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的背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日本一直奉行以美国为安全保护伞全面发展经济的外交政策。进入80年代后，日本的对外贸易逐年顺差，对外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外汇储备额迅速增加。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到1990年度，外贸盈余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对外纯债权达3500亿美元，对外投资额达到6100亿美元。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日本明确把追求“政治大国”作为外交目标，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泡沫经济”的突然崩溃暴露了战后日本社会模式的种种弊端，使民族主义思潮泛滥。日本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陈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适应严重束缚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把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简单的归罪于外部势力。正如1999年3月法务大臣中村正三郎所说，“和平宪法”是盟军强加给日本的，经济衰退是美国的阴影。对外，认为日本应推行大国外交，争取成为世界政治力量中的一员。在海湾战争中日本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巨额军事费用，但仍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为“只出钱，不出人”，更使日本民族主义者受气，从而也使国民要求获得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政界的鹰派势力明显增强，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言论和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日本为争当政治大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为海湾战争提供金钱，插手中东事务，突破宪法规定而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要参与和制定国际秩序而不是消极遵守其他国家制定的秩序，并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普通国家”等。
日本加快成为“政治大国”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振奋民族精神，找回自信。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振奋民族精神，找回自信。为此认为应从“战败”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为了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态度强硬，激起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国内有些人开始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歪曲历史、美化过去的战争，极力为当年的对外侵略战争进行辩护。因为他们认为要承认过去侵略战争所犯的罪行，就会影响日本的“形象”，日本的外交就将成为“谢罪”外交。因此，日本的政治日趋保守化，极力为侵略战争翻案，从而篡改历史、多次修改教科书，这些有问题的教科书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力图用错误的历史观影响年轻一代，尽管遭到邻国政府和大多数国民的强烈批判，但日本领导人仍然接二连三的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断挑起同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
其次，要改变安全政策，确立新的国家战略。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美国不可能维持“一超”局面，而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只凭日美同盟是不行的。日本有些知名人士认为，二战后外交的最大缺憾是对美依赖造成日本缺乏国际责任感和自我决定能力。战后日本宪法所体现的和平原则，对其实力增长后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造成了障碍。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宪法第九条。由于宪法不允许向海外部署军事力量，不允许集体自卫权，所以日本要改变安全政策，要求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与日美防卫合作，要求发展独立的防卫力量。在日本国内，认为应当修订宪法以适应时代变化的人数日益增多。据日本经济新闻媒体调查，1995年维持现状者占43%；2000年维持现状者为占31.5%，但不改变宪法第九条的意见仍为大多数，特别是要求坚持宪法和平主义原则的仍然是大多数。
在此背景下，1999年日本制定了《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等。尤其是2001年小泉上台后，日本建立“有事法制”的步伐加快。日本利用“9·11”事件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修正案》、《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等，把自卫队派往印度洋。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国会通过了“有事法制”，三法案为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实现了把自卫队派往伊拉克的目的。日本试图把防卫力量的扩张正当化并以此为前提加快修宪步伐，实现“普通国家”的愿望。正因为如此，2003年6月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方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三个“有事法制”相关法案。
最后，继续保持日美同盟，并努力提高外交自主性。“冷战”结束后日本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核心。日本认为只有以与美国同盟为核心才能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日本首相小泉有句名言，“日美同盟越加强，越有利于日本开展对其他国家的外交”。但同时也看到了日美同盟的局限性，要求改变“冷战”时期在外交和安全上都依附于美国的状况。新一代政治家们认为，日本理应享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参与和建立国际秩序而不是消极地维护其他国家建立的秩序。日本首相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报告认为，“冷战”时期日本习惯于依赖美国保证本国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降低了对国际作用的责任感和自我决策能力。2002年11月，日本对外关系特别小组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冷战”结束后日美两国的利益变得不尽一致。美国对外政策中单边主义倾向加强，优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无法保证美国和日本在所有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意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日本必须改变同亚洲邻国的关系。为了防止美国政策对亚洲造成的负面影响，日本应该同亚洲国家协调发挥作用，站在亚洲自主的观点上考虑安全保障战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猪口孝认为，再向美国一边倒是危险的，日本必须与地区各国建立相互合作的关系，没有地区外交就没有全球外交。从安全角度来说，日本不仅要依靠日美安全条约，还要扩大同亚洲邻国的安全对话与交流，增进相互信任，保持在营造安全环境和影响地区安全形势方面拥有主动性。
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
尽管上述问题使日本的战略家们颇感棘手，却也没有影响日本以这些背景为基础构思出其东北亚战略，如果认真分析日本的一连串的外交活动就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亦有其基本的战略框架和战略意图。
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日本出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的考虑，需要稳定的东北亚局势，但又想借助东北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其突破“和平宪法”的种种约束，实现军事大国化，直至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
日本谋求建立日美共同主导的东北亚新秩序。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目标在东北亚区域战略上的表现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加快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即依托日美同盟关系，利用东北亚地区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加快和平宪法的修改，扩充军事力量，增强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实现所谓的“普通国家”，最终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政策有所变化，要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日制约有所放宽。日本不会放弃这样的极好机会。因此日本“修宪”，增强军力和扩大军事准备，尚需时日。同时，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可以减轻亚洲国家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忧虑。特别是美日新安全同盟中，日本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因此日本把美日同盟奉为其外交核心。另外，朝鲜半岛核问题带来的东北亚区域的不稳定，又成为日本走向武装自己道路的天赐良机。朝鲜半岛的核危机给日本提供了借机冲破和平宪法的约束，补充军事力量，走向政治大国的有利条件。对日本来说，不拥有军队不能称其为“正常国家”，未来摆脱宪法禁区、在东北亚利用日美同盟对日提供防卫合作的机会，摆脱战争对日本军事能力的束缚，扩充军力和扩大军事作用是日本一贯追求的目标。日本为了使自卫队走出国门，建立“有事法制”，推行安全战略的转变，更进一步把朝鲜视为直接的军事威胁，不断强调所谓“朝鲜威胁论”、“朝鲜半岛形势潜伏危机”等论调。以此借机扩充军备力量，扩大军事活动范围，直至成为“普通国家”。
同时，日本力图在东北亚区域制造周边环境的紧张局势。如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跟随美国没有明确把中国台湾地区排除在防卫合作的范围之外，以使日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现有很多动作做得明目张胆，而且认为自己做得很高明。尤其在钓鱼岛和独岛（日本称为“竹岛”）问题上。日本近年来不断制造钓鱼岛事端，在钓鱼岛上设置灯塔，扣留“保钓”人士等事端来侵犯我国领土。2006年4月日本又掀起独岛事件。韩国卢武铉总统2006年4月25日9时30分通过现场直播，发表了关于韩日关系的特别讲话，表示对于武力挑衅行为将强硬、坚决地予以应对。他认为这是一个无论代价和牺牲多大，都不可能放弃或妥协的事情。他发誓要坚决、直接、公开和勇敢地对付日本对韩国领土的任何挑战。这些无非都是日本想利用“周边事态”的紧张局势来加强日本国内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条件，从而成为所谓的“普通国家”。
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在外交上的表现
