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竟然借着“妖术”忽悠到了官府头上，几个涉案人被押到杭州城门口示众，作为反面典型警示老百姓。迷信活动带来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绑架，谁也没有见到过被诅咒的人受到神灵的伤害。它带来的只是心理上的恐慌，由扰乱人们的心智升级为扰乱民间的秩序。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永德在写给乾隆的奏折里就强调了这一点，“叫魂”是子虚乌有之事，不必担心也无须惊慌。但是对于民众来说，这种来自心理上的恐惧，想要摘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时隔不久，山东巡抚（省长）富尼汉又向乾隆皇帝奏报：五月间听说省城有剪人发辫一事，被剪之人立即昏迷倒地，这又和妖术有关，朝廷不可不防，也不可不查。古代官家判定妖术或邪术的标准主要来自于两点：一是不是扰乱民间秩序；二是不是威胁到国家的正式权力。只要有一点成立即可定性为妖术。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也多半采取篝火狐鸣、符命图谶等灵异手段。富尼汉是血统纯正的满人，他深知剪辫对满人意味着什么，所以才会得出剪辫之人“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之意。意思是，剪辫之人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剪个辫子那么简单，肯定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乾隆皇帝在接到奏折后，当天就颁下圣谕：各地方官要留心提防，重点清查和尚、道士，尤其是那些不在编的游僧、游道。乾隆之所以将僧人、道士和乞丐作为民众在妖术恐慌中的主要怀疑对象，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面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而非主流的。他们之所以会受到不一样的关照，是因为他们对于民众生活中的熟人社会来说是相对意义上的陌生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僧道人员和乞丐的特殊身份，让他们受到了特殊的关照。很多人常将僧道人员和法术放在一起说，认为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可以通过某种仪式交通神灵的人。
当妖术问题出现的时候，僧道人员成为嫌疑人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两类人都是能够与超自然力量交流的人。之所以将乞丐与他们打包放在一起处理，是因为按照官家的推理。乞丐是属于帮闲集团，无所事事就有可能成为僧道人员的帮凶或者跑腿，负责偷割别人的头发，而具有超能力的僧道人员则负责高难度的技术活——偷魂。这两类人合作成就了这个事件，当然这只是权力集团的推理。怀疑归怀疑，要想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僧人是这次剪辫事件的主谋也并不容易。权力高层不断催促地方官员尽快缉拿嫌疑人，可折腾了半天还是毫无进展。因为这个事只听人在说，不见人在做。
古代巫师是否有神性，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底层民众说的，而是要经过权力集团的认可。这主要是因为皇帝的屁股虽然坐在龙椅上，可他对自己手中权力的合法性一直是自信不足、恐慌有余的。在皇帝的潜意识里，老百姓很容易受到妖言的蛊惑造成一种社会性的恐慌。导致皇帝患有“妖术恐慌症”的最根本原因是：对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脆弱联结；而对于官家集团来说，“妖术”危害到的则是皇权同上天神权的脆弱联系。这后一种脆弱，使得君权神授的完整性与持久性受到了来自民间和官僚集团的质疑。正是这种质疑，使得皇权代言人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患得患失，以至于陷入了更大的恐慌。
地方大吏在处理妖术问题上与乾隆的态度并不能达成一致，最令乾隆感到恼火的是封疆大吏们并不能急皇帝之所急，往往知情不报，上下推诿。自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一月发生剪辫谣言以来，乾隆就连下数道谕旨，令各督抚迅速投入警力捉拿剪辫之人。可一直折腾了大半年，各省不仅没有查获一人，有时候甚至连这方面内容的话都懒得提及。比如说，乾隆曾经共计六次传谕江苏巡抚彰宝严查此事并及时回复，可彰宝却在一个多月里“未提及一字”。
各省大员也和彰宝差不多，在对待妖术这件事上，官员是抱着葫芦摇。他们在乾隆的一再催办之下，通常会用连环三招对付。第一招就是拖延隐瞒，密不上报，在故作不知中寻求安全。如果皇帝从其他途径获悉此事，那么第二招就是忽悠皇帝说正在加紧追查。如果乾隆不依不饶，那么第三招就是抓几个替罪羊，糊弄过去。地方大员在这次剪辫事件中的不作为，虽然是官僚集团的通病使然，但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待这次事件的态度。官僚集团认为剪辫虽然隐含着“谋反”的主题，但是地方绅士和大部分民众都没有参与到这个事件中，即便僧人是这次剪辫案的主谋，也动摇不了权力结构的根本。
为什么官员认为地方绅士没有参与进来，就会难成气候呢？
在封建王朝的权力结构中，绅士阶层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阶层。但凡在历史上掀起波澜的群众运动，都与掌握地方威权的绅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群众运动只有在社会底层获得绅士集团的支持和帮助，才有可能威胁到皇权。否则的话，只能是一帮无政治追求的匪徒干些骚乱社会治安的不法之事。换言之，如果遇到起义和叛乱之类的群众运动，官家集团也会借助地方绅士的威权来镇压。所以，清朝的官家集团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挠知识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接触。绅士阶层本来是连接官家集团和底层民众的纽带。在封建王朝的权力系统中，权力集团通常是借助绅士来管理民众，但同时又不希望他们掌控和利用民众，使其在地方上的威权不断做大做强。基于这方面考虑，清朝的保甲制度就严格规定：有功名的绅士不能担任保长（村长），以此来遏制他们在基层的权力。
