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1. 从属性的战略方针
癌本是中医病名，与西医所称恶性肿瘤类同。中医立足于生命运动方式，其病变当属瘤气。瘤气乃是生命自在空间形式与空间状态的异常演变，控制失司引擎自行原位复制和异位释放的发生程序。它的破坏性决不仅仅限于局部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而在生命过程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的严重失和。它可阻塞生命信息传递网络，并且扰乱生命调节防卫系统，从而引起生命主导方式的瘫痪，迅速导致整个生命过程的终止。借用名“肿瘤”只是反映了该病在形器上的表现，而神气运动方式的变异却是中医研究的任务。西医学的认识目前尚拘于器官组织与细胞的层次。在分子层次上，科学界虽已初步发现基因排序，但尚不能深入了解基因的功能。所以，对癌基因的进一步认识当属后基因组与功能基因组计划的内容。仅就物质结构领域而言，从分子到原子，从中子到电子，从粒子到场，从光子到虚子，生物医学的路程仍然无限漫长。
恶性肿瘤被认为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号杀手”。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增恶性肿瘤患者约900万人，死亡500万人。我国每年新增恶性肿瘤患者则高达180万人，死亡150万人。平均每分钟就有2.5人死亡。而且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治疗费用之高，无疑令人不寒而栗。谈癌色变！恶性肿瘤的诊断无异于宣判死刑的同义语。其患者面临精神崩溃的吓死，倾家荡产的困死，受尽折磨的苦死。自信心的丧失，恶信息的包围，意识的误诱导，精神的反作用，使生命的调控方式及其防卫系统濒临瓦解。突发性变异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之中，医学癌恐怖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的社会活动之中。但是人类自己握有战胜一切疾病包括各种癌症的武器，生命有自稳定、自调节、自控制、自组织、自和谐的巨大能力，自信心的彻底恢复是发动潜能的根本，防治恶性肿瘤必须进入反恐怖的时代。
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是治病之学。中医的目标在于促进生命过程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与自我和谐。中医辨治瘤气可调动生命活动潜力，控发时空状态突变，阻断异常信息传递，终止异位恶性克隆。把中医辨病求因、审机论治的前提定位在西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之上，把中医的所谓疗效指标定位在“改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以及“减毒增效”，即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增加手术及放化疗的效果，就使中医完全从属于西医，充当了一种配合性的辅助疗法。这一战略决策，导致中医在所谓科研、临床工作中全方位地采用了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从根本上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优势。
“中医临床研究”课题基本上采用在西医诊断、治疗的基础上，附属所谓“辨证分型”，设计协定处方，寻找定量指标，进行统计学处理，以观察临床疗效，即是否能减轻病人症状，延长生存时间，减轻毒副作用。就像人们天天用钥匙开门而不承认特异性微小的能量可启动秘密机关，天天遥控电视机而不承认特异性微弱的信息可控发惊人突变一样，所谓的“中药研究”则完全从属西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采用动物肿瘤模型，埋头生化药理实验，苦苦提纯其有效的化学成分，并寻找其物质性的作用机制，力图搞出降低放化疗毒副作用，以及抑制或杀死肿瘤细胞的化学药品。
这种以组织结构为对象，用还原分析为方法所取得的生物化学制剂，理所当然属于西药的范畴，因而也必然具有化疗药的严重缺陷。例如，人们对肿瘤细胞深恶痛绝，恨不能统统将其杀光。所以医学界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地通过动物模型和实验研究寻找杀死癌细胞的化疗新药。然而，实验室里检验的新药进入人的生命过程之中，其实际效果怎样？破坏性又有多大？是不是会带来误杀、漏杀？如果肿瘤细胞杀不净而正常防御被摧毁，其卷土重来之时，又当如何？