小泉首相在对外政策上旗帜鲜明地代表日本国内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思潮，其对外政策更加强调独立性。首先表现为在国内迎合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势力大肆活动。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态度大幅倒退，激起了东北亚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邻国的批评，但仍以事涉内政为由拒绝从根本上改变错误，企图突破在历史问题上一直受邻国制约的被动局面，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其次，日本离不开“对美追随外交”，但在对外政策上还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以维护国家利益。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也需要扩大同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如果日本对美国坚持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则不利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需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保持自己外交的独立性。1992年版《外交蓝皮书》说：“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阐明它争取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并且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力量。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才能占有‘光荣的地位’。”桥本首相更因标榜自主外交而闻名，他说：“如今我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是按照世界赋予的政治、经济形势前提采取行动的国家，而应该比以往所作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能够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信念，成为为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
出于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需要，日本要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与东北亚周边国家谋求合作，拓展外交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合作，也离不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日本面临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地区合作，促进地区稳定的任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经济合作中表现出主动性。1995年，日本防卫厅拟定的同亚太各国安全对话与防卫交流的基本方针，表示要通过对话和交流为建立更加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作贡献，地区多边安保体制可使日本获得较大的外交自主性。“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报告反映，日本首先应加强日美同盟，同时声明要开展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建设性合作，在亚洲外交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以及改善日俄、日朝关系。
日本追随美国希望朝鲜半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不战不统的危机边缘的不稳定状态。尽管企图借朝核问题来扩展日本军备，推动国内“修宪”进程，扩张在东亚的势力，但日本也担心美国用高压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并殃及自己。日本提出东北亚论坛设想，要求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与周边国家协调，寻求东北亚安全，也希望朝核问题能和平解决。因此，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要求实现美日韩协商。日本也加强了与中国的沟通协商，并进行了有益的合作。小泉两次访朝，发表了《平壤宣言》，进行了企图与朝鲜恢复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积极谋求在构筑东北亚多边安全框架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使日朝关系有了历史性突破。
此外，在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由于日本经济对外依赖性强，日本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等设想并努力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以打破经济长期停滞的困境。日本为谋求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在东北亚地区与中国抗衡，尤其是“冷战”后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加快了其抑制中国的步伐。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呈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热潮，日本在政治上遏制中国的同时中日经贸关系却异常密切。近年来，中、日、韩三国间经贸互补性显著增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也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所以，小泉首相也曾表示，日本与中、韩合作，将成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巨大推动力，三国之间要加强合作。此外，日本为了稳定能源供应，急于与俄建立能源战略合作，甚至不惜愿意搁置北方领土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但如果日本与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发展高水平的经济合作，就会产生与日美安保体制不适应的问题。因此，日本把日美同盟关系放在核心地位，并利用朝鲜半岛的分裂等周边政治环境来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的同时，也在不危及日美同盟的范围内与东北亚各国加强协调与合作，表现出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和困惑。
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的负面影响及其走向
1.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对东北亚局势的负面影响
第一，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使东北亚区域政治关系更加复杂化。日本虽然强调外交上的独立性，但为了达到东北亚区域战略目标不得不继续加强与美国战略上的一致性。美国也希望继续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愿看到日本离自己太远，军事上实现完全独立。因此，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之前只能以日美同盟为其外交核心。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最重要的国家，维护日本安全的现实手段非日美安全体制莫属。这显然给美国提供了其在东北亚区域内的稳定战略立足点，使美国能够对东北亚地区事务进行广泛的参与并施加影响，维护了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这对于东北亚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影响巨大。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支持，迎合了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意愿，1996年美日签订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1997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日本扩充军备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推动了日本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增加了其他东北亚国家对日本的猜忌，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使东北亚区域的政治关系日趋复杂化。
第二，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导致日本与东北亚各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日本依然不能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使日本与该地区的国家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在该地区安全作用的扩大，要求摆脱和平宪法约束的倾向日益增强，同时在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钓鱼岛”、“独岛”、“北方四岛”等领土争端，让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家无法不产生忧虑，从而加深了东北亚诸国的安全困境。反过来这种忧虑又加大了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不信任，这对于东北亚地区政治、军事乃至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负影响。《洛杉矶时报》就讲到，比如在战争问题上日本说已经道歉，可是一连串日本政客的作为正在向相反的方向驶进，所以中国和韩国不相信日本。比如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和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增加了中国对日本的忧虑与警觉。同时日本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要求中国增加国防透明度。因此，中日之间增信释疑十分重要。关于日韩“独岛”纠纷，韩国认为这是军国主义的表现，因此卢武铉总统拒绝小泉的协商要求。这使日韩政治关系渐行渐远。由于日本与东北亚各国之间缺乏相互信任，进而影响了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
第三，日本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中、韩、朝20世纪曾蒙受日本的侵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和日本的前亚洲殖民地对这个国家的忧虑使修宪一直成为禁忌。日本要求修宪也许被这些国家认为是扩展侵略性质。何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自卫队已成为装备精良和高技术化的军事力量，日本军费预算占世界第二位，超过中、韩、朝三国军费预算的总额，其绝对值是中国的7倍，若自卫队正式变革为军队，将有权获得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军事力量将获得大幅跃升。