在乾隆三十三年的剪辫事件中，地方绅士并没有搅和进来，因此封疆大吏也就自然没将这件事太当回事。可乾隆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妖术能够以星火之势蔓延到各地，都是因为江浙二省官僚大员玩忽职守造成的。各地抓不到剪辫之人，皇帝又盯得紧，没有办法，为了应付乾隆，他们将被剪辫子的人抓回来审问。被剪之人如同事前串通好了似的，说的话也是一个调调。无非是剪辫之人用妖术使自己昏迷，至于辫子何时被剪，茫然无所知。
官员纠缠于被剪辫之人的反复审问，而乾隆则认为没必要纠缠于被剪辫之人，地方应该将精力花在抓捕剪辫之人上。
乾隆显然不满意地方大员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督抚们面对乾隆不断施加的压力，疲于应付。案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他们只好在给皇帝的奏折中避实就虚。就在剪辫案在君臣的拉锯中陷入僵局时，北京城里的皇家官员和老百姓又在风传山西那个地方有异虫吃人。这个谣言说得有鼻子有眼，就连内务府的部分官员上班都会随身携带一张辟邪处方。
乾隆再也坐不住了，他坚持认为：有人想借“妖术”造反，要不惜一切代价全面清剿。被列入嫌疑对象的有和尚、道士、乞丐，还有天主教徒。这接二连三的谣言都是捕风捉影，这可难为了那些地方官吏，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查起。最后经过排查，他们再次将目标锁定在那些没有庙籍的游僧身上。既然上面圈定了打击对象，很快就有多名和尚被抓获归案。经过严刑逼供，和尚们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无从交代。官员们早就厌倦了这种没完没了的折腾，都盼着早点结案。乾隆虽然急于想获取真实信息，但怎奈无中生有的话题，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他担心再这么没完没了地追究下去，会让权力集团和全国各地的民众都陷入这种政治恐慌。
妖术多起于民间，也多源于利益的纠葛。官方一旦参与清剿妖术，普通人就有了机会来清算个人的宿怨或牟取私利。这是“叫魂”案叫出的真正目的，但是官家的参与赋予了这个案子更深层次的内涵，也使简单的事件有了更为复杂的背景。
清朝政权在意识形态上是个非常奇怪的政权，我们知道，它的统治集团是信奉萨满教的。萨满教就是利用降神与神灵沟通的昏迷式宗教。萨满在昏迷中显示的神性与汉族的“叫魂”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在这次“叫魂”案中，事件本身虽然并不大，也没有造成伤害性的后果，但它却给了民间巫师、术士向社会公众展示神性的一个机会，如果巫师本人因此受到信徒的拥护或者任何人都能够宣布自己具有神性，就必然会对皇权造成威胁，这是很危险的。历史就经常上演这样一幕，某位造反者借降神或叫魂之际宣称自己是某某大神、某某大仙下凡，来打破旧的权力格局，打造新的世界。
他们通过这种人神合体的外在形式向民众证明自己具有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以此挑战所处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从性质上来说，“叫魂”和萨满教是一样的。乾隆下令清剿汉人当中的“叫魂”行为，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权力恐慌。
这种恐慌来源于朝廷眼中的个人妖术和私人信仰，对于清朝官家的权力系统而言，它不是普通的事件，它就是一种“妖术”。之所以说它有妖的一面，那是因为它很多时候代表着一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在天人关系与权力秩序处理和谐的层面上，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与帝国秩序能够共同分享。而这种分享对于封建专制的皇权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其实案子发展到现在，官僚集团对案件本身产生了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源于乾隆的态度，更源于民间的反应。搞到最后，谁都清楚这是没影的事，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出来，只有乾隆在那里催促着办案。
没过多久，乾隆皇帝颁布上谕：整个叫魂案可能是由阴谋家编造出来的谣言，其目的则在于挑起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乾隆虽然叫停此案，但他并不承认自己有错。他认定这是一场由“阴谋家”编制的阴谋，至今那些“阴谋家”仍然逍遥法外，而导致他们逃脱法网的罪魁祸凶，就是端着公家饭碗不干事的官员。
从接到密报发案到结案，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回过头来梳理叫“魂案”，我们会发现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乾隆都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而那些被裹挟着参与的官僚与案件本身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可以这么说，乾隆为加强皇权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不算精彩的戏，乾隆这么做的唯一解释就是，他想借着叫魂案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乾隆对各省官员的控制，也就是皇权对官僚集团的权力控制。乾隆通过朱批，将自己的上谕绕过了权力传达的常规体系，直接送达到地方官员手中，同时要求地方大员也要直接向自己报告案情的进展。对于地方的案件审理，他也派出了亲信全程监督。对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员，他都是当面斥责、惩罚。“妖术”事件虽然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但是乾隆却借此达到了整肃官吏的目的。那些办事不力的官员被撤职或降职，表现好的官吏得到提升。山东巡抚富汉尼等官员就遭到了贬斥。
当乾隆发现，该案再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会破坏到官家集团的权力平衡后，立刻就叫了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