不成功的手术及放疗化疗是否会导致病情恶化？有的药品几十年来未救活一个患者为何还在使用？肿瘤发生之时，人必紧急动员，形成包围聚歼之态。如果正不胜邪，或者久攻不克，必成僵持防御之势。手术清扫、放射物质、化疗制剂均以杀死癌细胞为目的。但瘤气作为变异的运动方式与生命过程紧密结合，如果未能消灭全部变异及其内在病因，又无切实有效的严密控制措施，狂轰滥炸，敌我俱伤，势必正气衰微，屏障大开，突围转移，在所难免。此时加以食补药补，会使病人面色改观，身体开始发胖，检查肿块缩小，在这医患皆喜之际，最须当心瘤气转移。肿瘤侵袭转移是该病变最危险的阶段，是导致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只见其形而不见其神，只见其器而不见其气。所谓的中医临床与科研的主导性决策，如果继续采取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以及从属性的战略方针与保守性的战术措施，非但放弃了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而且促成了自身主体性的日益消亡。舍本而末亦去，废医而药不存。我欲与彼结合而化于彼，彼欲与我结合而我不在。老中医的呼吁渐成空谷足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无数患者的死亡，随着科学的革命和人类认识的回归，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家国父老乡亲，乃至世界的期盼与未来的召唤。
2. 保守性的战术措施
西医将非手术疗法称作保守治疗，似有不能彻底消灭，而行维持控制之意。现代中医亦往往接受这一观念，采取按部就班、遵照常规，进行所谓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分型，以配合手术及放疗、化疗。有关中医治疗肿瘤的文章随处可见，就病因病理而言，主要集中在正虚、血瘀、水湿、痰凝、热毒、气滞、积聚、瘕等。而且多以具体物质理论来解释，如虚是功能低下，瘀是血液淤积，湿是水液停留，痰是病理产物，毒是有毒物质，气是精微物质，积是痰湿互结，是瘀血而成等。这一在物质结构领域中的牵强附会，与西医细胞层次的研究相比则不伦不类，甚至被人家认为是愚昧无知，而自己也认为这是朴素自发。据此治疗有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燥湿利水、祛痰化浊、清热解毒、理气化滞、消积散聚、破血化等多种方法。临病除恶化者外，如果有效，大部分在于改善自觉症状，或减轻放化疗副作用，或暂时祛除兼见病邪，或进行手术后的调理。终不能解决肿瘤及其转移等根本问题。其转移率与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
按照现有从属、异化的“辨证分型”思路进行治疗，由于医生水平及经验的不同而疗效差异极大。虽然亦不乏遵从中医固有思路和方法，取得显著疗效的报道。但治疗无效或误治、妄治造成严重后果者不计其数。本病虚实错杂，盛衰缓急之机，丝毫不可大意。例如，邪盛所致正虚，宜先攻而后扶。邪不去则补之无益而有害。对于所谓滋补营养性的物质，突变方式的利用率显然更高。恰如张从正所言：“邪去则正安，邪未去，补之足以资寇。”妄用补药，或不适当地输入营养，犹借寇兵而赍盗粮。尤其使用大剂阴药滋补，滋的是阴邪，伤的是阳气。如“滋肾”助其异常成形；“补脾”促其异常演变；“养肝”引其异常反馈；“润肺”促其异常转送。人有分类归属的五脏之气，病有分类归属的五脏之邪。就形的结构层次而言，大至整个人体及组织器官，小至细胞、基因及分子、粒子，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更何况神气的游行出入，时空的运变开合及信息的控发聚散，……正常与变异过程皆如此。所以补可扶正，妄补亦可助邪。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属于正邪内外关系范畴的讨论，显然是针对外邪而言。邪由内生，或外邪已引发内邪突变，正气虽存，邪弱则正胜而邪强则正胜。当此之时。邪实正虚就其先后标本而言，则邪实为本，正虚为标。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其病最后阶段正气将亡之际，宜急救扶正，再图攻邪。其病初起阶段，邪气奋作之际，宜尽早攻邪，切忌补虚。其病沉重阶段，正邪交争，宜攻扶皆施，以攻为主。用补不可太早，早则助邪；攻邪不可太过，过则促亡。马元仪《病机汇论》论攻补之法：“攻者，攻击之谓，凡积坚气实者，非攻不能去之”；“补者，调养之谓，凡脾胃不足虚邪留滞者，但当养其正气”。其并创邪气盛衰攻补缓急之辨，谓“缓急之机，万全之策”。