日本除了核武器以外，在常规武器方面已堪称是仅次于美、俄的世界军事强国，2005年防卫开支为450亿美元。日本计划从2006年起与美国联手在东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1999—2002年财政年间，日本总共花费137亿日元用于导弹防御的研究，此外还增拨了19亿日元用于试验新开发的系统。日本防卫厅公布的2003年度国防白皮书，将朝鲜及其弹道导弹列为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呼吁日本政府加强反导弹系统的研究和部署。如果在朝鲜核武化的刺激下日本改变《无核三原则》，而成为强大的核国家，地区内将出现核军备竞赛。2005年10月27日，小泉首相突然宣布允许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2008年起常驻日本神奈川横须贺港口。对此，日本防卫厅解释说，核动力航母只是使用核动力，并不等于运进核武器；美国也表示，航母进港时将关闭核动力系统。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日本国民或国际组织可以对常驻日本港口的核动力航母进行核查。日本能否真正严守无核三原则令人生疑。现在，日本政府允许美国核动力航母进港，事实上是对无核三原则的变相突破。另外，日美两国政府2006年4月24日确定了于当年5月出台的驻日美军调整最终报告的概要。报告概要表明，为了减轻冲绳的负担，从2006年度起的8年时间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全部交还普天间机场等冲绳县中南部的4个设施。双方在5月份召开由负责外交、防卫的部长参加的协商委员会（2+2）会议，并达成最终协议。此举旨在加强美军与自卫队合作，提高应付地区纠纷的能力，但是这最终意味着日本将彻底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由于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日本军事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会导致地区对比力量的失衡，引发朝鲜等东北亚国家的安全担忧。在日美扩大军事合作范围的情况下，各国谋求自身安全的努力，必然导致新的地区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安全困境，给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和地区问题的解决带来更多的复杂因素。
中国、俄罗斯和4个中亚国家于2007年在俄罗斯举行一次反恐演习，加强和扩大该组织在该地区的影响。上海合作组织6国在其国防部长于北京举行了一天会议后宣布了这一演习消息。针对外界质疑联合演习的“针对性”，中国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会见外方代表团团长时表示，“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对记者说：“这次军事演习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在有些人眼里，该组织是对美国在该地区势力的一种抗衡——至少莫斯科是这样看的。
2.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的走向
日本虽然强调以日美同盟为核心，但同时也感到一味追求与美国同步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必须与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各国继续保持多角警戒态势，这不利于日本与这些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各领域的合作。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下，特别是对于急于摆脱经济困境的日本来说，这不能不是沉重的负担。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也重视地区合作。但目前，日本也只能在与日美安保体制并不冲突的前提下，与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日本一边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一边与东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的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为了克服这种外交路线和经济利益的背离，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只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坚持向美国一边倒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的同时，在不危及日美同盟的前提下与周边国家以及地区合作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也就是日本仍然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并利用东北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不断扩充军事力量，增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力求把恢复普通国家的地位放在首要地位。第二步是，当日本实现成为普通国家地位并在国家安保问题上有足够信心时，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修改为与周边国家加强协作的多边主义外交路线。
日本建立“有事法制”，且要求冲破和平宪法的约束，扩大军事活动范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韩国、朝鲜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对日修改“放弃战争条款”非常敏感，这必将会加深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和矛盾。加上修改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战争亡灵等，这些问题使东北亚国家倍感忧虑。日本会不会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呢？前车之鉴、阴影仍然在饱受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家的心头徘徊。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会如何发展？是复活军国主义还是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呢？日本安全政策和防卫水平的重大变化对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从日本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看，日本不会走军国主义道路。这是因为：首先，从国内因素来看，日本在东北亚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已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占有土地、资源、人口的殖民时代已成为历史，世界经济日益向全球化、一体化方向发展。这些使军国主义的思想日渐减弱，复活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在政治方面日本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民主思想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复活军国主义形成重要约束。日本大多数人民也不希望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目前，在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声音仍然是主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在战争中他们也体验到与被强征到战场上的亲人的生离死别、饥寒交迫的生活和战争后期美国空军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灾难。他们的感受和亚洲人民的感受也许不同，但他们也未必对这场战争有好感，未必赞同否定并美化战争历史，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还是大部分。如东京市一名议员在一次正式会议上声称“日本从未侵略过朝鲜半岛”时，却有一名学生给韩国总统卢武铉写了一封道歉信。东京市某公立学校的一位教师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向学生讲假话。我觉得说真话是我的职责，是我一生的追求。”这说明，日本国民对歪曲历史还是有所抵制的，大部分国民还是主张和平的，真正在历史问题上兴风作浪的只是一小撮右翼势力。日本民众要求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重蹈战争覆辙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把日本再次引向战争必然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反对。据报道，与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关系密切的日本运输业界工会、日本国有铁道和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等战略交通、通讯部门的员工因担心可能会卷入战争而纷纷表示反对战争。目前，国际上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已经消失，亚洲形势趋于缓和，日本面临的军事威胁也在减弱，日本经济早已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日本财界的利益在于维持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而不是试图打破这种框架。
其次，美国不愿意日本军事独立，也不容许日本凭借其军事力量建立某种霸权者势力范围。日本出于目前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需要而努力保持日美同盟。美国从其全球战略角度出发，继续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为了迎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要求，也能够适度容忍日本的独立性。但美国是不愿意看到日本在军事上是独立的，美国需要日本成为自己的助手，拉住日本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上的利益，而不是军事上的完全独立。因此，日美同盟对今后日本以东北亚战略为基础，实现军事独立进而走向军国主义也具有很大约束力。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饱受日本侵略的东北亚乃至其他亚洲国家也反对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如果日本竭力把本国的军事力量向海外输出，就会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带来普遍的不安和疑虑，必然遭到亚洲国家的反对。如果日本的这种倾向继续发展，就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状态。亚洲国家不再是任人欺凌和奴役的国家了，在和平与发展为大势所趋的条件下，日本如果走军国主义道路必然会遭到全世界反对，这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此外，为了改善和深化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日本也不能不考虑亚洲国家的反应。日本要求积极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运用和平手段发挥政治作用。如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安全环境。如果朝核危机加剧并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使地区安全环境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无疑将给日本的战略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担心被卷入战争而蒙受损失。因此，日本要求维持朝鲜半岛现状，在朝核危机中，更积极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寻求解决方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与此同时，日本要求积极地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运用和平手段发挥其政治作用。因此，日本必然要求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寻求并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和作用，利用本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参与国际事务，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扩大自己对东北亚乃至世界事务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资源贫乏，市场容量有限，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海外市场，同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及其思潮还有很大力量，在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情况下，政治发生畸变的可能仍然存在。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环境下，在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日本就不会放弃和平发展道路。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需要树立新的亚洲观和国际观，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东北亚乃至亚洲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今天亚洲地区的国际政治主流仍然是磋商和合作，是多边主义，如果日本一意孤行只会换来亚洲国家的敌视和抵制，其强国幻想也必将破灭。
