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可以说是寄生在政治统治者进行政治活动中的特殊权力团体，它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他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其所累，在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通常情况下，酷吏是在特殊时期当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说到酷吏，我们绕不开另一个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武则天在临朝称帝的前期。
武则天为了对付潜在的反对派势力，一介弱质女流居然动用了铁的手腕，实行了十余年的“酷吏政治”。她采纳了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的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专门用来接收天下人的投诉。通过此项制度的推行，武则天很快培养出一大批酷吏。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市井无赖之徒，性情残忍自不必说。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官场最快的升迁路径。尤其胡人索元礼的快速提拔，大大刺激了其他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就是其中的代表。
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武则天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也就是专门审理武则天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索元礼的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来。他的逼供手段花样百出，名称很特别，称为“铁笼”“晒翅”。至于两种逼供手段具体怎么操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那些高级官吏也在他面前魂飞魄散。武则天对索元礼的治狱能力非常欣赏，经常赏钱赏物。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达数千人之多。
暴政培养迫害狂、虐待狂，成为历史上的“酷吏铁律”。
索元礼的榜样作用是无穷的，周兴、来俊臣也是有样学样。两人很快也像索元礼一样做到了酷名远扬，很快从酷吏阶层的中低级职务上升到高位。既然越酷越有利，那就索性将酷进行到底。酷吏的“合法伤害权”与歹徒的施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非理性的。这种经过严格计算的恶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理性恶行。理性恶行的执行者在操作前都要经过对风险和获利的权衡计算，看一看是风险大于利益，还是利益大于风险。清朝的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监狱里走了一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留下了一部现实版的“监狱风云”——《狱中杂记》。作为儒家子弟的他以孟子的“术不可不慎”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他说，那些作恶的酷吏也未必就是十恶不赦的人，说到底还是由他们的职业性质所决定，权力赋予的“合法伤害权”驱赶着他们去行使这种恶。在政治和法治的双重缺陷所导致的劣币驱除良币的权力困境中，这种理性恶行成为古代官场规则的帮凶，四处留祸。
两人不光在官的职级上超过了索元礼，就连办案用刑的手段也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两人的合作使得酷吏办案的手段得到了创新和升级：豢养几百个流氓恶棍，只要想陷害谁，就指使这几百人从不同的角度捏造事实。当种种伪证在手之后，他们就会对人犯滥使酷刑，不容不招。
为了全面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来俊臣还与另一酷吏万国俊合写了一本《罗织经》。《罗织经》是本要人命的厚黑绝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一卷，仅数千字。如此短而精的写作体例，只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才出现过，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样一本与《道德经》字数相当的小册子，成了酷吏们手中争相传阅的《葵花宝典》。它讲述的方法十分有特色：先从密告手段讲起，再告诉使用者如何给指控对象编造谋反一类的重罪，特别是编造情节、捏造事实的技术讲得很详细——让编造者自己到最后都无法分辨真假了。
周、来、万这帮要命的“天才”还发明了一套比索元礼更多的刑讯措施，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武则天故意利用高压政策，放手任用这些酷吏，被杀的和遭流放的动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人。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片段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恶的人性层面上，却忽视了恶的社会层面。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的生存法则就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种利益的考量是他们恶行的最大动力。他们在将利益留给自己的同时，也将恶行带来的伤害留给了别人。官家定律追根溯源就是为了权力的存在和保持，而这种存在却成为良性制度的破坏。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对自己上位的大臣，因为这些人并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这个李家媳妇的手里。他们极端仇视武则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为激烈。武则天要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只有拿出铁的手腕，来打击这些复辟势力。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李氏宗室秘密联络，准备起兵铲除武则天。可事情败露，被武则天先发制人，一场政变宣布流产，李氏皇族族亲十余人被贬、流、杀。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后也全部被诛杀。同样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又借助酷吏之手诛杀了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这一年的八月，又杀了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这样一来，李唐宗室除李显、李旦及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因此，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时，李唐宗室就再也无人无力敢于反抗了。
武则天政权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一万个不服，暗中制造舆论，企图恢复李唐王朝。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他们稍微露出一点儿反对武则天的形迹，立刻就会被连根铲除。
尚书左丞相冯元，平时表现出对武则天有些不够恭敬，酷吏周兴捏造罪名，他因此在狱中被活活折磨而死。禁军将领黑齿常之被抓进死囚狱中，被诬告谋反。来俊臣说：“你不是姓黑齿吗？那就把你的牙齿敲下来，让大伙看一看，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于是黑齿常之的牙齿一个一个被人用小铁锤敲下来，牙齿全没了。来俊臣又说：“这齿也不怎么黑啊，眼睛倒是比牙齿黑得多了，剜眼！”于是，黑齿常之的眼睛也没了。接着他又被割舌、剥皮、剁掉手和脚，最后被开膛剜心。右卫将军李安诚因反对武则天改唐为周，被来俊臣用同样的酷刑杀害。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因而，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引起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了新的权力危机。正当所有的人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酷吏身上时，武则天又再度出手，这一次，女皇又将刀锋指向了酷吏。
武则天为了缓和政局，又杀了这些替她背黑锅的酷吏，最后放弃了自己开创的酷吏政治。
据统计，在她行使酷吏政治的十四年间，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占十之六七，而放弃酷吏政治的最后七年，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皇帝拿着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是收放自如，绝不是单纯凭着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二十七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就如坦途吗？我看倒是未必，在这二十七名酷吏中，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没有一个授给他们较高的官职，只让他们执法，并没有给他们执政的大权。
在执法机构的上层管理中，武则天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全，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公正而且能力很强的优秀大臣。他们的官职被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恨不得一脚把他们踹下去。酷吏们千方百计给他们编派罪名，写黑呈子告黑状，使这些优秀大臣们一再受到诬陷。但武则天心中有数，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从大局出发，将其中某个人，当众贬了官职，过些日子，又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当时政局得以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索、周、来、万是酷吏中的“四大金刚”，虽然红到发紫，但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尤其“酷吏之王”来俊臣的死，更是让人见识到酷吏的死也是很“酷”的。
来俊臣是因为得罪武氏诸王、太平公主等人，被诛杀。在他行刑的当天，那些受他迫害的人及家属，还有民众，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尸体被抢剐一空，史料记载：“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也就是说，当时人们知道他将被处死，都准备好了刀子，准备从尸体上割肉。行刑完毕，大家一拥而上，比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庄稼叶子还要快，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会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虽然武则天时期，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把酷吏定罪艺术推到了极致，但高潮之后毕竟还有戏要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