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朝的政局从一开始就热闹得很：昏官混官滚蛋，言官宦官赤膊上阵打得欢。样样都是震撼朝野的大事，可放在国家建设的大局看，只能算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
当皇帝就注定要折腾，但折腾是手段不是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四个字：国济民生。国家建设搞好了，那这些都是励精图治；搞砸了，那就是官场倾轧。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可在朱祐樘面前：这个“硬道理”却如此脆弱：政府效率低下，国家天灾不断，外敌虎视耽耽，户口土地下降，自然灾害不断，长城南北狼烟四起。一切都仿佛毒蛇般的绳索，紧紧地勒在年轻的朱祐樘的心头，勒在大明帝国疲惫的躯体上。
诸多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国家穷，还被贼人惦记着。
彼时的朱祐樘，就是一个初上拳台的搏击手，数十年的积弊就是他必须击倒的庞然大物，他既没有退赛的权力，更没有扔白毛巾投降的机会。打赢了，赢得一个新生的未来；打输了，倒下的或许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大明朝的江山社稷。
在政治的聚光灯下，年轻的朱祐樘出招了，他的招式看似平常，却极不寻常：以儒治国。
这貌似是个老掉牙的口号了，自从汉武帝以来历朝历代，儒家思想不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吗？可问题是，相当多的统治者只是把儒家思想当成一块牌坊，所谓任义道德，所谓忠孝节义，所谓勤政爱民。放到许多君臣身上，基本就是开玩笑了。
从天顺朝到成化朝，大明帝国的两代统治者都在开着这个玩笑，轮到朱祐樘身上，国家成了这个鸟样子，玩笑开不得了，不动真格不行了。
自登基以来，朱祐樘身体力行，把“加强儒家思想教育”摆在第一位，祭孔拜庙自不必说，大明朝的功臣英烈统统嘉奖表彰，官员中间开展“向孔夫子学习的高潮”，并按照儒家思想的品德要求，严格做好对官员的督察工作。至于他自己，那更是兢兢业业，工作日理万机，生活简朴勤恳。总之，圣贤怎么说的，一切照着来。
皇帝洗心革面了，大臣们自不必说，连混了一辈子的刘吉都混不下去了。成化朝时代那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幸福生活彻底结束了。全国官民紧密团结在“儒家思想的伟大旗帜”下，老老实实跟着朱祐樘励精图治吧。
但朱祐樘不是书呆子。在他眼里，儒家思想是一门高深的武功，可他追求的是无招胜有招的最高境界。高举“儒家思想大旗”，既是震慑对手的招式，更是凝神聚气的内功心法，最重要的是寻找对手的破绽，打出致命的一击。
所以，上述的工作虽然重要，可都是玩的虚招。要打赢，就得用实招。朱祐樘又要出什么招呢？
世界各类搏击流派众多，但要问哪种流派最能打，许多中外格斗名家都不约而同的会提到了一个名字：太极拳。
许多格斗牛人都承认：和太极拳PK是一件令人抓狂的事。暴风疾雨般地攻过去，反而一不留神就被人家放趴下；拿出拔垂杨柳的千斤神力，迷迷糊糊的就让人家把你当垂杨柳拔了；直到鼻青脸肿的走下擂台，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修理的。
朱祐樘就是弘治朝时代让人抓狂的政坛太极高手。四书五经教化，积累了他丰厚的内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成就了他无招胜有招的神奇。内忧外患的危机接踵而至，朱祐樘见招拆招，借力化力，几个回合下来，对面貌似不可战胜的对手，已经遍体鳞伤的滚下了拳台。
这就是后人在回望弘治十八年时看到的神奇景象：国家成天强调“维护祖制”，怎么看都是“保守落后”。可潜移默化之中，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正是朱祐樘的政治妙手：无声胜有声。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面对如山的问题，朱祐樘冷静应对，抓住对手的死穴做了三件事：两件名垂青史的小事，一件不动声色的大事。
第一件事：治河。
这件事在前文介绍刘大夏的时候提过。弘治五年黄河决口，苏北大地尽成汪洋，明朝政府动用民力数万，将年近花甲的老臣刘大夏累得吐血，总算平息了河患。放在历史上，这也算是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了。可在弘治朝，这次抗洪救灾却算不上最大的事。那时候，自然灾害比今天伊拉克地区搞恐怖袭击还平常。北边闹完了南边闹，摁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成化二十三年，河南水灾；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
即使是近十年，我们国家的自然灾害也没少折腾。可对于抗灾的艰苦程度，许多人却相当的陌生。抗灾，绝不是背着沙包往洪水里跳这么简单，它是一项极其考验国家公信力、协调力、承受力、行动力、决断力、向心力的综合性高难度动作。换句话说，它考验的是一个政府甚至一个民族的综合素质。
为啥这么说？
先是经济问题：抗灾救灾，安抚灾民，样样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钱。救灾的钱是一个无底洞，白花花的银子扔进去，总没个见底的时候。一场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足够把一个国家的家底掏空。这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严峻考验。
就算你家底丰厚撑得住，可救灾不是烧钱这么简单。它说白了是与天斗，整个政府机构都要高速运转起来，工作内容更涉及到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等各方面，需要军事，财政等各个机关紧密配合，这是对一个国家政府行政效率和协作能力的严峻考验。
又烧钱又折腾人，怎一个苦字了得。但自然灾害最大的破坏力，在于四个字：化学反应。所谓化学反应，就是在天灾的催化下，国家原本隐藏的矛盾都仿佛是化学试管里的易燃物，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点燃引爆，造成凶杀性事件甚至是大规模的叛乱暴动，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物质：革掉国家政权的命。
了解了这个，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自然灾害玩残的。为什么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在汶川地震面前的表现，依然可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而全球综合国力最强大的美国，却被一场卡特里娜飓风折腾得七荤八素。因为怎样对待和承受自然灾害的化学反应，考验的是执政者的素质和政权的生命力，甚至是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耐心和勇气。
而此时，他正在考验年轻的朱祐樘，考验大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
朱祐樘的境况：惨。国库空空如也，大小矛盾仿佛是埋在土里的地雷，抗灾救灾的倒霉条件，他简直样样占全，貌似被玩残没商量了。
别的不说，钱呢？朱祐樘的家底是一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
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但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
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
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
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十万减到每年四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两千六百八十五斤减少到每年一千六百三十五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
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
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拨款与物资，这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
朱祐樘看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水患。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
