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曾说过这样的话:“要想真正认识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就顺着傅鹰走过的脚印,追溯“磊落”二字是怎样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的。
傅鹰,生于1902年1月19日,福建省福州市人。
傅鹰的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驻俄官员,用傅鹰自己的话来说:“我父亲没做过太大的官儿,也没有怎么样太穷过。”
傅鹰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所以他父、母亲讲满嘴福建口音,而傅鹰则一口北京土话。傅鹰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傅鹰个子不高,矮墩墩的。小时候很喜欢踢足球、游泳。1916年,他进北京汇文学校(后称“汇文中学”)读书,兴趣全在体育运动上,学习成绩并不好,常常只够及格。他曾回忆道:
“那时候我父亲时常教训我,为人应能自立,不能靠父兄余荫。”
后来,傅鹰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成绩也明显提高了。1919年,傅鹰考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化学系。192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化学系。
来到美国后,他没有“靠父兄余荫”,而是半工半读,在暑、寒假里做工,用得来的一点钱维持生活。他渐渐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
一开始,许多美国同学瞧不起这个中国学生,说中国人是“低能儿”。
然而,不久,同学们就发现,傅鹰是个“怪人”:他常常只带了点面包和咖啡,钻进实验里,一进去就两三天不出来,整天整夜地做实验,困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一直到实验做完,才从实验室里出来。
期终考试的时候,傅鹰名列前茅。这时,美国同学翘起大拇指说:“Fu!Fu!”(Fu即傅)
傅鹰在导师巴特尔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胶体化学。在胶体化学上,有一条著名的“特拉波规则”,说“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增加”。傅鹰却用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恰恰相反,“吸附量随溶质碳氢链的增加而减少”!这一截然相反的结论,震动了美国化学界。
1928年,傅鹰获科学博士学位。从此,美国同学对他另眼相待,再也不叫他“低能儿”了。
就在傅鹰醉心在胶体化学的王国的时候,学校里新来了一位中国女学生。她才18岁,个子不高,瘦瘦的,虽然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可是迎面碰上男同学,也好像没看见。她的嘴巴仿佛贴了封条,一声不吭。
这位女同学被分配在傅鹰的实验室里,照理,同胞在异国是很亲热的,可是她对傅鹰除了点一下头之外,一句话也不讲。
傅鹰埋头在实验之中。这个女同学也很用功,连星期天都钻在实验室里。有一个星期天,美国女同学拉她去看打球,她却说:“我是到美国来读书的,不是来看球赛的!”一扭头,朝实验室走去。
可是,她新来乍到,实验技术毕竟不高明。在做实验的时候,不慎把一瓶水银碰倒了,水银撒满了水泥地,这时,她紧张地“啊哟”了一声。
她的叫声惊动了傅鹰。水银是有毒的物质,极易蒸发,人吸进去会中毒的。傅鹰见状,连忙跑过去,用滤纸把地上的水银珠一粒粒舀起来,倒回瓶里。水泥地上到处是水银珠,仿佛雨后的荷叶上银闪闪的水珠一样。傅鹰一声不响,认认真真地把水银珠一颗颗拾起,最后在地上撒了硫磺,以使漏失的水银成不易挥发的硫化汞。这位女同学看到傅鹰累得额上沁满汗珠,说了声“谢谢”。
想不到,从此后,那女同学竟对傅鹰产生了好感,很快地就爱上了傅鹰。原来,她是一位“热水瓶”式的人物,别看她平时冷冰冰的,一旦打开了塞子,却热腾腾的!他们是在科学王国中结识的,他们的爱情始终与科学息息相关。
在熟悉之后,傅鹰才知道,这位女同学姓张,单名锦,山东无棣县人。张锦的父亲,是两广总督张鸣岐。
张锦也是个脾气非常倔强的人。在她父亲眼里,她是个名门闺秀,只要学点女红,将来嫁个乘龙快婿,就可以享一生清福。然而,张锦却并不把自己看成是个弱女子,她立志要像男同学那样去留洋,学习科学,将来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她挣脱了家庭的羁绊,远涉重洋,到美国求学。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像她这样年轻的女学生,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当时,张锦的哥哥张锐也在美国留学。张锦除了有事找哥哥之外,对任何男人都怀着戒备的心理,不予理睬。加上她出身豪门,自幼养成一种矜持的态度,轻易不与别人来往。
张锐在张锦来美之前,就已经认识傅鹰,很喜欢这个耿直的朋友。后来,知道妹妹爱上了他,也很高兴。
1928年,巴特尔教授在一次化学会议上,宣读了傅鹰的论文,马上引起了美国一家化学公司注意。该公司派专人前来拜访傅鹰,愿以优厚的待遇请傅鹰到该公司任职,条件只一个——长期在那里工作。
傅鹰马上找张锦商量,因为这是决定他今后一生命运的大事。后来,傅鹰在他的回忆材料中这样写道:
“我和张锦商量,她说我们花了中国的很多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现在如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我听了她的话,就谢绝了那个公司。这是她第一次挽救了我。”
这是一个年仅18岁的姑娘对26岁的小伙子讲的推心置腹的话。寥寥数语,充满着对祖国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