此外，瘤气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气滞血瘀、水湿积聚、痰液壅盛、郁热内生等态象，皆非根本病机所在而属兼邪。其各种表现均为兼证与兼候。如失中则为虚实；失和则为寒热；津液失通则为湿，或为痰饮；气失通则为郁，或为瘕聚；血失通则为瘀，或为积。其治当在专攻瘤气的基础上，根据标本缓急，进行佐治泄邪。如气化失司，决渎不利，水湿积聚之用祛湿逐水；痰湿内生，壅滞成毒，痰毒流注之用化痰解毒；气失疏泄，滞而不行，郁而为热之用清热散郁等。但此等论治，以邪退即止。有是证即用是药，无证则不可妄投。如果以此为瘤气病机，一见癌症诊断，即予协定处方，必然事与愿违。或者虽有其候，一味大剂久用，必然适得其反。恰如《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言：“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然而却常见味多量大，每服数月之举，妄图四面出击、八面包抄，名曰乱棍打死。但剿的是患者，破的是防卫，皆为庸医杀人，或本是谋财害命。
更何况在疾病发生与发展的进程中，有些证候属于人的主体性抗邪反映，或生命的自调、自控、自组过程的反映。例如瘤气病态中，局部血瘀有时是防御措施，为抗邪的围困之举。阻断其供给，欲使其不荣，犹坚壁清野。当此我围敌困，僵持不下之际，正方趋封趋闭，反方求活求开，正方森严壁垒，反方力图突围。如果连续妄用大剂行血破血之药，活其血脉，逐其血瘀，必助邪之营运，而破正之坚壁。敌我俱“活”，敌顺我背。轻则元气大伤，重则随时殒命。治人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此犹废乐毅而任骑劫，即墨之围既乱，而火牛之阵成。
难怪古人谓：有病不治，方得中医。即指有病未经庸医的妄治乱投，则与得到中医诊治的结果相同（医有上医、中医、下医之别）。如是则西医鞭长莫及之处，中医西化而不能与之互补，恰留下一大片无主之域，为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慈惠黎庶、泽被圜州的行医善事进入经济市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江湖医中流传：要发财，就治癌。一时间，伪医、伪药、伪保健品、伪气功盛嚣尘上。丧天良而欺羸弱，穷私欲而图暴利。不立正之公，难破邪之私。在所谓的大医院内长年累月耗巨资而不能治愈，则难阻挡唯利是图而包治百病之假宣传的误导。在中西交错、良莠不齐与非法医疗之中，不知所从的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苦不堪言。
3. 中医是人类的希望
中医对瘤气的辨治源远流长。自《黄帝内经》以下，“伏梁”“积”“肠覃”“昔瘤”“石瘕”“石痈”“乳岩”等都是有关瘤气的记载。宋代的《卫济宝书》则有“癌”的论述。其音与“岩”同。“岩”的甲骨文是一个会意字，就是在山形之上，另加三个口形之石，表示巨石突起的山峰。其形即与癌字相似。小篆的“岩”是一个从山从的形声字。用于描述疾病，显然表示瘤气的变异与肿物的坚突。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骂詈》中谓：“夫水数一，道近而善；火数二，道远而恶”，“是知水善火恶”。在论“狂越”一证中，亦有“夫外清而内浊，动乱参差，火之体也；静顺清朗，准则信平，水之体也。”其所列举的火热病证中就有“瘤气”。瘤气即具内浊积结、动乱参差之恶性。可见精辟描述瘤气之性者非中医莫属。
历代医家对瘤气病机因、属、势的辨治虽有深浅、高下的不同，或及于本，或及于标，或及于藏府，或及于气血，但均立足于生命运动方式的失和，欲调其气、祛其邪、导其势而使其平。各家有以为肝郁气滞者，如陈延之《小品方》七气为病之见；《东医宝鉴》六郁积聚之论；虞抟《医学正传》气郁湿滞，热郁成痰之说；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理气为先之治等。有以为气不能作块，而为食滞痰阻者，如朱丹溪《丹溪心法》痰与食积死血之说；戴思恭《证治要诀》导痰汤之治；陈士铎《石室秘录》补气祛痰之法等。亦有以为瘀阻内结者，其治如《金匮要略》大黄？虫丸、鳖甲煎丸，《黄帝素问宣明论方》鳖甲汤，《兰室秘藏》广茂溃坚汤等。有以为脾胃虚弱者，其治如《御药院方》蓬莪茂丹，《石室秘录》消补兼施汤，《鸡峰普济方》大白术丸等。有以为水湿不化者，其治如《仁斋直指附遗方论》温白丸，《丹台玉案》扶脾逐水汤，《宣明论方》三花神佑丸等。有以为阴虚内热者，其治如《石室秘录》软坚汤，《景岳全书》理阴煎等。