所以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兴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三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人。但这是个技术活，清官未必干得了，贪官更干不了。清正廉洁却一窍不通的，只能好心办坏事；吃拿卡要利欲熏心的，准把治水治成农民起义。干好这个活的人，作风正派是必要的，专业技能更是必需的。放在八股文万岁的明王朝，这种人才比熊猫还稀罕。
幸运的是，朱祐樘找到了三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
三个人里，刘大夏直到今天还在广为传颂，而不为人熟知的，却是另外两位仁兄。尽管这二人在历史上的声望远不如刘大夏，但是在治水功绩上，却是毫不逊色。
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
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五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总算灾情缓解。
可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
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二十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能把黄河治好。
关键问题是，怎么治？
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的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象是一头疯狂的母狮，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横冲直撞，吞噬着她苦难的儿女。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黄河流域腹地的河南省，自古以来就苦大仇深。
怎么对付这头的猛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却是：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么？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
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
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
这次实验在四百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所以尽管徐有贞的名声不好，但以人类科学进步的名义，我们还是有理由向这个混球表达敬意。
虽然这个混球理论正确，也亲自实践并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
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带兵的人未必会治水，但会治水的人必须会带兵。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
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连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干脆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了，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
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
而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他科场登第，座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的蝇营狗苟，白昂一样没有学到；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却学得青出于蓝。
这一次，四十六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
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殃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还有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
但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还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于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
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入大海，就是胜利！
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
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是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的。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月河，分流入淮。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月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而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月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又一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汛期来临，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
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
但也正因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暇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
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山东张秋河。
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而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
正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依旧太平无事。
但白昂却敏锐的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
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
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十二条月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
然而，白昂收到了中央的回复：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
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
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淋头，值得讽刺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
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免受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不过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竟然没有被列入清朝人编的《明史》，真不知道张廷玉们执行的是什么标准。
