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安全概念的扩展
“安全”源自拉丁语，是由古罗马时期的西塞洛和卢克莱修提出的，最初指人类哲学和心理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人们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的主观感受。在现今社会，安全一词的使用十分广泛，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等。安全的定义也不一而足。总体上看，安全是“系统维持稳定、保持功能正常的状态范围”，它涉及的要素包括安全的对象、安全的影响因素、安全的范围或程度。当安全受到某种威胁而改变了系统原有的本质，则安全状态可能被打破，发生危害、损失、直至崩溃等不安全的情况。
安全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始于奥古斯都时期，其具体内涵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提出了“国家安全”学说，用来解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期间，以对来自敌方军事和政治威胁的关注为出发点，国内的、国家的、同盟的与国际的安全概念对维持两极化的国际秩序、阻碍核战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安全概念的内涵从“冷战”时期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和政治，扩展到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也包括在内；同时，安全的对象也从“国家安全”扩展到“以人为本”的安全，除传统的国家安全外，还出现了社会安全、人类安全、环境安全、性别安全等。当前，安全以及导致不安全危险的“威胁”、“挑战”、“脆弱性”和“风险”等基本概念已为致力于全球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灾害研究的许多学科和团体所广泛使用。
安全概念的重新建构与以下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冷战”的结束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出现，前者结束了世界的两极化阵营，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而后者则警示人们在和平时期新凸现的脆弱性；二是社会科学从实证主义向构建主义的转变，以及世界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三是“全球环境变化”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全球环境变化作为对人类安全的重要威胁日益受到重视，需要人类来应对。
全球环境变化与国家安全
IHDP1999年将全球环境问题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真正的环境系统问题，如臭氧层的损耗、气候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和资源的衰竭。第二，人类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积累作用而发展为全球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缺乏、水污染、富营养化、酸化、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和地下水污染。第三，因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摩擦冲突随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为全球环境问题，如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地区政治不稳定、疾病的产生和全球蔓延传播，或发生环境难民的问题。
这三种问题都与全球环境变化引起的资源和灾害变化相联系，是全球变化威胁人类安全的基本方式。由此所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涉及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如导致生态恶化甚至威胁生存环境安全，由资源、环境短缺威胁经济安全，造成紧缺经济影响社会安全，影响基础设施，威胁公共安全，加剧自然灾害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引发跨国性问题而影响政治安全。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述问题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直接与由全球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相联系。当全球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大到足以改变社会政治文化平衡的程度时，就可能导致重大生命损失、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破坏、区域冲突加剧，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另一类则是通过国际事务中的冲突表现出来的。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特征，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环境问题，已不单是其主权领土范围内的问题，而是牵涉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大问题。一个国家一旦被认定为对全球环境变化负有责任，它有可能受到来自受害者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的制裁，甚至受到战争的威胁；而几乎所有承担责任的行为都是以损失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所需承担的责任超出其承受能力，则可能引发政治危机。这种由造成全球环境变化的责任者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受害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将是未来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传统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指保护一个国家对领土、财产等方面的主权不受侵犯，它和受到的威胁密切相关，而这种威胁往往与战争等军事行为相联系。全球环境变化不仅改变生态系统，威胁到环境安全，而且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乃至人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常规”国家安全而言，全球环境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威胁，因此它至少具备以下三方面特征：第一，无处不在，随时都可能发生；第二，往往可以成为“常规”威胁所凭借的理由；第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累积性，处在潜伏期时很容易被人们忽视，而当其显示作用时，往往产生重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