惟张介宾《景岳全书》“脾虚则中焦不足，肾虚则下焦不化”之论；陈士铎《辨证录》“命门火衰不能化物”之说等，尤具真知灼见。而《景岳全书》引徐东臬“大积大聚，如五积之久而成病坚固不移者，若非攻击悍利之药，岂能推逐之乎！惟虚弱之人，必用攻补兼施之法也”之论；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倡久病虫类搜剔之治；李中梓《医宗必读》创“屡攻屡补，以平为期”之法等，不愧古今指南。王肯堂《证治准绳》论初、中、末三法，已说明对该病时势的辨治以及中医能够将其治愈的事实。如：初治积块未坚者，除之、散之、行之，虚者补之；……中治其块坚者削之，咸以软之，补泄叠相为用；……末治块消及半，住攻击之剂，因补益其气，兼导达经脉，使荣卫流通则块自消矣。由此可见，中医应确立主体性的战略方针与进攻性的战术原则。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其概念、范畴体系基本上是关于过程、方式与状态的描述。中医药作用于人的生命过程，调整其失和的生命运动方式，并可迅速引发病态运动方式突变，从而起到治于人而病自治的目的。所以其对失和引起的瘤气的调控，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和战术优势。除古代医家外，近现代名老中医及全国各地中医运用传统理论与技术治愈恶性肿瘤的事实亦比比皆是。现代中医绝不应该继续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走向还原分析结构研究的艰苦历程。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是结构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而不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学必须一天天地增加知识，悟道必须一天天地减少旧学。领悟中华医道必须逐日减少多年积累自我异化的现代中医理念、观点与成见，以期真正实现中医的卓然自立及其与西医的相反和谐、相反互补与相反相成。中医治疗恶性肿瘤是人类的希望，而彻底地改变从属性的战略方针，以及保守性的战术措施迫在眉睫。
二、辨病求因审机论治
1. 失中失和导致失通
中医诊治之道首在辨病求因，审机论治。当然其最高境界还在神诊与神治。从见微知著到出神入化，从圆通活法到神用无方，始得医道之真谛。但本文仅限于对入门辨治的论述。《黄帝内经》中大量使用病状、病形、病候、病脉、病象，而“证”只用过一次。证是形声字，从言从登，为问诊所得，病状类此。亦引申作病名，而代表病与证，多用于范围较大，主要病机相似的病，如痹证、痿证、血证、汗证等。本文用癌症即同此意。候为望诊所得，病形类此，但亦可望得病气、病神。脉为切诊所得，脉有形象、气象、神象。症为证的俗字，见于清代，如《康熙字典》。以上均属病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等皆以辨某病脉证并治为题，概括了通过病象辨识疾病，进而审察病机，并据以论治的全过程。辨即辨识，指辨识疾病的过程，而辨识疾病的进一步目标乃是审察病机。辨识疾病，审察病机，在于追本溯源，洞见究竟。如《大智度论·七十二》所言：“究竟者，所谓法实相。”《三藏法数·九》又谓：“究竟即决定终极之义。”因而《黄帝内经素问》中则有“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著名论断。中西医病的内涵不同；西医据客观指标诊断疾病，而不据舌脉证候辨识疾病；中医辨病包括辨证，不辨病如何把握核心病机；辨证不能论治，灵魂是求因审机不能挖去。中医辨病、辨证之争，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之争，以及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之论，皆因证的含义被混淆，病的概念被抹杀所致。而证的物质基础、结构形态与功能的研究，证候的客观化、标准化与定量化的研究，更是历尽千辛万苦而误入歧途。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绝不局限于具体的器官、组织结构及其病理改变，而在于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前者不能取代后者，后者却能包容前者。瘤气是突发严重异常演变，导致肿瘤发生的病态运动方式。其虽然与外在环境因素、不良社会生活行为等有关，但主要为内在体质因素、生命运动方式变异等所致。中医对病机的认识，不在定位、定性、定量，而在求因、求属、求势。辨病求因之因，即为因、属、势之代表。概括该病病机，求其所因在失通，先失中、失和而终成失通。求其所属在气藏，求其气藏之本在脾肾。脾阳不振，运化不及，突发异常演变；肾阳虚衰，控制失司，形成异常发生。求其态势，则为阴火凝盛。求其趋势则以里为主。求其时势则有恶化过程的轻、中、重之别，治愈过程的初、中、末之分。
瘤气的病因包括体质因素、血缘关系、基因表达等常见的先天病因，时空效应、致癌环境、信息控发等特异的后天病因，六淫疫疠、情志心态、食饮劳逸等一般的后天病因。这些病因作用于人的生命过程，使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失中、失和，并导致失通，于是这种异常的生命活动状态，便成为病机范畴所求之因。以外邪为例（其多属诱因），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伤人之形、气。其中惟寒、湿为阴邪。阴邪伤阳气，异气相害，异性相吸。如湿伤脾，寒伤肾；久湿困脾，则运化不及；久寒伤肾，则控制失司；运化不及则演变太过，其相互关系表现为失中；控制失司则异常发生，其相互关系则表现为失和；演变太过，至极而反，异化成瘤；异常发生，至极而长，复制成积。其相互关系由失中、失和而致失通。