但百姓们是不会忘记他的。白昂在河南阳武修筑的长堤，被当地百姓命名为“白堤”；宿州符离河河桥上，也刻有大儒李东阳为他撰写的碑文；保存完好的白氏宗族祠堂，当地人常常去拜祭，连抗战时候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也敬畏三分，路过此处时恭恭敬敬的绕道而行。还是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之后，就有了年近花甲的刘大夏在治河工地上累吐血的故事。那次的黄河决口地正是张秋河。如果听从了白昂当年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别说后世，就是当时也有很多人后悔不迭。明经世文编里说“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可是，这类尴尬事今天也不稀罕，许多的中小学危房，平日里摇摇欲坠没人管，直到死了人，才有了领导“高度重视严肃处理”。历史在进步，民族也在进步，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悲剧，但愿少一些的好。
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终于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级水利专家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劳动，白昂与刘大夏在黄河边做的贡献，大多都是无用功。
第二个人：徐贯。开工地点：江南。斗争对象：苏松河。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朱祐樘又惊闻晴天霹雳：江南苏松河河道淤塞，洪水泛滥，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重镇，都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
这可是后院起火。明朝北方的粮食主要靠南方供应，南方的粮食和赋税主要靠江南。所以民间有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如果苏湖不熟呢……
解决办法只能是治水了。白昂最合适。可朱祐樘选择了另一个人：工部侍郎徐贯。
白昂是户部侍郎，刘大夏是地方领导，惟独徐贯是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正经八百的搞工程出身，貌似专业最对口。但事实上，他和水利工作是最八杆子打不着的。
徐贯，字原一，浙江淳安人，天顺元年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参议、辽东巡抚、主要工作成绩只有一个：打仗。至于治水么，可以说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但这不是乱点鸳鸯谱。首先，徐贯只做狠事，在福建的时候不经领导批准把官仓的粮食分给灾民，差点宰了管仓库的军官。后来到辽东做巡抚，严办不法军官，将罪大恶极者游街，给予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辽东地方志记载，一提这位大爷的名号，许多老兵油子竟吓得哆嗦。
但狠人徐贯还有一个特点：谨慎。他不打无把握之仗，还亲笔题写了一款墨宝“百闻不如一见”以自省。治水这种高技术含量工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的精神是万万不能的。
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朱祐樘深知：南方的水患和北方的水患不一样。
徐贯风尘仆仆地来到江南，在考察灾情后他明白：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徐贯的任务只有一个：清理淤泥。看似工作简单，实则专业技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苏松河，就是今天的苏州河，是太湖流域的一条支流，它的沿岸，是由苏州至松江（上海）的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的清淤问题，依然是当地政府头疼的大事。
为啥难？这是个科学问题。上游水流带来的淤泥，到了水势平缓的地方就会沉积，形成淤积，从而引发水灾。所以，清理淤泥就像在家清理鱼缸一样，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做到必要工作。
但为什么偏偏苏松河最严重？原因在于：苏松河淤积不止天灾，更有人祸。
人祸，就是指苏松河沿岸甚至河道上的庄田。淤泥土质肥沃，自然被很多人盯上，在河道上修坝建圩，开垦良田。这样一来，水道的行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而惟独这些庄田因为建在坝上平安无事。总之，横竖全便宜这群混球了。
于是，波涛汹涌的苏松河，上游被人占坝建地，下游也被人占坝建地，照着赵本山的话说，“终于从一根筋变成两头堵。”长此以往，任你怎么累死累活的挖淤清淤，还是没法解决问题。
但这帮混球都是当地豪门，地方官知道此举的危害，可谁也也管不了。别人管不了，徐贯管。
到达灾区后经过考察，徐贯下令：凡是建在河道上的违章建筑，限期内必须全部拆除。消息传来，中小地主们人心惶惶，豪强大族们只是冷笑：你算什么东西，管到我们头上来了。
很快他们不笑了，徐贯不仅管到他们头上，还要骑在他们头上。眼见命令石沉大海，徐贯调动兵马，对各类违章建筑进行强拆，先拿苏州的几家皇亲国戚开刀。这可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拦的，有骂的，京城这边也不消停，官员天天上书骂徐贯，连后宫皇亲们也都轮番喊冤，一开始朱祐樘只装听不见，实在受不了了，干脆下了一道诏书：谁敢再妄议徐贯，一律治罪。
领导撑腰，徐贯干得更欢了。所谓地主恶霸还是软骨头多，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家家争着拆违章建筑。而徐贯再接再厉，他选拔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层干部，开始了大规模的苏松河清淤工程。不到一年的时间，苏松河流域的清淤工作已然全面完成，生产全线恢复。
事办完了，可徐贯不走，他接连给朱祐樘上书，力主对苏松河流域进行进一步整治。因为徐贯知道，清淤是一个长期工作，今天挖完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堵，折腾下来又耗时又耗力，想长期解决问题，还得依照科学办事。
单纯的挖掘淤泥只是笨办法。淤泥是水流冲击形成的，如果水道流量加大，流速加快，那么淤泥沉积的数量都会小得多，日常的清理维护也会省事。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徐贯奏请朱祐樘批准，又继续做了另一个事：挖河。
这是江南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工作，徐贯开挖了数条运河，将苏松江与附近的几条水域连接起来。为了控制水的流速和流量，他特意设计了拦水闸与蓄洪水库。如此，苏松河不仅水患解除，更为太湖几条河流的分流泄洪起到作用。今天我们去江南，依然可以找到当年建设的水利工程遗址，每当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会由衷的感叹：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徐贯主持的江南地区的水利整治工程全线完工。这是一项对大明王朝有着生命线意义的工程。占明朝财政收入大半的江南地区重现繁荣，水灾肆虐的太湖流域重归鱼米之乡的盛景。若无此举，弘治朝的盛世大局，只能是镜花水月一般的泡影。
功成归京的徐贯升为工部尚书，不久退休，去世后赐谥号为康懿。这位奠定江南百年繁华的人，竟然同样在清朝人官修的《明史》中无传。关于他的记录，都是从福建、江苏、辽宁等零碎的地方志中整理来的。但我相信，他不会因为史官的偏见而被岁月遗忘，因为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苏松河依旧奔腾不息，欣欣向荣的江南，是那段燃烧着热血的岁月的见证。
徐贯是一个心系百姓的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与弘治盛世的许多名人比，也许他从来不是一颗明星，但却是一块厚重的积石，默默的，托起无数幸福的诞生。
三个重灾区的改造完成，标志着弘治朝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以后的数十年，自然灾害依然时有发生，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基本绝迹了。重新爬坡的大明王朝，可以全面开始生产建设了。
但是且慢，还有另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外患。
这正是朱祐樘做的第二件事：整军。
我们通常都说，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放在封建社会，封建军队也同样是封建国家的坚强柱石。可到朱祐樘登基后才发现，他的“坚强柱石”已经摇摇欲坠。