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在对中国政策上的表现
1.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对中国表现出强硬姿态
日本在战略上依附和追随美国的态度日趋突出，而美国也有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的意图。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就明确说，21世纪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主要课题是对付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不稳定局势。不言而喻，日美加强防卫合作，有针对中国的一面，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防止日益强大的中国危及日美同盟共同利益，打破现存的亚太政治、安全格局。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定义，又提升了日本在美国全球军事部署调整中的地位。正是美国的格外青睐、撑腰和怂恿导致日本当权者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的姿态。
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复苏乏力，政局持续动荡，广大国民普遍对现实不满，求变心切，却因为屡遭挫折而感到迷惘和困惑。危机导致了日本国民自信的下降，使得国民心理加速由自信向自危的方向转变。据2006年4月韩国KBS电视新闻报道，目前在日本国民当中认为日本已面临严重危机的人占40%。日本民众对强势政权、鹰派政治家的期待趋向强烈。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也在所谓的“超越战后”意识支配下，认为日本应该结束耻辱外交，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最终成为“政治大国”。在东北亚，日本重视中国的变化及走向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关系。“冷战”后，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已经不复存在，而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局势使日本将关注重点转向了朝鲜和中国，日益发展迅速的中国被日本视为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还是第一次面对一个国力迅速上升、“咄咄逼人”的中国。日本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取代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这促使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对华政策中越来越多的注入对抗色彩，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2001年4月小泉首相上任后，更是迎合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摆出了一副敢于对中国说“不”的强硬姿态。小泉首相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在东海大陆架问题上，将其单方面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强加给中国，无理要求中方停止在靠近“中间线”的海域勘探汽油资源，并将有关数据交给日本政府。此外，扬言准备修改宪法，使拥有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军队走向世界。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不顾中方劝阻，居然在2004年12月发给“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李登辉入境签证，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等等，旨在塑造自己“敢于捍卫日本国家利益”的强势政治家形象。近年来，日本一再采取刺激中国的做法，迎合了日本少数右翼企图通过激化同中国的矛盾来影响中国国内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动机。比如，2005年北京及其他一些地方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具体起因是抗议日本政府审议通过篡改、美化侵略史实的右翼历史教科书，这是在反对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背景下发生的。日德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害国，德国总理勃兰特就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日本首相却年年参拜祭祀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二者的反差何其之大，中国公众实在无法理解，一个不能正确反省侵略历史、不能正确理解受害国民众感情的国家，竟然要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于是部分群众自发组织了游行示威。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始终要求他们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不要采取过激行动。
2005年4月国务委员唐家璇在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谈中日关系时表示：“中国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调动大量警力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以确保日本驻华机构和在华日本公民的安全，也是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在示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中方对此是不赞成的，也是不愿看到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依法保护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在华日本企业、日本公民的安全。”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个别媒体极力歪曲发生游行示威的根本原因，说这些活动是中国政府支持的，是中国“反日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是中国政府默许的。并大力渲染中国面临着严重问题，甚至描绘中国政权就要垮台，特别是右翼势力企盼“反日游行”引发中国出现政权倒台。由于中国政府的多方疏导，使事态很快得到了平息。面对这场抗议浪潮，中国政府充满智慧、感情和责任感的对应，更加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彻底挫败了日本少数右翼企图利用两国摩擦来激化中国国内矛盾、牵制中国发展的邪恶图谋。国务委员唐家璇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反日”教育。中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从未向群众灌输过排日、仇日情绪，而是让大家记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中方从未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等同看待，也不认为现代的日本人要为当年的侵华历史背负罪名。多年来，中方一直是本着这一精神教育民众的。而且，我们还一贯强调大家应把自己的情绪和诉求转化为刻苦学习和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日本右翼势力的目的主要是利用这些问题不断制造周边环境的不稳定局势，尽可能地放大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造成实现军事大国化的社会氛围，借机修改和平宪法，并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转移国内对其政策的不满和压力，以维护他们认为的所谓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地位的日益上升，日本在对中国政策上的防范和限制的一面将会进一步加强。
2.在经济发展上同中国之间合作与摩擦并存
日本要实现东北亚区域战略必须在经济上保持实力。如果日本一味地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则会付出经济上的巨大代价，这对急于摆脱经济困难的日本不能不说是沉重的负担。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的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面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日本既依赖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又从内心不愿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既防范又合作的战略。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遏制与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
中日两国经济上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两国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日双边贸易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以前的11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与年俱增，不断刷新记录。从2001年的877.5亿美元到2002年的1019.1亿美元，再到2003年的1335.8亿美元。欧盟2004年5月东扩后，超过日本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日本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日双边贸易额2007年仍然高达2400亿美元。随着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在日本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1991—2001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07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始于1980年，截至2004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达3.1万个，实际投入468亿美元，居国外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第二位。