七情怒、喜、思、忧、悲、恐、惊伤人之神气，其中思、忧、恐、惊为阴邪。心态愤、恨、怨、恼、烦亦伤人神气，其中怨、烦为阴邪。忧思积怨而伤脾，惊恐久烦而伤肾。与上述六淫之变同。其他诱因如大饮、过食、久劳伤脾，重力、淫乱、夜劳伤肾。其变亦与之相同。又五志过极皆能化火。情志过度，伐伤本藏，因而斡旋无力，气即不得条达，郁结积滞不通，蠦日久化火。其中喜、怒所致多为实火，而忧、思、恐、惊所致多为虚火。实属阳而虚属阴。虚火至极则为阴火。饮食劳伤之化与此同。
中、和、通作为对生命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处状态的描述，失中、失和、失通则是对异常生命运动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处状态的描述。中医病机之求因则是求其失中、失和、失通。此为病机范畴因、属、势之因。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和为中、和、通之枢，乃以失和状态为代表，反映了中医的病因观。失中、失和、失通的生命运动方式为属，失中、失和、失通的生命活动状态为势。势有态势、趋势、时势等。其状态特征为态势，其进展趋向为趋势，其变化阶段为时势。属有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态势有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有表里、上下、聚散等，时势有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瘤气之邪由内生，其病机之本不在经络、气血津液，而直发于藏。
2. 属在脾肾态为阴火
瘤气属于严重变异的生命运动方式。瘤气聚而成积，有积而不坚者，有积而坚者，坚积为病变的形态特征，均为失通所致，并非病变的根本所在。瘤气求其属在藏，而藏之源在脾，脾之病在由阳及阴。脾及于肾，肾之病亦由阳及阴。久则及于肺、肝、心诸藏与六府。藏府神气失中、失和、失通，而以失通为主因。神气不通则形不通，于是乃累及形之藏、府、筋、脉、肉、皮、骨。瘤气属于自身演变方式的异化，由于其不属于外来异物的客入，亦非所谓外内有毒物质的损害，因而转移了防卫系统的注意力。调控方式所属的防卫系统漏洞，使生命信息领域存在安全隐患，病变就在潜移默化中日益壮大。这不是侵害单个局部器官组织，而是先从演化方式的变异开始，最终导致整个生命过程的失和。按气藏的五行分类则其始在脾，并立即引发肾变而再及于诸藏。当其引起反馈与调节方式、传递与转输方式、主导与动力方式的失中、失和、失通时，其气藏归属则在肝、肺、心。而其侵害形藏及所合各部，则分别求其形藏所属。
生命活动的演变与运化方式归属于脾。该病就运动方式而言，为运化不及，异常演变太过。脾运不及而失其化，属阳气虚；演变太过而异其形，属阴邪盛。正常演变随之受阻，于是阴气继虚。此时运变不调，就其相互关系而言，属于生命运动方式的失中。演变程序的失中，诸如识别解码等信息处理的缺陷，是各种异化演变发生的根源，因而出现了空间形式与空间状态的变异，变异的信息控发能量的异常转化及物质的异常自组。在基因层次上，表现为抑癌基因、去恶化基因的作用隐匿，而癌基因、恶化基因的作用显示。在细胞层次上，则表现为周期蛋白激酶抑制，细胞周期节律失常，细胞分化周期失控。从而形成分化程度低的肿瘤细胞，或异常分化的肿瘤细胞。在器官组织层次上，则表现为实体器官的组织学异常及其病理改变。
生命活动的发生与控制方式归属于肾。该病就运动方式而言，为控制失司，出现异常发生。控制失司属阳气衰，异常发生属阴邪盛。正常发生随之受挫，于是阴气当继虚。此时控发不调，就其相互关系而言，属生命运动方式的失和。因而出现了变异的空间形式以时间方式迅速推进，运载变异状态的信息延续控发。在基因层次上，表现为反异常复制基因的隐匿，而异常复制基因的显示。在细胞层次上，则表现为恶性肿瘤细胞的迅速复制、恶性克隆。而且其所产生的自由基与大分子结合，形成过氧化物，可引起正常细胞膜损害，以致凋亡。在器官组织层次上，则表现为实体器官的破坏及其功能异常或丧失。
变异的空间形式在运变过程中，可以通过变异状态的信息向网络中的其他运动方式及其所属形器释放、扩散。其不仅可以遍及形器各部，而且凡有细胞存在处皆可发生。其动犹《中藏经》所述阴鬼而不可端倪。所以，除物质结构领域内的血行、淋巴等转移外，通过变异的空间形式运变，变异的信息反馈传递，可导致变异的运动方式出现，变异的基因转录表达，于是恶性肿瘤细胞得以再生或复制。这是瘤气空间形式的异位发生，其病机所属亦在于肾。
