（今山西静乐）所存金藏，搜罗遗逸道经，校雠付刊，成《大元玄都道藏》，凡7800余卷。元初佛道相争，元世祖于至元年间继宪宗之后再次下令焚禁道书，该藏版、经书皆毁。
明代对道经的整理始于明初，永乐四年（1406）成祖就敕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校道书，编修道藏。宇初羽化后，其弟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因成祖崩而未成，修藏之事就此中断。至英宗正统九年（1444）复诏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增其未备，重加订正，于正统十年刊成，总计5305卷，480函，以千字文排列，称为《正统道藏》。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命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校刊《续道藏》180卷，32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续藏合为5485卷，512函。明版《道藏》曾刊印多部颁赐全国各道观。明以前所编《道藏》皆毁于水火人虫，唯明版《道藏》硕果仅存，故弥足可贵。明刻《道藏》经版清代藏于京城内大光明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光明殿被烧，道藏经版也荡然无存。1923年10月，康有为、张元济、梁启超、傅增湘等13人发起重印明《道藏》，1926年由上海涵芬楼以六开线装本影印发行，每部1120册；共印350部，从而使明版《道藏》广为流传。
除《道藏经》外，明清以来，还出现了一些卷帙不等的道经丛书，保存了大量藏外道经，为道教典籍的流传发挥了作用。其较为重要者有：清代由蒋元庭、贺龙骧、彭翰然先后编辑刊行的《道藏辑要》，共收道书287种，其中藏外道书114种。民国年间由丁福保编的《道藏精华录》，收道书100种，分10集，其中藏外道书约占1/3.台湾道教学者萧天石于1953年开始主编出版的《道教精华》，已出版17集，收入道书675种，其中新增藏外道书较多。美国学者苏海涵（Mhiael Raleigh Saso）与台湾道士庄登林合编的《庄林续道藏》，于1975年出版，分四部共25册，104卷，所收为藏外道教科仪经书。此外，四川巴蜀出版社还将出版《藏外道书》，计划收明万历至1949年新出藏外道书600余种，1100余卷。
道教典籍的分类和内容
道教典籍的分类是在六朝定型的，它在道教典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道籍旧来皆以三洞、四辅分类，这是道教传统的七分法。“三洞分类法”创始于刘宋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三洞”指洞真、洞玄、洞神，梁朝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二称：“通称洞者，以通同为义。”也就是说，洞有通、同两层意思。《道教义枢》具体解释了三洞的具体含义：所谓洞者通也，“真”谓纯粹不杂，通向真仙之道，故名“洞真”；“玄”谓不凝不滞，通向玄妙之道，故名“洞玄”；“神”谓神秘莫测，通于神灵，故名“洞神”。所谓洞者同，即指三洞皆能“通凡人胜”“通凡人圣”，使人成为神仙。由此可见，三洞各名表达的仅是较为空泛的宗教教义，与所辖诸经内容无关，与各经所代表的宗派名称也无关，仅是一种神学境界的象征。陆修静用这种神秘的“三洞分类法”将两晋以来流行于江南的三派经典统一起来，“洞真”收上清经，“洞玄”收灵宝经，“洞神”收三皇经，从而调合了上清、灵宝、三皇等三个教派的矛盾。
陆氏《三洞经书目录》只包括了上清等三派经典，三洞之外，其他流派的经书尚多，如汉末的《太平经》、《正一经》等。由于三洞分类法还不足以统辖各种道教经典，因此又很快设立了新的类别，即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四辅”。以三洞、四辅七部分类的目录，最早见于南朝孟法师的《玉纬七部经目录》。孟法师等解释了四辅命名的意义：“太玄”取“玄之又玄”的重玄之义，辖《道德经》等，太玄部辅洞真部。“太平”以《太平经》为首而名，太平部辅洞玄部。“太清”取体大气清之义，令人升人太清仙境，太清部辖金丹诸经，辅洞神部。“正一”表示“正以治邪，一以统万”，正一部包括《正一盟威妙经》等。《正一图经》谓正一“宗道德，崇三洞”，所以正一部遍辅三洞。以上四辅中，“太平部”和“正一部”之名与所辖诸经有联系；而“太清部”和“太玄部”之名，表达的仍是神学意义，与三洞之名性质相同。由于四辅分类比三洞分类后出，有补充之义，故称辅。其实这种辅与被辅的关系，在诸经内容和地位上并不能体现出来。比如，老子《道德经》一贯作为道教所尊奉的权威经典，在道教典籍的分类中却处于辅助的地位。又如，从道教神学理论来说，洞神部有“召制鬼神”之义，应将符篆一类经典归于此部，但四辅又规定以统辖金丹类典籍的太清部辅洞神部，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虽然七部分类法在道教历史上曾起到囊括各派经典、纲纪群经的作用，但由于道教神学理论不如佛教发达，有“杂而多端”的特点，必然引起道经分类和统属上的一些混乱，造成后人对于《道藏》检索的困难。