香港江湖片里经常有类似的情节：黑社会老大去世后，帮派内部乱成一团，旗下的小弟要反水，有世仇的帮派想趁火打劫。
作为大明朝的新任老大，朱祐樘很不幸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弘治元年五月（公元1488年），距离朱见深逝世不过八个月时间，周年忌日都还没过，一封加急边报震撼了明廷：找事的来了！
鞑靼可汗达延可汗（明史中的“小王子”），率精骑数万陈兵大同关外，连营数十里，与明朝边军对峙，一时间战云压城，冲突一触即发。
可鞑靼人却古怪得很，每天只是大部队集体演习，就是不越雷池半步。这哪像打仗？倒是像来搞表演交流活动的。
而在鞑靼中军，一双年轻的眼睛正冷冷地盯着南面伟岸的大同关。他仿佛看到了祖先在南边那边土地上的故事，有光荣的记忆，有战败的耻辱，而他的梦想，却是拿回祖先失去的一切。这个人，正是蒙古民族新一代杰出领袖——达延可汗。五岁登上可汗宝座的他时年十四岁，比朱祐樘还年轻四岁。稚嫩的面孔下，是一颗气吞万里的心。
达延可汗的使者很快送来了国书：请放心，我不是来挑衅的，我们是来朝拜并请求入贡的。
入贡？天顺朝时，鞑靼也是请求入贡，然后就赖在河套不走了？这一次，他们当然也没安好心。
当朱祐樘翻开国书：请遣使一千五百人入贡，他明白鞑靼人安得什么心了。
一千五百人入贡？把我大明朝当菜园子啊？一大群人进京打秋风，沿途顺便干点烧杀抢掠的买卖，整个大明北部准得被你们祸害得鸡犬不宁。先炫耀武力，再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嚣张到了极点。
更可气的是他的落款：大元可汗。事实上，尽管鞑靼是元朝皇室的直系后裔，但还没有哪个蒙古可汗会在给明朝的国书里如此称呼自己。这个潜台词再明白不过了，老子今天可以叫大元可汗，明天就可以叫大元皇帝。既然要做大元皇帝么，当然就要夺回大元的江山了……
这不是谋求和平，而是挑衅，是向大明朝国威尊严的裸挑衅。
大明臣子当然是有尊严的，百官愤怒了，一个个义正词严的斥责，都察院和六科的那群骂将十分有民族气节，不但变着花样骂鞑靼人的祖宗十八代，还强烈要求朝廷立刻发兵，收拾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
吵来吵去，朱祐樘的脑袋都快炸了。但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鞑靼人绝不会头脑简单到如此地步，一个明知道不可能答应的条件，一个分明找抽的落款，隐藏的绝不仅仅是狂妄与嚣张。
而他更惊讶地看到：百官都在骂娘，而最该骂娘的人，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余子俊，却始终保持着沉默。沉默的人，要么确实无话可说，要么心里有话，大庭广众下不方便说。
于是，朱祐樘单独召见余子俊。面对朱祐樘的垂询，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国防部长思虑再三，终于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一句话：战必败，和必辱。
朱祐樘惊呆了，这是一个国防部长该说的话吗？还没打仗就说丧气话，放到战场上，这叫乱我军心，早就拖出午门斩首了。
可他思虑良久，望着余子俊那张愁容满面的脸，他终于确认：余子俊的话，是对的。
自从土木堡事变以来，明朝的国防力量，怎叫一个糟糕了得，对外战争基本是屡战屡败。到了弘治朝初期，历年累积下的军队问题更是一大堆：军队缺编严重，滋生，军事指挥人才匮乏，军屯土地流失，士兵战斗力低下。这样的军队拉出去打仗，简直就是自杀。
何况打仗不是闹着玩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危险的游戏，又消耗财力又消耗军力。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足可以拖垮一个国家。所以那帮言官张口就说打仗，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而朱祐樘也明白了达延可汗此举真正的用意：试探你的底线。
外交博弈，就和打牌差不多，想打赢，就要摸清你的底牌。达延可汗也不例外：你忍气吞声，他会以为你好欺负，更大的挑衅还在后面。你要是冲冠一怒刺刀见红，那些拿打仗当工作的蒙古人更是高兴还来不及呢。对待这件事，软了不行，硬了有可能玩火。
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咋办？
在全方位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朱祐樘拿出了应对方略，归纳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
首先，大同重镇的各路兵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城墙上的各类火炮装满弹药，每天朝着北边蒙古军驻地周围发几轮齐轰，但要尽量避免流血事件，朝着没有敌人的地方打。总之，你搞骑兵演习，我搞火炮试验，大家各出各的招。明朝还很周到地派人告诉达延可汗：炮弹这玩意是不长眼睛的，大家最好站远点看，伤到你可就不好玩了。
雨点般的炮弹就这么轮番在鞑靼人的视线里爆炸，对于习惯骑马打仗的鞑靼人来说，高科技武器的震慑力是巨大的。坚固的边墙，喷着火舌的大炮，有种你就来试试？
达延可汗连忙下令，暂停骑兵演习活动，三军就地扎营，不可轻举妄动。先前耀武扬威的冲天气焰，登时收敛了大半。
然后，达延可汗等来了朱祐樘的回复，一封软中带硬的诏书。
朱祐樘告诉达延可汗：一千五百人入贡是做梦。但是，念在你们精神可嘉，准许你们派五百人进京入贡，以“增进双方友好关系”。但是，如果发现入贡中有作奸犯科的事，严惩不饶。
先是针锋相对，然后明确的告诉鞑靼人：我不欺你，也不怕你！
达延可汗皱着眉头听完了朱祐樘的国书，在又一次恋恋不舍的望了望眼前的铁壁雄关后，他做出决定：接受明朝条件，入贡！撤军！
达延可汗明白，自己实力虽强，但明朝也是不好惹的，轻易入侵未必有好结果，何况朝贡贸易也是符合民族利益的，所以眼下的情况，能占多少便宜就占多少便宜吧。这以后，双方开始了朝贡贸易，北方边境在之后的几年暂时平静了下来。
一场山雨欲来的边境危机，就此化解。
但这只是暂时化解。达延可汗贪图的绝不仅仅是那点明廷的赏赐，未来的时日里，国家北部边境注定会不太平。没有强大的军队保卫，一切都是扯淡。
所以大同危机一过，朱祐樘立刻开始着手整顿军队，余子俊去世后，马文升继任了兵部尚书，从此开始大展拳脚。
但相比于救灾，军队整顿同样不简单。从医学角度上讲，军队出问题就像是身体敏感部位出病变，不动手术要死人，动了手术却是牵一发动全身，死得没准更快。
而大明朝的军队整顿，主要是三个问题，都是敏感部位的敏感病变，所以，朱祐樘采取的是保守疗法。
第一个问题：军事人才问题。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军队要强大，干部素质很重要。可朱祐樘即位初期的大明军队，各级军事干部的素质，怎一个糟糕了得。京城的少爷兵自不用说，主要军官全是朝廷贵族功臣家的子弟，虽有发奋图强的，但大多数都是吃喝玩乐的二世祖。就以大同危机来说，传言朝廷要调京军上前线，吓得京营里的各级军官魂飞魄散，纷纷送礼请托跑调动，这样的干部，指望他们为国捐躯，那是还有戏？
边防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先是许多重要防区干部缺编严重，一些城关堡垒竟然有十年没有任命负责人，真打起仗来，那真是“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还谈什么保家卫国？而许多边境要地的将领，基本全是朝内宦官重臣的亲信，在那个“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时代，这些人里虽不乏能征善战的猛将，但混日子的吃货同样多。克扣军饷、侵占国家财产的事做起来，足智多谋，花样五花八门，只是上了战场就尿裤子。
因此，长久以来，大明的北部边疆战争总延续这样一个奇怪的剧本：敌人来了，我们的部队不是缩进城堡里，就是跑得比兔子还快。敌人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坐在城楼上观风；敌人满载而归的时候，他们才装模作样地跑出来追二里地。然后堂而皇之的给中央写报告吹嘘“打退敌人”，成化朝时期的大部分“胜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所以马文升就任兵部尚书后，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军事机构的精简和人事改革，大批不合格的军官下岗，包括许多背景深厚的勋贵子弟，许多虚设的军事部门也统统裁撤。这下可桶了马蜂窝，没了饭碗的兵痞们个个不罢休，嚷嚷着要给马文升一点颜色看看。最后还是朱祐樘派锦衣卫保护马文升，拿出“跟马文升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的气概，事情才渐渐平息下来。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马文升的物色下，一批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得到了提拔重用，担当了各级部队的指挥重任。暮气沉沉的大明军队，终于渐渐开始有了活气。