该病求其因在失通，求其属在脾肾，求其势之态势当为阴火。命门之火正常，则是生命活动的控制与发生方式，以及与其他方式的相互关系处于中和的状态。在气则为肾阳所体现的生命原动能力，在神则为肾志所体现的生命原动精神。命门之火的异常，则是生命活动的控制与发生方式，以及与其他方式相互关系处于失和的状态。所谓“相火者元气之贼”，当指失和之相火。肾阳虚衰，控制失司，则阴火盛。此即外清内浊、动乱参差之火。其病之源不在肾阴，其病之性亦非阴寒。纯属阴寒，则凝而不动，滞而不行。此迅速复制、恶性克隆，非阴寒而为阴火。在发生方式的改变，亦非正常发生不及，而是出现异常发生。且阴火亦可耗肾水。其气属阴邪，其性属阴火，根于肾阳命门。引发控制之机，也就是启动命门之火。命火光耀之际，也就是阴浊消遁之时。以下接论之治道，皆本于上述病机。
3. 攻瘤促化阻断再生
运动方式的变异可以出现反向渐变或原位突变。所以辨治瘤气的一种途径是采取加强运化措施，间接作用于变异的运动方式，使其发生相反方向的渐变，从而实现其重新恢复正常状态的逆转。同时采取激发控制的能力，降低其复制速度，消除其恶性克隆，阻断其再生过程，乃使之原位停留，从而顿促其转化。另一种途径则采取攻击性措施，直接作用于变异的运动方式，使其发生原位引擎的突变，从而实现其恶性过程异常状态的终止。正不胜邪，必以其变胜之。不变之常不能应突变，必以突变应突变。
就生命时空而言，三维空间是可逆的，其空间形式与空间状态的变异可以逆转。突变的异化过程向正常演化过程转移，需要通过启动反变异程序，调节其空间状态，阻断变异的信息对能量转化及物质自组的异常控发。并激励抑癌基因、去恶化基因的作用。从而调动细胞周期蛋白激酶，遵从细胞分化周期节律，解除其正常分化的障碍，诱导其正常分化的发生，促使未分化细胞进入正常分化，实现恶性变异细胞重新改邪归正。这一过程显然应归属于神藏、气藏之脾。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其治宜甘温实脾，振阳气而化阴形。阳化气而阴成形。助脾阳以化气，攻阴邪而消形。实验研究发现健脾气、温脾阳中药具有抗癌作用，但尚未阐明其生化药理，而其气机即在于上述多层次的反异化过程。
一维时间方式是不可逆的。虽然不能使时间倒流，但是可以控制其变异的空间形式的连续性发生，导致其运载的变异信息隐匿或丢失。并激发反复制基因的作用，控制复制基因的显示，影响其转录表达网络，改变其转录发生机制。从而阻断其恶性克隆过程，实现肿瘤细胞的复制终止，使肿瘤细胞不能再生。这一过程显然应归属于神藏、气藏之肾。其治宜温肾兴阳，佐降火驱邪而化阴毒。从阳引阴，从有化无。实验研究发现温肾助阳中药有抗癌作用，但尚未阐明其生化药理，而其气机即在于上述多层次的反复制过程。
临病和实验都证明多种特异性降火泄毒药有抗癌作用。但亦未阐明其生化药理，而其气机即在于针对上述阴火病态的反失和过程。而泄阴火之毒，不宜过用寒凉。无实热之象，多取其味而少取其性。兼实热之象，多取其性而少取其味。取其性煎药时间应短，取其味煎药时间应长。寒热之象不显，以味属阳而性寒凉为选。辛甘发散为阳，淡味渗泄为阳。如半边莲之辛淡凉，白花蛇舌草之甘淡凉，石见穿之辛平等皆是。又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亦为以阳味制阴燥之意。同一方中阴阳药相伍，亦属此意。如乌梅丸大队温阳药中之用连柏，即抑其性而用其味。《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即为求其五味阴阳之所属（上下文皆论五味可证）。特异的降火泄毒诸药或取其味或取其性，相机配合攻瘤破积、温化散结之品则其功甚伟。用热药而不能去其寒、用寒药而不能去其热，必以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相反互补，相反相成。
中医所谓“以毒攻毒”，即以导致严重变异的方法攻击严重变异。毒是对严重变异之象的描述，而不是指有毒物质。前后二毒，象同实异。前者作用于后者，会使其发生新一轮的严重变异。对于性属阴毒者，必以阳毒攻之，使其阴毒温化或溃败。《易·说卦（震）》谓： “其究为健。”孔颖达疏：“究，极也。极于震动，则为健也。”震为雷，至极为健。雷者火也，至极无阴。驱阴泄毒，攻瘤化结，必以雷火之动，方能取效于突变。就其细胞层次而言，除上述促使转化、阻止再生外，就是加速其凋亡。为此就要摧毁其先天后天支撑系统，控发其基因突变，破坏其生存环境。如造成其线粒体的肿胀、破溃，而阻断其ATP的发生、利用等。《黄帝内经素问》所述“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为早已确立之攻治大法。配合促其转化、阻断再生，则成治法实行中之战略方针。
不通而瘤气坚积。攻瘤气，破坚结、化沉积，宜峻药重剂通之。结而不坚者，以化结为主；结而坚者，以攻坚为主。此外，不用其推墙倒壁之力，而用其穿墙透壁之功。前者使敌我俱伤，大破困邪之围，而后者穿入敌营，不伤森严之阵。剑阁雄踞，阴平偷渡。当此正邪相持，敌强我弱之时，宜用潜行钻透、开窍通关之品，并引泄毒攻邪、破结化积之剂，披荆斩棘，直捣其巢穴。诸药各具相互作用的方向性，如根多升，果多降，花多升，叶多降，春采者多升，秋采者多降，皆时空效应，物类相感。又，药专而力猛，药合而力宏。单袭易移，合击易碎。上下左右，分势合击，穿透攻坚，阴阳共振，大气一转，其结乃散，此亦通治之法也。如直行、横行、上行、下行之虫，与攻瘤、破结、化积之品合同作用，必将扰乱其信息传递网络，破坏其反馈协调系统，阻止其内外环境交换，切断其营养供给途径。
