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老伴’这个词儿。”汪教授说。“为什么？”
“‘老伴’，老的伙伴而已。既可以是老夫妻，也可以是老朋友。”汪教授说道，“在‘妻子’、‘夫人’、‘爱人’之中，我最喜欢的是‘爱人’这样的称呼。因为‘爱人’除了表示夫妻婚姻关系之外，还体现了爱情的意思。尽管我和老杨都老了，可是，老了难道就没有爱情了？所以，我在别人面前总是这样介绍老杨——‘他是我的爱人’！”
汪教授说罢，仰天大笑起来。
“不过，在美国，只称‘妻子’或‘夫人’，不叫‘爱人’。”汪教授补充说道，“1955年，当我们准备从美国回国的时候，我的老杨互相练习讲‘我的爱人’，感到挺新鲜哩！”
我问起汪教授和杨教授的认识过程，愉快和艰辛的往事，涌上她的心头……
她是苏州人。父亲是苏州中学校长。她的母亲191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美国麻省的Wellesley学院。1921年毕业。
在1946年，由于母亲的介绍，汪安琦考入母亲的母校——Wellesley学院，学习生物学（在“文革”后，汪安琦的女儿也考入该校，一家三代都求学于此）。
在去美国之前，她认识了杨纪琦。1945年9月20日，中秋节，他23岁，她22岁，他俩订婚于昆明。
就在汪安琦赴美之后，杨纪琦考取公费留美。不过，他并不是学生物学的。在美国，他获得了冶金学硕士学位。
1948年，他和她——两个穷学生，在美国结婚。按照美国的习俗，新娘在接受牧师洗礼时，手上务必戴着新郎所赠的金戒指。杨纪琦哪有钱买金戒指？他跟汪安琦商量，买了个假戒指，“蒙混过关”！
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花了5美元，做了个大蛋糕，请朋友们一起吃，就算是“喜筵”了！
洞房在哪里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报废了的旅游车的车厢，花费最低廉的房租，住了进去。那车厢只有10来个平方米。他们居然住了3年多，在那里生下两个孩子！
苦中乐。苦中甜。生活的艰辛和夫妻的恩爱，谱成了特殊的《结婚进行曲》。
结婚之后，汪安琦仍在学习生物学。可是，有了家庭，特别有了孩子，经济负担加重了。
杨纪琦放弃了学业，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冶金工厂找不到工作，他居然改行，考得土木工程师执照，竟一口气干35年，杨纪珂能够从冶金学硕士，摇身一变成为土木工程师，得益于他学识广博。特别是他擅长数学，这对于计算土木工程结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这位土木工程师不光是会拉计算尺、画图纸，还会干木工活哩。杨纪琦居然自己动手——就他一个人，盖起了一座木板房，上铺塑料瓦楞。这房子有客厅、厨房、两间卧室，50至60平方米，比那个破车厢要宽敞多了。一家4口，高高兴兴迁入了自己建造的房子——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结婚之后，汪安琦发觉，一有空闲，杨纪琦就爱翻看她的生物学书籍。
“干吗不看你的专业书？”她问。
“你的书比我的书好看！”他答。
他真是不可思议，作为土木工程师，竟然对生物学发生浓厚的兴趣。看不懂的地方，就向妻子请教。
“在遗传学方面，我是‘正宗’——我在美国是学这个专业的。他呢？他是跟我学的！”汪安琦说到这里，又放声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