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
1.当代美国的大战略
“冷战”后，美国有六项首要的国家利益，分别是：“第一项，防止对美国本土的进攻；第二项，防止欧亚大陆上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并尽量防止可能引发此类战争的激烈的军备竞赛；第三项，保证美国的石油供应渠道安全畅通，有能力购买到价格合理的石油；第四项，维持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五项，促进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和人权尊重，防止内战国家的种族清洗或大规模屠杀；第六项，保护全球环境不受损害，特别是不受全球变暖和气候巨变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为了最好地保护六项国家利益，美国把“选择性干预战略”作为其大战略。“选择性干预战略旨在维护美国的核心盟国的前沿兵力，并能够维持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这种战略尽管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但仍然继承了1945年美国所选择的国际主义路线。它确定了下面的战略重点：选择性干预战略要确保维护美国的生死攸关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同时也不放弃适当地追求实现任何一项重要利益。它在作为不足与作为过分之间采取了一种中庸之道；它既没有走向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的极端道路，也没有走向世界警察的极端道路。选择性干预战略要求美国为确保自身利益，必须维持在海外的军事介入。一种积极的国防战略不失为审慎之举：它不是简单地应对威胁，而是追求防患于未然；它也不是在不利事件发生之后简单地去消除不良影响，而是要防止不利事件的发生”。
选择性干预战略将美国的资源，尤其是军事资源集中在世界上对美国最重要的地区，包括：
（1）重点贸易地区。2000年美国前15名贸易伙伴分别为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德国、英国、韩国、中国台湾、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意大利、荷兰、巴西和中国香港。美国同这15名贸易伙伴的商品贸易总额占其进出口总额的77%，向这15名贸易伙伴的出口占其商品出口总额的78%，因此，北美、欧洲和东亚对美国商品贸易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1999年，仅7个国家——日本、英国、加拿大、德国、墨西哥、法国和荷兰的服务贸易，就几乎占了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可见美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集中在相同的地区和那些地区中大致相同的国家。
（2）重点对外直接投资地区。与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一样，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只是在地区和国家的排序上与贸易有些不同，最大的对外投资地为欧洲，其次为北美和东亚。
（3）重点能源进口地区。从1947年到2000年，美国石油进口的78%～100%来自3个地区：西半球、中东和非洲。
（4）未来军事强国和核生化武器谋求者集中的地区。除美国外，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强的军事大国都集中在欧洲和东亚。根据美国统计，以2000年美元计算的国防开支排名来看，美国之后的10个最强大的军事大国是：俄罗斯、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沙特阿拉伯、意大利、印度和韩国。
2.布什两个任期对外政策的调整
布什政府上台之初对东北亚局势的判断比克林顿政府要严峻得多，并曾誓言要重新调整亚太政策的重心，强调通过提升美国在东亚的双边联盟关系来应对以中国为主的地缘战略挑战。但“9·11”事件对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安全利益重点的认识造成巨大冲击，布什政府对包括亚太政策在内的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具体实施均受到深刻影响。总体上，在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内，由于“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牵制和干扰，亚太地区在布什政府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后移，其政策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政策调整主要沿着配合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应对亚太日益多元威胁的方向展开，军事安全内容占据核心位置。二是在政治外交领域以求稳为主，防止地区危机干扰美国总体战略安排。布什政府上台之初“以东亚特别是以应对中国地缘战略挑战为中心”的政策调整设想未能有效实践。三是“冷战”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基本目标和利益诉求仍具有高度延续性和一致性，这决定了布什政府亚太政策延续、调整和深化的相互交织。
纵观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在维护美国在该地区长期战略利益和目标不变的主旨下，美国一方面调整深化地区军事安全政策，谋取对其反恐战争的支持，使亚太各次区域在军事安全方面相互关联互动的整体化倾向加强；另一方面则着力于稳定地区形势。不过，“反恐第一”和以“求稳”为主的政策导向，加上战略资源和关注被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所牵制，以及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压力，使得布什政府对亚洲自身的经济整合和政治合作进程加速的新局面缺乏足够的政策敏感、心理准备和资源投入。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未能及时制定更为全面的地区战略，布什政府的政策与地区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发展节奏日益“脱节”，美国长期主导的亚太秩序和美国领导权有面临削弱之虞。
布什连任后，第二任期政策有了较大调整：
（1）修改反恐战略。在美国反恐战争的前4年，尽管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实际上处于胶着状态。从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并在继续上升，伊拉克内部局势动荡。美国政府在内部展开讨论，考虑调整反恐政策，将重点转移到“如何打击和防范暴力极端势力的扩散”，而不是以“缉拿或击毙‘基地’组织头目”为主。
（2）核问题两手抓。对于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美国的态度都有所改变，更加灵活务实，注重与大国协调。但是就成效来看，喜忧参半。对于伊朗核问题，美国态度一直非常强硬，表示“可以用外交方式”，却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但美国也不愿意把伊朗逼得无路可退。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也变得比过去更加务实，不但接受了第四次六方会谈的主要原则，还做出了“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等重要承诺。
（3）深化全球军事战略调整。2005年以来，美国加快了在全球的军事战略调整，尤其是加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调整部署。这反映出布什政府在欧洲形势相对稳定、亚太地区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在反恐与推进民主双轨战略中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大大加强的现实。首先，加强美日军事同盟。通过两轮“2+2”战略磋商，美国与日本提出了加强安全同盟关系的基本原则，确定了驻日美军部署调整方案。其次，加紧构建以关岛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第二岛链。