但更重要的却是军事选拔监督制度问题，没有良好的军事选拔监察制度，有一千个伯乐也累死了。所以马文升建议，要改革军官选拔制度，在军队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具体办法为：军队内部强化奖惩制度，根据军功可以从士兵里破格提拔军官，自那时起，许多士兵开始了士兵突击的奋斗路程。此外，地方各省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军事人才，由国家进行统一考试，选拔军事人才。而中央每两年要派专人对各重要边境防区进行成绩考核，以遏止腐化，并提拔优秀军事人才。
而与之相比，另一项制度不但沿用了整个明朝，甚至还沿用到了之后的整个封建社会：武举。
虽然明朝设立了各种选拔武将的办法，可相对于中华民族人才济济的局面，还是如同大海捞针，于是，一项常规式的海选方式成为主角：武举。
事实上武举并不是朱祐樘首创。唐宋且不说，成化十四年也曾开过武举考试，可朱见深当时是三分钟热度，搞完了就叫停。弘治六年，朱祐樘正式开设武举，考试内容分别为笔试策论与武功考试。并设立规定：六年开设一次。到了弘治十四年，又改为三年一次。从此，武举考试成为一项固定的选拔制度，沿用到后来的清代。
也正是在这个制度下，许多将才脱颖而出，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梦想，也打破了世袭贵族子弟在军官队伍里的垄断地位，而武举的身份也渐渐成为众多武将的招牌。如果开出自弘治朝至明末的武举出身的名将花名册，那可以说是一部星光濯濯的将星录：王勋、戚继光、俞大猷、邓子龙、沈有容、陈斌、傅应嘉……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这个平台上走向边疆，然后改变了战场上的世界。
但只提高干部素质还是不够的。一群由狮子率领的绵羊，上了战场照样给敌人当点心。要打胜仗，既要有好干部，也得有好战士。
朱祐樘清楚地看到，他的战士们何止是绵羊，大部分都是老绵羊。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军队战斗力问题。
弘治元年，朱祐樘命调任回京的马文升整顿团营（御林军），结果却是不整不知道，一整吓一跳。整个团营人员缺编达到一半，而且相当多的士兵都早过了退休年龄，扛支长矛都喘气。更让马文升瞠目结舌的是：步兵不会刺杀搏击，火器兵不会开炮放枪，骑兵不会骑马打仗，至于排兵布阵协同作战之类的高难度军事技能，那更是一窍不通。这帮兵大爷的业务能力怎一个糟糕了得。
痛心疾首的马文升立刻开始着手整风：裁撤大批老弱残兵，重新招募精壮勇士，制定完备的士兵训练操典和章程，任命优秀将领负责操练。一切推倒重来，累得吐血。
但马文升知道，朱祐樘也知道，团营的问题，不过是整个大明军队战斗力问题的冰山一角，甚至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比比全国落后地区，团营还算得上先进单位。
说到底，这还是个军事制度上的问题。
明朝的军事制度，实行的是卫所屯田制。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给士兵田地，士兵一边种田纳粮，一边操练武艺保家卫国。国家省了军费开支，士兵有了经济保障，可谓两全其美。
可发展到后来，这“两全其美”变成了“两边全倒霉”。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军队的屯田也遭受侵害，所以大量卫所人员缺编，士兵纷纷逃亡。更倒霉的是，达官显贵家修个院，皇宫盖个楼，都调部队去施工。于是，以保卫国家为使命的大明军队，彻底沦为了佃农、仆役和建筑工人，至于保卫国家之类的小事，实在是顾不上了。
卫所制败坏了，可国家总要有人卖命，所以明朝就开始实行募兵制，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可问题又来了，军队内部上上下下吃空额克扣军饷，当兵的没薪水，哪还有什么战斗积极性。
可朱祐樘知道，卫所制度毕竟存在了一百多年，轻易是取消不得的，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出乱子。所以朱祐樘登基后，严查军队土地侵占事件，清退被侵占土地，法办一批干部，并严格做好军饷的清查工作。马文升更是制定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武器制造的准则规范，并推广全国实行。但这些都属于整顿工作，为了防微杜渐，朱祐樘还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军屯改革，清理被侵占土地，整顿军屯，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问题又来了，许多土地找回来了，可原来种地的士兵早就跑光了。何况，又要打仗又要种地，这也无法保证军队战斗力。
所以按照马文升的意见，清查出来的原属军队的土地，一律招募无地百姓耕种，每年向军队交粮。军队则专职负责打仗。这样一来，既解决土地问题，又保证部队战斗力，国家也节省了开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则是有关募兵的。军屯要整治，但单靠卫所，很难满足国家边防要求，所以募兵也是需要的。可原有的募兵制度，基本就是临时性行为，管理混乱且方式复杂，所以才有了吃空额以及老弱残兵充斥的现象。为了统一管理，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朱祐樘颁布了《佥民壮法》。
这是一项在明朝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凡地方州县，都要选拔精壮民兵，平时由地方都指挥司负责训练，遇有战争则开拔前线，所有费用由国家负责。而募兵的成果，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依据。这就是明朝特色的国家义务兵役制。
从此以后，募兵制正式作为明朝一种固定的军事制度存在下来，甚至在未来的历史中喧宾夺主，成为明朝军事的主要力量。
巩固卫所屯田制，发展募兵制，几番整治下来，国家拥有了可靠的兵源、制度化的训练和优秀的军事人才，大明军队的战斗力终于开始恢复。
但这还是没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队症结的核心，还是制度问题。
这就是第三个问题：军事指挥体系问题。
明朝的军事指挥制度，自朱元璋开始一直在变，总的趋势是：地方的兵权越变越散，将领的独立指挥权越变越小，武将的权力越变越少。核心一句话：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可凡事总有个度，到了明朝中期，这一制度基本变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放到战场上，就是边境各防区不相统属，无法协同作战。各将领之间也不相统属，导致政令不通。比如成化朝时期发动的大规模收复河套的战争，表面上看，给了总指挥王越八万人马，可放到战场上才发现，他真正能调动的不过一万人。其他人，要么是指挥不动，要么干脆连影子都不见。干生气也没办法。
没有高效率的指挥体系，想打胜仗简直是白日做梦。可如果赋予军队太多自主权，却很有可能导致地方势力膨胀。军队是要改革，关键是怎么改。
朱祐樘动手了，几个重要的改革就在弘治朝时期完成。首先是总兵佩印制。按照明朝的旧例，武将是不能佩将军印。总之是送死你去，黑锅你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武将拥兵坐大，割据一方。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问题多多，打仗是一个考验快速反应的工作，一切行动听指挥。边境重镇的防务，必须做到指挥统一，权责集中，否则就象患了帕金森综合症，身体再强壮也被打没商量。
到了朱祐樘手里，改！弘治五年四月，宁晋伯刘福出守蓟州，朱祐樘赐其为总兵官，佩将军印。从此以后，这一制度终于开始实行，而总兵一职，也成为了明朝武将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职，成为无数沙场勇将终生追求的目标。
不怕武将拥兵自重？
没关系，朱祐樘还留着后手呢。武将可以当总兵，文官则可以当元帅。
文臣管军的制度，开始于宣德时期的巡抚和总督官职，长久以来大多是参赞军务，而权力大小也根据其名号区分，比如巡抚要兼管地方军务的，就加提督名号。而要管几个省军务政务节制几省巡抚的总督，则在前面加上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名号。但在弘治以前，这些职务的权力其实很有限，大多是参赞军务，而到了弘治时期，这些职务的权力大大扩大，可以节制其辖区内的一切军政要务，你武将当总兵又如何？上面有管你的人。
当然，这个制度在后世也没少被诟病，认为文官带兵弊端多多，可事实上，文官带兵未必不能打胜仗，关键是要选派懂军事的人。何况，用文臣制约武将，也是封建时代防止藩镇割据的唯一办法。弘治朝知名的文官军事将领，如王越、秦纮、王轼、杨一清，都是做到类似职务，也都做的不错。
武将掌总兵权，文官掌统帅权，加上中央派来的宦官监军。至弘治朝时期，这项三位立体的管理模式终于正式成型，并沿用至终明一世。这项制度你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毕竟它是建立在明朝的基本军事体制下的，也是提高军事效率又维护中央集权的最好办法。