治瘤气之趋势，其邪以趋于里者为主，宜攻而泄之；如趋于上者，则引而越之；如趋于表者，则溃而逐之；如趋于下者，则泻而下之；如趋于聚者，则聚而歼之；如趋于散者，则分而化之。总不外先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今遇恶邪积聚成形，闭阻神气运化之道，非骤攻不足以安正。张从正《儒门事亲》中谓：“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可也。”所治之汗、吐、下三法，其意即不止于发汗、涌吐、泻下，而在于散邪、引邪、逐邪。祛邪则表里上下、纵横涤荡，因此并非只拘于麻黄、瓜蒂、大黄。汗用通圣、双解；吐用茶调、三圣；下用舟车、神芎，即为随机应变、综合施治之举。要在上下贯通，内外畅运，升降不息，出入不废，祛其邪即扶其正也。至弱而不能使骤强，虽补而不能救急殃。乃以因势祛邪之剂，速用围魏救赵之法，即使全歼不下，仍能迫其收敛，抑邪毒之势，解正气之危，亦可相持而存，以求相机而进。时势之治，上已述及。总以先攻后补，屡攻屡补，缓急应机，圆通活法，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凡此均为治法实行中之战术措施。
三、以药之偏调人之偏
1. 微弱信息控发突变
现代科学已知自然界和生物体中实物和场并存，波粒二象性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任何场不仅是看不到的，而且也不是在还原分析的实验研究中所能把握，它被认为是一种力或能的形式而无处不在（远非如此）。物属于形，而场属于气；粒属于阴，而波属于阳。聚则为物，散则为场；合则为粒，开则为波。可见有形之物只是物质最粗浅的部分。形气阴阳的运动方式，开合聚散的运动状态，尽可囊括对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描述。以药之偏调人之偏。药作为运动方式只有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作用于人的生命过程才称其为中药。其具有正与反双向激发、控制、反馈、协调、推动、演变、运化、传递、转输等多方面作用，其作用范围包括神、气、形之三元（皆含物质、能量、信息），涉及过程、状态、结构诸层次。
相对于形而言，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皆属于气。再分则味属于气，而性属于态。酸苦甘辛咸五味属运动方式的分类。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属状态特征的分类。寒热温凉属于状态之态势，升降浮沉属于状态之趋势（内外表里、开合聚散亦属此类）。归经则属于相互作用的方向性。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同象相类，异象相别。以象归类，以类相从。中药遵循性味归经的作用分类，而分别作用于病态过程的因、属、势，提取化合物的实验药理功能绝难以取而代之。
例如，中药作为与人的生命过程相互作用的运动方式，其运载着物质、能量、信息，体现着时空形式、时空状态产生的时空效应。其中信息为药之神。其自然信息、生命信息、人造信息均可作用于人，不仅可促进或改变生命活动的过程，而且可诱导或控发运动方式的突变。中药之物质、能量、信息作用于包括神、气、形三元的病态过程，而以信息的作用最能激励生命之潜力，启动造化之神机。甚至微弱的信息就可引发突变。正像事物发展常由非线性、非决定的因素所主导，微弱信息有时控发大局巨变一样。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比单体化合物更具生命与自然及人造的能量和信息。其中尤以动物药的生命信息比植物药和矿物药更与人趋近，这就是其屡屡发生意想不到的西医药理和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效果的原因。
显而易见，拘于所谓“物质成分”，以及生物化学的药理去认识中药，尽管对西医学来说似乎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对中医来说显然是一场认识论的异化。不过，这一至今仍被人们普遍推崇的研究方法，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已受到普遍的置疑，从而远远落后于其赖以标榜的现代科学。