（4）美欧关系有所改善。如何修复跨大西洋关系，是布什第二个任期的重要任务。美国对欧洲盟国的单边主义有所收敛，原因在于美国目前正深陷伊拉克泥潭，迫切感到需要欧洲盟友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帮助。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强化在乌克兰等俄罗斯邻国鼓动“颜色革命”，以此作为对俄罗斯“进攻”的主要手段。
（5）中美双边关系得到加强。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并危及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危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国内各种力量开始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大辩论。渐渐美国开始对中国有比较现实的认识，强硬派在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忧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中国责任论”。随着美国高官及布什总统的访华，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趋于稳定，在“欢迎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仍保持强烈的战略疑虑。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遏制”向“融合+牵制”转变。在不放弃牵制、防范、挤压中国的同时，美国将更多地采取沟通、协调、融合的方式，力争实现未来中国不挑战美国主导地位这一根本目标。这种政策与过去的遏制政策，或者说接触性遏制政策相比，没有本质的区别和原则的不同，但其强调维护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更富有灵活性。它的主要的特征是：承认中国的崛起与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强调对话与沟通，继续保持强硬与防范的一面；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打压。
东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意义
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其利益延伸至世界各地。东北亚地区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地区，是不同社会制度和大国关系的交汇点，美国在这一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安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
1.美在东北亚的政治、安全利益
“冷战”时代延续下来的政治和安全利益，使美国继续注重东北亚地区事态的发展。
按照“冷战”思维和地区霸权主义逻辑，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利益表现为制度利益和主导权利益。东北亚有中、日、俄三个世界大国，在该地区都有重大的利益和力量存在。特别是近些年来，日本对美国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亚洲地区的威望和影响日益增强，这些都使得美国必须下大力气争夺在东北亚的主导权。
美国对其东北亚安全利益的关注，集中表现在他所认为的俄、中、朝三国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所谓“威胁”上。核问题一直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关键之一。近年来，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加之俄罗斯犯罪团伙的国际化、核技术的流失和武器不受限制的出口等，导致美国重新估量俄罗斯的威胁。俄中两国扩大军事联系与合作，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尤其是担心中国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增强其大国地位，排挤美国在东北亚的势力。在美国看来，实现对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强有力的钳制，有利于维护美国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战略主动。
在东北亚地区的巨大政治利益，驱使美国积极介入东北亚地区事务，维护并进一步构置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是，作为东北亚区域外国家，美国不便于直接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而又反对把其排除在外，因此采取了介入与牵制相结合的东北亚政策。美国对东北亚地区事务的参与，在客观上对东北亚的经济发展及地区稳定具有有限的积极影响，但其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取向的东北亚政策，则从根本上妨碍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进展。
2.美在东北亚的军事利益
军事安全是美亚太政策的核心。鉴于亚太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布什政府的基本目标仍是保持在该地区的主导和力量均势，防止任何一个地区霸权出现而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2001年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亚洲地区可出现美国领导权的“挑战者”极为关注，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并使敌人和潜在对手“望而却步”。美国防部在2004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和2005年年初发布的《美国国家防务战略》都再次确认了这一战略目标。
“9·11”事件后，美国对亚洲战略利益的认识从以往相对单一的地缘战略角度，扩大到了应对更为复杂多元的安全威胁。在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目标中，最大的变化是把“反恐”和“关注失败国家”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目标的重要一环。布什政府不但通过“反恐第一阶段”的阿富汗战争大幅提升了与中亚和巴基斯坦等处于反恐前沿国家的军事合作和战略利益渗透，而且在所谓的“反恐第二阶段”，宣称东南亚成为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并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视为同它们改善政治、经济关系和向它们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前提。东南亚的安全战略地位显著提升。由于美国反恐战略的现实需要，布什政府至少在军事安全政策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亚洲各次区域相互分割的局面，而把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布什政府不但延续了以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联盟为地区安全支柱的一贯政策，而且加速升级和改造与日、澳、韩的传统同盟关系，使之能支持新时期美国全球安全战略部署。由于日、澳两国政府的积极配合，美日、美澳军事联盟的升级和改造被美国政府认为“最为成功”。日本政府成功地借国际反恐对其自卫队海外用兵问题上的法律限制进行了重大修改，在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了后勤补给，并在战后扮演维和等“安全协助”角色。澳大利亚政府自把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其首要威胁后，便把积极支持、配合美全球反恐作为其安全政策核心，并在2003年年底宣布正式加入美导弹防御系统。