几番折腾之下，加上王越、秦纮、王轼等一批军事人才的努力，废弛已久的大明军队终于开始有了起色，同时，在边境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明朝政府也加紧了边境防御工程的修筑，在陕西、宁夏、甘肃、辽东等重点防区加固了边墙。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洪武、永乐以来的九边关外军事要地能丢的都丢了，先守好家门口要紧。
自然灾害救完了，军队也整顿了，放在国家建设的大局看，两者都不是小事。但和第三件看似小事的动作比起来，他们确实算是小事。
这就是朱祐樘做过的不动声色的大事：疏政。
读中学的时候上政治课，记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当今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事实证明，这句话放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恰当的。
你的军队强悍，你的官员清廉，你的政府运转有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但奋斗来奋斗去，国家穷的叮当响，老百姓家徒四壁。说这个朝代是盛世，怕是傻瓜都不信。
而纵观大明朝二百七十年的发展路程，我们也看到这样奇特的现象：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地区商业外贸都相当繁荣，但底层老百姓却穷得造反，国家穷得连造反的钱都没有，最后活活逼得崇祯上了吊。说这叫捧着金饭碗饿死，那是非常的恰当。
问题出在哪？简单一句话：该交税的人没交税，不该交税的人交到倾家荡产。该工作的人不工作，不该工作的人累到吐血。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不该收的税收了太多，最终收到被人革命的下场。说到底，还是一个政策问题。
朱祐樘时代的明王朝，也面临这个政策问题。罢免奸佞，整顿官场和军队，抗灾救灾，其实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彼时的大明王朝，就象一个血液流通不畅的病人，该供的营养供不到身体里去。要强身健体，就得疏通血管。而朱祐樘要富国强兵，也得疏政。
但这个事情谈何容易？原有的政策确实不合理，但真要大张旗鼓搞改革，势必将触犯一批既得利益者，造成巨大的阻力。不改革是等死，改革却有可能死得更快。君不见万历朝的大改革家张居正，为推行一条鞭法呕心沥血，机关权谋都算尽，太后宦官全搞定，到头来却落得死后都不被人放过的悲惨下场。
弘治朝不是万历朝，朱祐樘不是张居正，所以，朱祐樘也拿出了自己的办法。他不动声色的将目光对准了两件事：生产，税收。而这两件事，都与我们前文提到的一个人有关：邱浚。
前文提到邱浚，是因为他同王恕的恩怨，而这件事也导致了他最后的身败名裂。可放在大明朝的历史长河中，他却完全当得起另一个称呼：弘治朝经济建设的总设计师。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还在为拨乱反正而苦思的朱祐樘，收到了一个大臣特殊的奏折。说这份奏折特殊，是因为它写得太长，足足有二十三卷三十万字，比普通的一本书还要长。
这么冗长的奏折，是个皇帝都会嫌烦。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因奏折过长而打过大臣板子。可朱祐樘自拿到奏折的第一刻起，眼睛就像被磁铁吸引住一样，一口气通读下来，然后很兴奋地下了一道诏书：命令福建布政史司负责印刷，将此文结集出版，全国发行。
给朱祐樘上奏折的大臣，就是邱浚，时任礼部侍郎。而那本奏折，本身就是一本书，叫《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理学著作，主要是系统阐述儒家理学的思想，包括修身，齐家的基本思想。是宋朝以后历代帝王的必读书目，堪称是儒家著作的泰山北斗。而学识渊博的邱浚，则以相同的体例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却只阐述一件事：治国。
此书以详实的论证，充满说服力的事例，系统的阐述，深深地打动了雄心勃勃的朱祐樘，而其书的核心内容则是一句话：
理财为天下之要道，财用为立国之本。
这句话，成为朱祐樘经济建设的核心思想。本着这个核心思想，朱祐樘做了一件事：税制改革。
明朝的税收问题，是困扰其整个朝代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朱元璋开国时期制定的一整套国家体系，是为了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服务的，然而历史的轨道却偏离了他的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体系也同样不适应新的经济形态。打个比方就明白了：本来我是要开一家农场，结果却开成了一家超市。拿着管理农场的办法管超市，这生意还能做下去？
所以到了明朝中期，各种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土地兼并严重，无地流民增多，政府税收锐减，豪强势力膨胀。不改是不行了！而在各种改革里，税制改革首当其冲。国家收不上钱，提什么口号都白搭。
税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向谁收钱，怎么收钱。
明朝的财政来源名目种种，最基本的却是田税。老百姓种了国家的地，向国家交粮食，皇帝就是大地主。按说这项财政收入应该最稳固，可发展到弘治朝，它已问题多多。
首先是一个收税范围的问题，自正统朝开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主豪强争相圈地，又想方设法钻漏洞逃避国家税收，小民百姓失去了土地，该交的税却一样少不了，如此一来，税越收越少，老百姓越过越穷。
而田赋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拖欠。
中国的老百姓一般是很老实的，借他个胆也不敢让皇上当债主。可地方官与豪绅就不一样了，明朝的税收政策里有条很“人性化”的规定：拖欠田赋的地区，如果确有无法征收的原因，到第二年可以考虑减免。这项规定是朱元璋定的，从本意上说，还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本意是好的，但操作起来可就不一样了。大家很高兴地发现：这其中的商机真是无穷。每到要收税的时候，老百姓的钱照样交，收完了以后给中央打报告说闹灾了，再找几个当地的富户乡绅做伪证，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弄个免税或减税指标回来。已经收上来的钱呢，大家欢欢喜喜地拿去分红了。这么奋斗几年，弄个十万雪花银绝无问题。
补充说明一下，这种事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必须要和中央高官以及内宫太监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成化朝时期的大学士刘吉、太监梁芳、尚铭等，都是开展这项业务的杰出骨干。
一来二去，老百姓的税没少交，国家一分钱没见着，倒是有大批贪官“勤劳致富”了。
税收不上来是件麻烦事，收上来后却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明朝建都以后，北方的粮食全靠南方调运。作为主要的赋税区，江西、湖广、江浙地带的税粮都要通过京杭大运河送到北京。可山遥路远的，运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这笔钱，被称为“损耗”，也都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换句话说：交税的时候，你不但要准备好应交的税粮，还要把“损耗”也准备好。你家离京城越远，负担的“损耗”也就越多。
从成化十一年开始，明朝实行了“官军长运法”。操作方式为：每年税务征收时节，朝廷派“运军”（即负责运粮的军队）至江南一带运粮，纳税人将粮食与“损耗”缴纳给运军，由运军负责将税粮运到京城。这貌似是一个好办法：纳税人的“损耗”负担减轻，粮食征收也便于统一管理。
可真实行起来才发现问题多多，首先是个成本问题，就拿运粮所需的船只来说，按理船只该由工部建造，可实际上工部只负担四成的费用，其他费用都由运军自己承担。军队哪来的钱？只能靠士兵们自行筹措。自实行这个政策以来，苦大兵们卖儿卖女甚至倾家荡产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船只问题解决了，那就开拔上路吧。但是且慢，人呢？明朝到了那时候，军屯破坏士兵逃亡的事情已经很普遍了。人跑了，可是负责押运税粮的官兵数量那是“一个也不能少”。所以一有押运任务，军户家庭都得老婆孩子齐上阵，甚至四处抓壮丁，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没什么两样。
按说和平年代执行个押送任务也没什么不好，从京城出发沿运河直下江南，虽然工作辛苦点，但一路也能看看风景，就当是免费旅游了。