尽管如此，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摩擦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就围绕日本的紧急限制进口政策爆发过一场贸易战。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部门宣布，从2001年4月23日至11月8日对来自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灯心草等农产品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超过部分最高将课以266%的高关税。中国就此问题多次与日方磋商，在再三劝说无果的情况下，针锋相对地对来自日本的空调、汽车和移动电话加征100%的特别关税。这场贸易战持续半年多才告一段落。
究其原因，首先是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出口急剧增长，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增大。根据日本的统计，2000年日本对中国出现贸易逆差，达到249.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7.4%。其次是日本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国内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状况没有好转；国内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导致部分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日本政府为保护国内产品和国内有关部门的利益，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此外，近几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国会议员甚至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中日双边关系以及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日本政府便借口对中国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日本对中国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的最根本原因是保护国内产业和相关利益，但是日本政府采用了不公平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中日两国在家电、能源、钢铁等领域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围绕知识产权的争执也逐渐增多。近年来日本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保护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健全对专利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强化了对华贸易的保护措施。同时，日本以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强大为由，压缩政府开发援助（ODA），由2000年的2144亿日元大幅削减到2003年度（2003年4月—2004年3月）的967亿日元。
3.在地区合作上对中国既接触又牵制
日本为了实现以成为政治大国为目标的东北亚区域战略，需要借助美国以遏制中国在本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但面对世界多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持续深入地发展为各国的发展所提供的难得的机遇，日本又在政治、安全与经济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日本需要在与日美安保体制并不冲突的前提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合作。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它在地区合作中的犹豫性和两面性，在地区合作上对中国既接触又牵制。
日本政府认为，现有的日美同盟虽然时效性强，但把日美同盟作为安全的唯一基础未必能保证日美在所有问题上都拥有共同利益和一致性。日美同盟会使同盟以外的国家感到威胁，从而带来地区稳定的不利因素，多边安保体制有利于日本同亚洲国家建立较融洽的关系。基于此种考虑，日本也倾向于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方面的发展，扩大同亚洲邻国的安全对话和交流，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安全领域里的合作，改变在国际上“经济第一、政治第二”的处境。因此，日本在日美同盟基础上推动地区多边合作，努力扩大同中国的安全对话和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保持日本在营造安全环境和影响地区安全形势方面拥有主动性。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日本主张建立关于地区热点问题的磋商机制，1994年11月日本政府提出有日本参加的东北亚论坛设想。主张通过多边协调解决朝核危机，希望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发言权，愿意针对和平解决朝核危机与中国进行有益的合作。2003年10月举行的第七次东盟“10+3”首脑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同时，日本对于地区经济合作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日本经济对外依赖性较强，加上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不振，如何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严峻课题。在国内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下，日本为了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改变只重视多边贸易体制的一贯做法，开始探讨新的对外经济政策，把推动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在此基础上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努力的方向。通过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扩大市场，帮助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积极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日韩三国是东北亚乃至东亚的核心国家，三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三国合作的顺利与否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相互间经贸关系的发展，而且将直接关系到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因此，小泉曾表示：“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合作，将成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巨大推动力”。因此，三国之间要加强合作。
由于日本追随美国，在对华战略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必然与美国保持协调，视中国为影响地区安全的潜在的危险因素。还由于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权问题，日本始终未能做出与中方同样的努力，从而制约东北亚地区合作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中方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不懈努力与日方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认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应当日韩先行，在日韩组建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中国在适当的时机加入。原因之一是日本要建立自己主导下的地区合作。因此，日本对中国发展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态度冷淡。社科院日本所的姚文礼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地区合作上，中国是比较积极，日本却犹疑不定”。设在华盛顿的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迪雅里克说，犹豫也罢，强硬也好，其实背后隐藏着日本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在地区合作方面，日本为了同中国争夺地区主导权，限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2001年中国同东盟就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的重大进展，在日本产生了重大震动。日本担心在地区合作中落后而遭致孤立和被“边缘化”，因此急忙跟进，加快了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步伐，进一步加强了与东盟的经济贸易关系。自民党还成立了“推进FTA特别委员会”，外务省出台“日本的FTA战略”，提出将FTA与政治、安全战略挂钩，试图拉拢东盟国家，以牵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日本东北亚区域战略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影响
1.有利的影响因素
（1）经济互补性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基本动力。
中日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日本东北亚战略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有利的影响因素又有不利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中日双方如何把握这两个方面，促进和发展有利因素，控制和减少不利因素。为更好地抓住和把握战略机遇，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认真分析和认识日本东北亚战略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中日关系中，经济因素日益重要。它是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合作将是促使两国关系趋向稳定，实现“双赢”的最有力的纽带。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首先，中国地域辽阔、人口多，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日本劳动省预测，到2010年，即使是最大限度地雇佣高龄和女性劳动者，仍缺少186万劳动力。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会向日本输出大量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以缓解日本的劳动力压力。而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虽然已位居国外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位，但在日本对外投资总额中仅占4.496%。这表明两国在资金、技术方面还存在着较广阔的发展空间。中日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互利互惠的，两国合作必将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双方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它加强了两国相互依存关系，是联结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纽带和基本动力。