三洞之中，每洞又分为十二类，也称十二部。第一本文，指道经的原本真文；第二神符，指以符篆咒语为主的道书；第三玉诀，是注解道经的文字；第四灵图，是以神灵图像为主的道书；第五谱录，记神仙谱系；第六戒律，收道教的清规戒律及功过格一类典籍；第七威仪，记道教各种礼仪制度，如斋醮、祀神、请经等仪式；第八方法，记修行与招魂制鬼之法；第九众术，记炼丹及变化之术；第十记传，指道史及神仙传记；第十一赞颂，是以赞词、颂偈为主的道书；第十二表奏，列斋醮、祭祀所用的章表、奏疏等程式。由于三洞各十二部，合为三十六部，故“三十六部尊经”也成为一切道经的代称。十二部分类比三洞、四辅较为切合道书的实际情况，特别如戒律、神符、威仪等目是根据道书特点而确定的部类，切实可用。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本文”和“玉诀”，将道经正文和注释分为二日，既不便查阅也不便利用；“方法”与“众术”分为二日，也界限不明，容易混淆；“赞颂”与“表奏”是从文体上区分，又与按内容区分的各类体例不一。
道教典籍卷帙浩繁、除了正续《道藏》收入1427种道书外，还有大量道教典籍未收入藏内。《道藏》作为一部大型丛书，其中又包括一些小丛书，如《修真十书》《太上三十六部尊经》等；还有一些类书，如张君房的《云笈七签》，马总的《意林》，王悬河的《三洞珠囊》《上清道类事项》，孟安排的《道教义枢》，以及北周武帝时编的《无上秘要》等。
道教典籍内容极为丰富，包罗万象。道教的经、论、戒律类经典，以及法术、符诀类典籍，有《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道法会元》和《太上洞玄灵宝索灵真符》等；斋醮科仪类典籍，如《太上黄篆斋仪》《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九幽忏》等；内外丹养炼类典籍，如《周易参同契》《古文龙虎经》《金丹大要》《胎息经》《悟真篇》等。这类道经构成了道教典籍的主体，是研究道教教义、流派、仪式和道术的基本资料。其中有关炼丹、修身、法术方面的道书，包含有大量古代化学、医学知识，具有很高的科技价值。
大批儒家著作和诸子著作被道教列为道书。有儒家易类典籍，如焦氏《易林》，李贽《易因》，周敦颐、邵雍的《周易图》等；诸子类典籍，如先秦的《老子》《庄子》《列子》《墨子》《孙子兵法》《公孙龙子》《韩非子》等，汉晋至唐宋的《太玄经》《刘子新论》《天隐子》《素履子》《无能子》等。此外，还包括了许多对诸子书的注释和研究著作，如有关《老子》的注释和研究专著便有50余种。
道书中有大量史籍记载道教的发展历史。这些道教史籍有历代道教传记方面的《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有属于道仙、真人谱录的《汉天师世家》《清微仙谱》《七真年谱》等；有属于山志、宫观志的《南岳总圣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茅山志》《天台山志》《宫观碑志》等；有属于碑传集的《甘水仙源录》；有属于游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种类繁多。
道书还收入许多医药类典籍，仅《道藏》中此类书籍就有20种，如《黄帝内经》《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本草衍义》《石药尔雅》等。
历象、占卜术数类著作也在道书中占有一定比例。天文历象方面的，如《太上洞神五星占》《盘天经》《甘石星经》；占卜数术方面的，如《黄帝龙首经》《玉匣记》；堪舆类书，如《黄帝宅经》《堪舆完孝录》等。
道教典籍还包含许多艺术方面的内容，明《道藏》中便保存有两部道教乐谱，一是南宋谱《五音法事》三卷，另一部是《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一卷。除《道藏》外，散见的道教乐谱还有不少。在绘画方面，许多道经都附有插图或辑有绘画作品，如《太平经》中就有卷八四的《大人存思六甲图》，卷九九的《乘云登龙图》，卷一〇〇的《东壁图》，卷一〇一的《西壁图》。道经中的符篆书也有字、有画。在书法方面，画符书篆与书法就有很多联系，如《洞玄灵玄门大义》说三元八会六书之法和八体六文等，述苍颉造字、蒙恬制笔及汉字字体演变等，论述了一些书法理论。此外，有些道经还记载了道教对于修建宫观、雕塑神像和缝制冠服的种种规定，如《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书，都涉及古代建筑、雕塑和服饰方面的艺术内容。道教文学典籍也极为可观，历代高道都为后世留下他们富有道教色彩的作品集，如陶弘景的《陶隐居集》、吴筠的《宗玄先生文集》、杜光庭的《广成集》、王喆的《重阳全真集》、张宇初的《岘泉集》等等，不胜枚举。道教文学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文学形式，如步虚词和青词，这些文学创作形式也常为教外文人所采用。道教文学典籍不仅丰富了古代文学宝库，其神话传说等美妙想象和斋醮奏章表文等创作手法，也对古代文学的内容、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教典籍的内容如此丰富，其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应该指出，道教典籍还有较高的版本价值，残存的敦煌道经及一些宋、元版道经均很珍贵；现存完整的明《道藏》源于宋版道藏，其版本价值也早为清代学者所重视，被用来进行校勘、辑佚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