免费？那是做梦。虽说“损耗”的钱是由纳税人交给运军，可交到运军手里的数目只是小头，其余的全被当官的克扣了。这点钱别说当路费，吃糠咽菜都不够用。而且粮食一路运过来，沿途还要停留，粮食停在粮仓过夜要钱，过关卡过城门要钱，水路转陆路，陆路转水路，租车租船还要钱。比今天的非法收费站还狠。林林总总的收费名目，全都摊在运军士兵头上。
可士兵也都是无产阶级，没钱咋办？好办，要么你可以向长官借高利贷，你还不上还有你儿子，儿子还不上还有孙子，总之是利滚利。当然，不想借钱也可以，你也可以夹带点私货，沿途贩卖来补亏空，但是请注意，一旦让你的长官发现，不但东西全没收，还要罚你个倾家荡产。
纳税人的负担也没减轻，因为每年到交税的时候，京城里的权贵也会象狼一样四处出动，专朝着交兑粮食的地方跑，先是包揽下当地的收粮业务，美其名曰为“会粮”，然后在征收“损耗”的时候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最后赚个盆满钵满回来。按照当时的一些记录，一石粮食从江南运到京城，损耗竟然高达五石粮食。
而且，在粮食的押运过程中，各级官员也层层盘剥克扣，到了目的地发现粮食少了，随便写个报告报损就能糊弄过去，动动笔的事嘛，当然是无本万利了。
如此下来，纳税人苦不堪言，当兵的怨声载道，国家收不上粮食来，全肥了中间这群蛀虫了。
以上种种惨状，都被邱浚奋笔疾书，写进了他的《大学衍义补》里，呈到了朱祐樘的面前。朱祐樘明白：这些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改变的，要想解决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来。
首先是土地问题，这还相对容易解决，朱祐樘下旨清理土地，严查土地兼并现象，发还了不少土地，并且将各类罪臣的被没收土地发给百姓耕种，更继续周洪谟当年的政策，在湖广、四川一带进一步开放无人区，招募内地无地农民前来耕种，并给予合法身份。几番折腾下来，土地矛盾总算缓和了下来。
难办的还是税收问题，赋税拖欠怎么办？收了税运不上来又怎么办？
先是拖欠赋税问题，地方上那群蛀虫都是勾连一气的，又有多年犯罪经验，撒起谎来从不打草稿，做起事来团结一致滴水不漏。劳心费力的查下来，十个包青天都累死了。
朱祐樘不用包青天，他只在制度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就完美的解决了问题。
弘治二年十二月，朱祐樘下旨，规定每年八月初旬，各地秋粮的征收必须要做出预算，九月初旬要做出纳税手册，中旬填写通知单，十一月初开始征粮，十二月必须征完。
这下可没咒念了，你不是想找借口谎报拖欠吗？事先就给你订计划，想赖都赖不掉。老百姓交税也都凭国家统一下发的通知单，不再任凭你们当官的随便勒索。到了时候交不上粮食……哼哼，你们就等着革职查办吧。
而在颁布条例的同时，朱祐樘也规定，凡是有上报灾情的，一律都由都察院派专人核实，有谎报的一律要问罪。这就堵住了最后一个漏洞。如此以来，朝廷的收入大为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只苦了广大贪官污吏们，眼见着白花花的税银从眼前过，干着急没办法。
然后，就是税粮的运输问题了。
客观上说，尽管长运法问题多多，但比起之前明朝实行的“支运法”和“兑运法”，已经算是不小的进步了。按照以前的规矩，纳税人必须自己把税粮千里迢迢送到指定地方，一路颠簸折腾不说，在支付“损耗”的时候照样被漫天要价。相比之下，长运法的折腾还算少了。
但有进步不代表没问题，要想解决问题，还要堵住漏洞。
朱祐樘又开始堵漏洞了，先是下发条令，严禁豪强介入税粮运输征收工作，同时，制定统一的“损耗价目表”，减免纳税人的损耗。比如弘治二年下令：应天府七县每石减耗米二斗五升，丹阳府每石减耗米二斗二升……如此种种，总算能让老百姓稍微松一口气了。
而更能让大家松口气的，却是另一项政策：折纳银钱。
所谓折纳银钱，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你粮食交不够，就将缺交的部分用钱补上。一般来说，粮食与银钱的数量比率大概为一比一，纳税人交的粮食，称为“本色”，纳税人缴纳的银钱，称为“折色”。关于银钱与粮食之间的换算比率问题，弘治朝也有统一的价目表，一般说来，普通地区是按照每石七钱银子的价格交粮，有灾情的地区按照每石四钱的价格交粮，而当时中国北方粮食的市场价格是每石一两。比较下来，还算是公允的。
弘治二年，这项政策正式颁布实行。这下可好了，银钱的损耗明显的要小于粮食的损耗，押运保管的成本也大为降低，老百姓的损耗大大减少，也不用听当官的随便忽悠。国家也好处多多，收上来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想找借口报损克扣也是不可能了。除了贪官污吏之外，这项政策可谓皆大欢喜。
而折纳银钱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老百姓变交粮为交银，可国家还是要吃粮食的，交了钱，就变成了国家买粮，如此一来，粮食贸易也繁荣起来，更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套一句经济学的理论说，这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此外，为了解决税粮贪占克扣问题，朱祐樘也把监察体系做了改革，规定：每年粮食征收期间，必须由按察史和布政使督促完成，一旦出问题要负连带责任。而税粮必须要在年终起运，按照规定时间到达目的地，应押送税粮的数目和实际押送到的税粮数目要进行严格核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要扣分，扣分扣到一定程度……你就等着蹲监狱吧。
而对于有押送任务的运军们，朱祐樘也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船只的制作费和维护费改由工部负担，大头的费用算省下了，每只押运船除了损耗费外，另补贴白银二十两。并设定统一的过路标准，严查对运军的随意勒索行为，加上连坐式的监察体系，当官的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总之日子是好过多了。
朱祐樘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番整顿下来，国家收入开始增加，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大明王朝的国库，逐渐充实了起来。
如果就此说邱浚是明代著名经济家，貌似有些夸大他了。尽管上述的问题都写在他的《大学衍义补》里，但这些问题，是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包括王恕、马文升等人也都有相关的陈奏，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都大差不差，并没显出邱浚有多么了不起。
事实上，邱浚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家，原因在于：别人看到的问题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问题他也看到了。而他所看到的这个问题，不但奠定了弘治朝的盛世，更为明朝留下了一个新名词：资本主义萌芽。也正因为如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送给邱浚一个光荣的称呼：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而另一个曾被列宁同志冠以类似荣誉的人，是宋朝大改革家王安石。
四百年后，清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与一位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得意洋洋的神侃重商主义学说，梁启超微笑着听了半天，最后拿本《大学衍义补》晃晃说：你说的这些，这本书里早就有了。
一切，来自于《大学衍义补》里的另一句话：
食货者，生民之本也。
食货，就是指商业活动。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商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
这是一段在中国经济史甚至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句话，而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当得起两个字：叛逆！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文化向来是歧视商人的，士农工商排名里，商人居于末流。自汉朝以来，中国大多数的封建统治者都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更发挥到了极致：不但制定各种政策限制商业发展，对商人征收重税，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连穿衣服都严格限制，规定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对于商人们来说，这有钱没权的日子，怎一个郁闷了得。