其次，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危机感，但也认识到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因此，日本支持中国的改革和稳定，双方经济合作进展顺利。中国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民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小康生活更加富裕的目标。而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正努力走上经济复苏的轨迹，需要在广阔的中国市场上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进入21世纪，我国的发展战略是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为中日资金、技术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日本经济正处在深刻的产业结构调整之中，在不断创造新产业的同时，需要将某些已经成熟的产业和技术向海外转移。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日本企业扩大海外生产和销售的吸引力会增加。中日合作将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日本是发达国家，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争取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上、产业分工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且这种互补性将是长期的。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日本和中国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产业分工的互补关系。
两国的经济贸易额逐年增加，不断刷新记录，从2001年的877.5亿美元，到2004年一跃上升为1678.9亿美元，4年时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2005年达到1893亿美元。迄今为止，全世界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的贸易伙伴有4对，分别是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美国和日本以及法国和德国。中日双边贸易超过1000亿美元，标志着两国经贸交往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必将促使两国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中日两国之间可以利用经济互补性扩大合作。中日两国的经贸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状态，从中日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在互利合作基础上的双边经贸关系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潜力。中日两国在国内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任务，扩大经济合作是两国的共同战略需求。中国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日本则面临着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经济改革任务。中日合作将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因此，中日两国要深入挖掘潜在的互补性，寻找利益共同点，扩大合作领域，逐步减少和避免摩擦，努力争取“双赢”的局面，力争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内推进双边经贸合作。如果中日两国走向对抗，则不仅将大大损害两国经济利益的实现，还会带来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两国发展经济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两国都难以顺利的发展。
（2）日本对地区合作的需要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机遇。
日本要实现东北亚区域战略，需要与美国同步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相一致。但完全依附美国不仅将使日本付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牺牲，而且将无法改变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也看到日美同盟的局限性，希望通过地区安全合作增加自身的安全保障系数。同时，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下，世界各国竞相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日本对地区合作的态度显得十分彷徨和矛盾。为了克服这种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和日本国家利益的背离，目前，日本只能坚持在不危及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国家发展地区合作。而日本对地区合作的愿望和一定程度的热情为中日两国在地区内走向合作提供了机遇。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趋势又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外部环境和新的合作平台。通过合作也将会进一步深化中日两国关系。
亚洲金融危机后，地区合作的重要性显得更加重要。日本要积极参与多边地区合作，希望借此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日本在国内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减少冲突，减少对本国安全的威胁。因此，在地区安全上，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地区合作，促进地区稳定，是日本所面临的任务。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一贯主张保持日美同盟，但他认为只靠日美同盟不能保证日本的安全，必须在东亚地区开展政治对话。东京大学教授五十岗武认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可以弥补双边同盟的不足。他说，同盟是对抗假想敌人的，同盟以外的国家会把同盟视为威胁，因此，依靠同盟并不能保证地区稳定。必须考虑“协调的安全保障”，把潜在的敌人和对手纳入到协调框架中来。可见，日本防卫理论也更倾向于地区安全合作方向发展。同时日本的地缘环境使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日本参加地区经济合作，不仅符合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维护日本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经济利益的需要，这将为中日两国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内走向合作提供机遇。
日本政府深知，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时代，参与地区合作是其增加安全系数和扭转经济发展低迷状态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因此，对地区安全、经济合作表现出了一定的热情。日本实施东北亚区域战略，就要在东北亚国家关系中有所作为，并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朝鲜核危机发生后，围绕和平解决核危机在东北亚国家之间出现了多边对话的合作的势头。在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一地区出现了多边安全合作的可能。日本从国家安全方面的需要考虑，期望打开日朝关系的僵局，极力主张并力争加入“六方会谈”，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开展多边安全对话，寻求解决方案。中日两国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合作，为中日之间开通了战略对话的窗口。这表明，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和解决一些地区热点问题方面，中日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十分迫切。在朝核问题上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有利于增进中日之间的沟通和推动中日关系的理性发展，对中日关系的深化无疑具有积极作用。2003年10月举行的第7次东盟“10+3”首脑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是在地区合作上的一个新进展。
中国也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需要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周边环境。也面临着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共同发展的任务。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需求，在地区经济合作上也有共同的利益。中日两国在地区合作上的共识将为双方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奠定基础。
另外，全球化和东北亚乃至东亚区域合作为中日合作提供了外部环境和合作的平台，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有些在双边领域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地区合作的多边领域内寻求妥善解决。为了加强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必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共同参与的平台。这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一个共同参与的、合作的机制平台上，两国关系才可能稳定。中日关系的无政府行为是形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只有借助于某种多边或地区框架性、机制性的安排，才有助于增加有关各国行为的有序性。
（3）日本的外交独立倾向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外交余地
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但这不等于日美两国之间不存在矛盾、对立和摩擦。随着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增长重新走上轨道，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会日趋明显。毫无疑问，日美两国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日本越来越被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日美间铁板一块。恰恰相反，美国依然把日本视为其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控制，日本也未必甘于作美国的附庸，双方围绕控制和反控制明争暗斗。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报告表示，美国是日本安全唯一的依靠，但也认为日本不能做“英国式”的美国同盟，日本能充分、坦率地向美国表达意见，同美国进行讨论。在日美同盟中日本的独立性在上升，小泉首相访问朝鲜就是日本试图推行独立外交的尝试。