其中，美国通过创设新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其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在进行区域秩序安排时的协同功能。布什政府还把扩大与东南亚和南亚“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合作作为亚洲安全秩序新的发展方向，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带动多边参与的“意愿者同盟”，配合美在地区和全球实施反恐、不扩散等项目。对此，2003年4月，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亚太委员会研讨会”上曾指出，同盟战略的升级和改造使得美亚太盟友及“意愿者同盟”，在帮助美国完成“全球反恐”和“战后地区重建”等任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与此相应的是，布什政府一方面继续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有效威慑、防止地区热点升级和失控；另一方面与其全球军事部署调整相配合，开始调整美亚太驻军的态势和功能，以完成旨在打赢“新型战争”和“同时应对全球四个地区之不测威胁”的军事战略调整。在东亚，美国增兵关岛的同时，改造夏威夷以作为未来美亚太地区前线司令部；计划把驻华盛顿的美国陆军第一军司令部移至日本座间基地，提升与日本自卫队的协同，并使日本基地应对范围扩展到南亚、中东、海湾地区；对韩国，美国防部在计划削减驻韩美军的同时，设想把韩国军事基地改造成未来美军向整个亚太地区大量投送军事力量的海空枢纽。另外，美国从过去单纯重视在亚太盟国（主要是日韩两国）的“前沿军事部署”，转向与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多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美国防部2005年年初发表的《面向未来：应对21世纪的威胁和挑战》报告，全面总结2001—2004年美国军事力量和部署调整的成效、挑战，指出在新安全形势下，美应继续扩大同各种安全伙伴达成“额外的灵活准入”和基础设施使用协议，获得外国军事设施使用权，凸显美国军事投送能力的“灵活”、“快速”和“高科技含量”，以增强应对各类威胁的威慑力和打击能力。
3.美在东北亚的经济利益
（1）东北亚国家对资金的旺盛需求，为美国提供了收益率高的投资市场。东北亚各国中，除日本经济高度发达、资金较为雄厚外，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金短缺问题。在经济起点较低，资本积累相对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朝鲜、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金总量需求的缺口较大。此外，东北亚区域产业结构的特点是追逐多层次的产业体系。在这里，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对资金的结构性需求，这是美国资金投向东北亚的内驱力和直接经济利益所在。
（2）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态势，为美国提供了兼容性强的广阔商品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财富，使东北亚地区的消费能力急剧扩大，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与美国国内供求状况不同，多数东北亚国家不是需求约束而是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这里的市场对质量高、品种多的商品需求较大。同时，由于东北亚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使东北亚市场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和兼容性的特点。不同层次的商品都可以在东北亚地区找到市场。需求档次的攀升和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主导政策，可以使美国高附加值产品进一步拓宽东北亚市场。
（3）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经济结构的互补与契合，使美国可以在东北亚地区获得多层次的结构性经济利益。东北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层次性及高级化趋势，使东北亚经济结构呈现出阶梯型和追逐型的特征。垂直分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这一地区国际分工合作的主要模式，但受到共同发展需要的驱动，垂直型模式将逐渐向水平型模式发展。而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占有相当大比重，且仍存在着需要转移的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东北亚与美国经济结构形成互补与契合的双重关系。从总体上讲，美国与东北亚各国构成一种垂直分工关系，形成高低产业之间的互补机制，从而可使美国获得较大的比较利益。同时，美国产业内部的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又与东北亚各国形成不同层次的水平分工关系，产生竞争机制，从而会使美国获得差别利益和规模利益。更重要的是，东北亚国家将承接美国转移出来的较低层次的产业，使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以顺利进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
4.美在东北亚的意识形态利益
意识形态，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的文化体系，是人们言行中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体现在神话、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政治法律等方面。意识形态是政治集团特有的文化体系，它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信仰，又是政治权力操作的行动纲领。理论上，信仰、理想是根本目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手段；而现实中，政治成为信仰的化身，因而也成了目的本身，人们自觉为政治目标奋斗。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关系的影响，随安全、经济等重要因素的作用下降而上升，也随之上升而下降。“冷战”时期，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纽带结成了美日韩三国同盟。“冷战”后，若东亚各国抛弃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则很容易连成统一阵线进行合作，不但疏远同美国的同盟关系，还可能把美国排除在地区事务之外。因此“冷战”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仍坚持强调意识形态问题。
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美国始终对中国、朝鲜存在传统立场上的偏见和仇视。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盟冲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同这两个国家建立各种形式的联系，但又无法阻挡。在意识形态外交和谋求亚太地区安全主导权双重目标的驱使下，美国以朝核危机为借口，强化了美日军事同盟，美蒙等七国于2006年在蒙古草原进行了军事演习。
“冷战”结束后，中国、俄罗斯两国在对外战略上已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并作为大国基于地缘安全利益的考虑，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从安全战略上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现实中对美国已经不再是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