而《大学衍义补》一声炮响，打响了明朝商人翻身迎解放的第一枪。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礼部侍郎）的邱浚坚定地宣称：商品经济是伟大的，商人赚钱是光明正大的，商业活动是应当受到鼓励和提倡的。
不止从理论上定基调，邱浚还提出了一整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包括打破政府的垄断性贸易。
政府宏观调控，鼓励自由商业竞争，开放海禁，大力发展民间海外贸易，调整税收政策。其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大为超前，更远远领先于当时的世界。
思想超前如此，不挨骂同样是没天理了。奇怪的是，明朝同时代的人主要都骂他逼走王恕的破事，批他经济思想的真不多，如谈迁等明朝大儒还称他为“中兴贤儒”。倒是后来的清朝文人对他的经济思想恨得牙痒痒，比如编纂《四库全书》的铁齿铜牙的纪晓岚，骂邱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义愤填膺到如此地步，足见“我大清”的“思想进步”。
也正因为太超前，所以对这本书，朱祐樘是有选择性地吸收的，在这个时代做不了的事，留给下一代；这个时代做得了的事，抓紧时间做。按照《大学衍义补》中的理论，朱祐樘减免了商税，取消了朱元璋制定的许多限制条令，但影响力最大的一件事是：盐政改革。
若问中国古代哪样生意最赚钱，答案自然是食盐生意。老百姓别的东西可以不买，盐却不能不吃。可谓是成本低，市场广阔，利润丰厚。谁要是做上了食盐生意，谁就等于捧到了金饭碗。
金饭碗人人都想捧，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捧得了的。自朱元璋开国以来，明朝对于食盐生意一向采取政府垄断性经营的方式，私自贩盐是要杀头的。虽然也有人铤而走险搞个盐帮，但那都是刀头舔血的买卖，除了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好汉，基本上没谁做得来。
做不来不意味着不想做，眼瞧着白花花的食盐变成银子，是个人都要流口水。这时候国家很体贴的说：想捧金饭碗吗？可以，给我送粮食就好。
这就是明朝开国时期就开始实行的“开中法”。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防重镇交给当地政府，然后再凭借当地政府给的凭条，到指定地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进行贩卖。虽然是来回折腾，但毕竟贩卖食盐的利润巨大，许多商人为了避免南北劳顿之苦，就在边疆开荒种地，到了秋收时节向政府交粮换取食盐。这样一来，既开发了边疆，又繁荣了经济，更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可谓一举多得。
可渐渐的大家就发现：所谓一举多得，早就实行不下去了。
关键还是个经济效益问题。商人辛辛苦苦的种粮，长途跋涉的运粮换盐，本身成本就要大大增加。随着盐价的变更，赚钱就越来越难了。而且国家盐场也店大欺客，收了粮食未必给你盐，反而经常打个白条说下次再来吧。更可气的是，许多达官显贵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前景，利用潜规则倒卖食盐，到市场上低价贩卖抢生意。原先一本万利的行业，现在变的收回成本都难。
许多商人也学精了，领取食盐不是需要政府凭条吗？一张凭条领一次盐实在太可惜了，为什么不多用几次呢？反正国家的墙脚不挖白不挖。越来越多的商人加入了挖墙脚大军，国家食盐白白流失，该收的钱却越收越少，全送给奸商献爱心了。
长此以往，商人们要么不做，要么就耍着花样做。国家没好处，正当商人没好处，只便宜了权贵和奸商。
朱祐樘即位以后，曾派户部侍郎李嗣清理盐政，法办了一批分子，并指定了严格的凭条审核制度，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弘治朝初年，边关狼烟四起，军费开支激增，几次下诏鼓励商人送粮换盐，却是应者寥寥。归根到底，这还是个效益问题。
盐政的问题，是邱浚《大学衍义补》里的一个重要问题。邱浚论述了开中法的弊病，却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是户部尚书叶淇。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朱祐樘，提出了新的盐政解决办法，具体办法就一条：商人直接向国家交钱，然后凭国家凭证换取食盐贩卖。从交粮食到交钱，看似只是简单的变了一个字眼，实际的内容却并不简单。
因为从此以后，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从政府换回盐来贩卖，用不着再像以前一样种粮运粮的折腾，渠道大大缩短，手续大大简化，成本大大降低，拿到盐就等于拿到了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
新条令一下，广大商人欢呼雀跃，争相向政府送钱换盐，国家募集了大量资金，商人们找到了合法发财渠道，可谓皆大欢喜。照着今天通俗的话讲：这叫双赢。
唯独倒霉的却是叶淇，国家和商人双赢了，达官权贵们贩盐的财路却断送了，想拿到盐就得交钱，没钱就没商量。拿不到盐，当然只能找叶淇撒气。于是和权贵有勾连的言官们纷纷攻击叶淇，巧合的是，他们真找到了叶淇的一条“罪名”：他是江苏淮安人。
当时做贩盐生意的商人，主要来自江苏淮安，叶淇又是淮安人，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就是某些人的逻辑：食盐生意利益巨大，改革盐法又得罪这么多人，没利益的事，傻瓜才愿意干，所以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在漫天的口水中，叶淇顶住压力，坚决推行这一新政策。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叶淇变法”。六年以后，新盐法已经通行全国，国库收入大为增加，私人盐商业务蓬勃发展，国家盐场彻底变成了批发商。七十一岁的叶淇无憾了，他坦然的向朱祐樘辞职，归乡而去。
至于他有没有从盐商手里得到好处，有一个事实已足够说明：他为官数十年，去职时家无余财，路费都是找同僚凑的。
叶淇，字本清，江苏淮安人，景泰五年进士，天顺朝时曾因得罪石亨遭贬，成化朝时担任山西巡抚，整治边防。弘治朝时担任户部尚书，推行新盐法。朱祁镇时代，他对抗过权臣。朱见深时代，他对抗过蒙古人。朱祐樘时代，他对抗了整个盐业既得利益集团。他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响，但浏览他的遭遇与贡献，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清白而无私无畏的人。
尽管叶淇的声明并不显赫，但二十多年后，他的曾孙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淮安当地一个知名的才子。这个人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他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纵览历史，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惊讶的承认：世界真小。
世界很小，但叶淇的盐政改革，却打开了一片无限宽的天地。盐商势力的蓬勃发展，使地处盐矿产地的山西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意越做越火，并形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几个世纪的利益集团：晋商集团。而两淮盐商和皖北徽商势力也迅速膨胀，在盐业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商人们，经济实力日以增强，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到了万历朝时期，明朝更是在科举中设立“商籍”，鼓励大批商人阶层出身的士大夫步入政坛，明朝传统的重农抑商体系被彻底打破，商旅集中的长江流域更成为经济活跃带。这是一场连锁反应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当今人们津津乐道万历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时，当史家反复讨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对照弘治朝这些被历史关注不多的改革，我们可以很负责的说：这是一个过程。
这一切，理论上源自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实际的操作，则是从叶淇变法开始。
拨乱反正的弘治朝，社会矛盾缓和了，国家收入增加了，新的经济政策见效了。彼时的弘治朝，从黑暗的成化时代彻底解脱出来，走向一个生机勃勃，国富民强的新时代。
说到这个时代的形成与运转，就不得不提到大明王朝的核心机构：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