美国虽然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却难以实现独霸局面，要求日本承担部分责任，是为了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和主导地位。继续把日本置于其安全保护之下，是为了不使日本发展成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使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继续服从美国。美国对日本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足以说明美国不希望日本强大到成为自己的对手，而希望其成为自己的助手。美国的战略是要使亚洲不会出现一个能对其领导地位进行挑战的力量。但离间日美关系是不切实际的，把日美同盟视为铁板一块也不符合实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美日同盟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但要和中国合作的一面也有。美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与中国合作的需要。目前，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中、美、日三者之间有可能形成相对平衡的关系，这为中日关系提供了合作发展的空间，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
在东北亚地区，日本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有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一面，日本并不希望因此而破坏中日关系或使中美关系恶化而破坏东亚稳定。中美之间日本更倾向于美国，这是无疑的，但也不愿轻率地得罪中国。日本明确认为其对外战略的基础是维护国家利益，这使日本可以在中、美、日之间起相对独立的平衡作用。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来发展同中国台湾的关系。但如果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就会损害中日关系大局，这是日本政府不能不考虑的。历史上日本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有过某种变化，如中日复交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台湾条款”发表谈话表示，日本将以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为前提慎重地考虑安保条约的运用。这反映了当时日本的态度。“冷战”后，日本对处理中国台湾的表态出现消极的变化。在反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的问题上推行了战略清晰政策，以牵制中国大陆反独促统大业，但关于日美共同防卫的“周边事态”是否包括中国台湾的问题上继续采取战略模糊态度。日本政府由于受到《中日联合声明》等一系列双边协议和条约的制约，在发展日台“实质关系”方面不至于一下子走得太远。
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日本没有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也不曾向中国台湾派遣阁僚，这固然意味着它与中国台湾发展“实质性关系”还有一定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它要突破现有格局的阻力也更大，在日本朝野要形成这种共识也更困难。这有利于中国与美、日发展关系，日本可以在中、美、日三者之间起相对独立的平衡作用。这对发展中日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外交余地，从这一点上，中日两国加强合作，增强互信，扩大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从目前看，日美同盟将继续存在下去，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于东北亚乃至东亚的稳定和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2.不利的影响因素
日本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利的影响因素分析起来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一般国家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如经贸领域的摩擦、领土争端等；第二，是在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如历史问题、对对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的信任危机等。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对中日双方未来走向的疑虑。这些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随着近年来日本“政治保守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矛盾和摩擦有加剧趋势。
（1）中日关系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焦点问题之一。历史问题是指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殖民地侵略所遗留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双方对历史问题上的一些认识差异，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否定侵略战争罪行的言论，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侵华遗留问题有些也没有得到解决，使民间感情受到伤害，如慰安妇、强征劳工、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等引起的民间赔偿问题。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德国以坦诚的态度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尊重。而日本在战后处理过去侵略战争等问题上缺乏深刻的反省，显得十分勉强和敷衍了事。政治家们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历史翻案，鼓吹“日本不是侵略国家，是来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把它说成是一个“不明白的事件”等。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篡改侵略历史，用错误的历史去教育下一代。2001年2月，不顾中韩等国家的坚决反对，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审核后给西尾等人编写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发放了“通行证”，这一举措引起了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愤慨。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总是暧昧和前后矛盾，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率内阁全体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2001年4月出任的小泉纯一郎首相至今共5次参拜靖国神社，大大伤害了中国在内的深受战争之苦的亚洲人民的感情。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使中国民众难以理解，引起情绪对立。中日之间围绕那场战争历史的认识存在严重的对立，历史问题并没有成为历史，反而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使中日之间难以建立信任的关系。事实上，日本一方面对侵略历史表示道歉，另一方面却放任国内否定侵略的思潮泛滥，甚至不顾邻国的坚决反对，坚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种种出尔反尔的态度无疑是对战争忏悔的否定，这怎么能取信于邻国人民呢？
（2）中日关系现实问题
当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贸易领域的摩擦问题，领土和海域划分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源等问题，还有中国台湾问题。
第一，经贸领域的摩擦。一般来说，两国经贸方面接触的机会越多，产生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贸、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摩擦呈逐年增多的趋势。主要表现在贸易摩擦、投资摩擦和专利摩擦等。一是贸易摩擦。随着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增长，日本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片面地对中国商品实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措施。如2002年，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实行苛刻的进口标准，限制农药超标而禁止进口。二是投资摩擦。中方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实施细则尚未配套或地方行政方面的原因等，引起日本企业的反感与抵制。另外还存在日本在华企业内的劳资纠纷等问题。三是专利摩擦。随着中国加入WTO，围绕知识产权问题，日本企业投诉呈急剧上升趋势。2002年以来，日本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
第二，领土和海域划分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源问题。钓鱼岛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国际法上都是中国领土。为了中日友好的大局，中国愿意搁置同日本的争端，努力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制造事端，无视历史事实而宣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同时声称为了加强管理而在钓鱼岛上建设灯塔等。2003年日本《读卖新闻》在头版登出日本政府私下和所谓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日本国民签订租约的消息，以每年2256万日元的租金向日本“岛民”租借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以及东海天然气资源开发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东海大陆架上中方一侧已开采多年的春晓油气田等建设活动，频繁地施加各种压力，摆出以前罕见的强硬态度，又是抗议又是要求中方提供资料，还武断地认定春晓油气田抽走了属于日本方面的资源等。中国明确提出共同开发的合理主张，但日本试图将自己单方面的主张强加给中国。
第三，中国台湾问题。中国台湾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中国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本国内始终有些人坚持“台湾地位归属未定”和要求“提升日台关系”。日本追随美国没有明确地把台湾地区排除在防卫合作的范围之外。2002年举行的日美（2+2）会议，明确表示对中国台湾安全的担心。日本与中国台湾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关心中国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追随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台湾问题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只能挫伤中国人民的感情。近年来，陆续发生日本给李登辉办出国签证、允许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访台等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阻碍中国的统一。
（3）对中日双方未来走向的疑虑
日本当前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不仅经济上面临深刻的改革，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上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要求摆脱二战后“和平宪法”的改革，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日本正在酝酿修改宪法，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扩大在海外的军事作用，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和世界责任。由于日本曾经侵略中国，加上对历史认识问题以及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得不让中国对日本未来的走向产生怀疑。尤其是美国力量介入，使中日关系始终隐含着猜疑和对抗的因素，这些因素必然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对日本方面来讲，当前影响对华认识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驶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成为全世界仅有的几个年均经济增长率8%以上的国家。反观日本，在整个90年代是日本“失去了的10年”，经济持续低迷，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3%，1997年和1998年度还是负增长，国民普遍有一种“失落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则难以接受自己的优势地位被中国所取代的事实，很多人担心强大的中国将会取代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充满了担忧，使日本当政者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多地带有对抗色彩。如何面对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成为日本一个难以回答的新问题。
在军事问题上，日本认为中国是核大国，虽然中国的军费绝对值很低，但增长的速度快，因此对中国的戒备很深，妄图迫使中国放慢国防经费增长的速度。日本在2000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声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都被纳入了中国的中程导弹的射程”，这无非是要转移视线，为其与美国联合研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制造新的依据。“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其目的之一就是针对中国。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对华政策上对立和双方摩擦增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迎合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意识，右翼势力对华采取了强硬的姿态，加剧了双方的猜疑和情绪对立。在“冷战”结束10年来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是经济衰退、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的10年。这10年来，日本经济从泡沫繁荣的顶峰跌落下来，经济复苏乏力，企业倒闭，失业增加，民众生活陷入严重不安之中。在政治上，日本在10年里换了9位首相。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虽然结束，但左派政党的力量也在下降，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制约作用削弱。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从出现奥姆真理教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和社会老龄化问题严重，使日本人逐渐丧失信心。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泡沫都已破灭，现在正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席卷社会的思潮，人们渴望出现强硬的政治家。右翼势力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要找回民族自信，遏制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也就不足为奇，加剧了双方的猜疑和情绪对立。
第二，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需要不断制造“周边事态”，借机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直至成为“政治大国”，首先需要国家安全政策发生变化，以加快宪法修改的步伐。因此，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划分及资源开发问题上需要不断制造日本“周边有威胁”，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和纠纷，借机扩充军事力量，扩大军事作用，加快修改“和平宪法”。另外，在和平解决朝核危机上，对日本来说，朝核危机更多的是一个借口。日本借朝核危机加快防卫政策转变，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和能够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的体制，提高自卫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改变战后以来传统的安全政策。这与中国在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方面所作的努力是相背离的。
第三，日本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遏制中国以维护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资深编辑罗伯特·沃德撰文指出，中日双方对立的理由表面上看是历史认识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政治和经济实力正从日本向中国转移，日中之间正在进行力量关系的重新调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越来越把中国作为一个对手，作为一个威胁，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不仅在政府层面上遏制中国，而且媒体还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话题。在地区合作上担心其亚洲经济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东盟“10+3”非正式外长会议上，东京强烈主张扩大东亚会的参加国，要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峰会。2005年5月7日的日本《东京新闻》称，日本之所以要求让中国的“对手”印度，以及让与日本关系比较深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参加东亚峰会，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国的影响力。针对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态度，日本对中国防范的一面明显增强，并对中国实施强硬措施，企图阻挠、破坏或者延误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四，依靠日美同盟，使中日之间难以形成互信关系。中日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之所以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根本原因是走不出“对美追随外交”的阴影。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状况不好，所以既没有向美国“叫板”的能力，也没有与美国相抗衡的力量。而且日本在其政治和军事力还不强的情况下，还离不开美国的保护。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不遗余力地拉拢日本以共同对付中国。可以说，美国的撑腰和怂恿使日本当权者向中国挑衅。中国也担心日美同盟会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这种不信任感导致中日两国之间矛盾和摩擦增多。
3.中日经济矛盾因素发展的基本态势
第一，在历史问题上，中日两国仍然坚持不同的历史观，或者双方都力求淡化历史问题。日本侵略过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日方错误的历史观在两国社会民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日本应该正视历史，这是顺利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因此，历史问题仍是两国关系中绕不过去的障碍。但是，历史已经过去，我们要走出历史的阴影，发展面向未来的新关系。日本许多政治家也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认识到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并愿意甩掉历史包袱，而且日本很多国民也对日本政府歪曲历史表示反对，如果这种观点得到支持，日本可能在历史问题上进一步改变。
第二，“中国威胁论”和日本的相对停滞状态导致两国战略心理的失衡，相互间竞争与防范意识增大。日美同盟的加强又加重了中日间的安全困境。虽然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日本舆论界也有“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合作的观点也有所增长，但“中国威胁论”仍颇有市场，日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其构成威胁。日美同盟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为中国所担心。这样的心理障碍使得中日两国间存在不信任感。如果中日关系被框到这样一个结构里，那么，中日双方都在强化对对方的安全防范体系，相互间疑虑会增加。但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也有战略需求，在美日同盟中也有独立倾向，这为中日双方发展直接的安全合作及发展地区的安全合作框架带来可能性。因此，中日之间应加强合作，努力找到中日之间的安全联系“共域”和机制。
第三，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大于竞争，但围绕地区经济合作主导作用的竞争意识却有所增大。中日两国经贸摩擦逐步增多，但合作将大于竞争。中国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关税逐步降低，市场更加开放，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日本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灵活地进行跨国生产分工。中日经贸合作的基础将进一步完善。随着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不断深入，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程度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日本企图建立美日共同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对日本在经济上倡导的地区经济合作的做法抱有不信任感。中日相互间的政治、安全上的战略疑虑，在地区经济合作问题上也会受到影响，形成阴影。
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的基本态势表明，中日双方都力争确立对己有利的未来地区战略秩序，但相互调节双方利益的机制又显得过于薄弱。如果不利因素继续发展，只能两败俱伤。为此，中日双方必须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交汇点，使中日关系长远、健康、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