近年来，就在人们力图用西医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解释、验证、改造中医之时，西医学界却在不断吸收中医中药的知识，纳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范畴，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例如，当其得知古代中医即将砒石等药物用于治癌时，国内国际的医学研究机构，包括美国、欧洲各国及日本、韩国等亚洲各国迅速展开对亚砷酸的研究，并将其范围扩大到各种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病、淋巴瘤、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等多种血液病，以及肝、胆、肺、肾、食道、胃、肠等各种实体瘤的研究与治疗中。而且国际研究方面正日益增加投入以期取得领先地位。其目标仍在用单体化合物抑制肿瘤细胞，但其生物化学的药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研究仍局限于细胞层次，还未涉及上述医道原理。然而，一旦西方能够真正认识并全面利用中医原理，世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科学家惠勒所言：“人们已感觉到东方思想家所认识到的一切，并且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答案翻译成我们的语言，我们将得出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
此外如民族医药治癌的研究，亦在中医西化之际异军突起，其中犹以瑶医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广西十万大山中的天然瑶药初露锋芒。覃氏德坤瑶医反对恶证用补，在重气滞、湿浊、痰凝等兼邪的同时，尤重攻泄毒邪。主张以泻毒祛邪、化结消积为治。药用蛇不过、翠云草、水杨梅、四基王以及白花蛇舌草、牛黄等清热解毒；用三棱、莪术、蛇不过、翠云草化瘀祛毒；元胡配虎杖、救必应配溪黄草以散瘀定痛；另佐川楝子以理气，鸡内金、大贝消积、软坚、散结；邪气日久深入，用全虫、蜈蚣等搜剔。从而完全治愈各种恶性肿瘤患者400余人。由此可见，彻底扭转用西医思路、理论、方法研究、取舍、替代中医和民族医药的局面，尽快制定中医与民族医药治愈癌症的战略方针和战术措施已势在必行。2. 专攻方药当机立断
癌证病因病机及辨治理法已如上述，临病运用必须不失时机地尽早祛邪。既有专病专药，又要随机应变。规矩已成，用巧在己。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其药物如攻瘤化结宜选汞制剂、砷制剂、制白矾、制斑蝥、蟾皮、蟾酥、盐卤、喜树、黄药子、制马钱子等。钻透引发宜选壁虎、蜈蚣、全蝎、僵蚕、地龙、？虫、虻虫、蜣螂、蝼蛄等。通窍开关宜选麝香、牛黄、冰片、雄黄等。窍闭则机停，关开则机发。其中如麝香馨以通窍，发其机枢；牛黄清以化浊，开其沉关。削坚破积宜选硇砂、硫磺、鳖甲、山甲、牡蛎、山慈姑、急性子、白狼毒等。其用量均据《药典》严格掌握，恰到好处。且以专门方法炮制加工成散剂，对胃刺激较大者，宜装肠溶胶囊。攻邪宜速，而不可久用。
该病病机之态势为阴火，其治当配合温阳祛邪而降火泄毒，宜选石上柏、石见穿、肿节风、半边莲、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龙葵、鸦胆子、白毛藤、白屈菜、山豆根、猪殃殃、猕猴桃根等。其他性过于寒凉之药不可妄用，单一方剂之苦寒清泄更不可取。实脾促化宜选人参、手掌参、水灵芝、灵芝草、黄芪、白术、山药、薏苡仁、良姜、阿魏等。温肾司控宜选补骨脂、骨碎补、肉苁蓉、巴戟天、菟丝子、淫羊藿、韭菜籽、制附子、肉桂、鹿角、锁阳、 仙茅等。
如病势急而正气未至虚殆，由于其病机之趋势在里，治宜攻而泻之。有以峻泻逐水之法，急下祛邪，以使其上下贯通，大气一转，而令邪骤散。如刘完素“三花神佑丸”治瘕积聚，取十枣汤峻下逐水，复加牵牛、大黄峻泻，佐轻粉猛力攻伐，即为急下祛邪之法。攻下药尚有巴豆、玄明粉、槟榔等。泻下物当有粘冻状及烂肉状物，并泻下黑水黑便。
上述诸药的运用有的较为普遍，有的多用于某类疾病。如砷汞制剂、喜树、壁虎、蜈蚣脚、麝香、牛黄、蟾酥、灵芝、水灵芝、人参、补骨脂、白花蛇舌草等应用较为普遍。其他如盐卤多用于食道、胃、肠、鼻咽癌等；斑蝥多用于肝、脾、膀胱癌等；全蝎多用于肠癌；制白矾、蝼蛄多用于肝癌等；马钱子多用于食道、肠、子宫癌及白血病等；黄药子多用于食道、胃、肠、胰、乳腺、甲状腺癌等；山慈姑多用于肺、食道、胃、肠、乳腺、皮肤癌及淋巴瘤、白血病等；鳖甲多用于肝、肾、肠癌等；牡蛎多用于脑、乳腺、甲状腺、皮肤癌及淋巴瘤等；山甲多用于胃、胰腺、乳房、子宫、甲状腺癌等；薏苡仁多用于肝、胃、肠癌等；半枝莲多用于肝、胃、肠、子宫癌等；石上柏多用于鼻咽、肺、肝癌等；石见穿多用于肺、肝、肾癌等；肿节风多用于食道、胃、肠、胰癌及白血病等；山豆根多用于鼻咽、肺、肝、子宫癌等。
除上述专攻方药外，据其侵袭形器部位的不同，亦可选用相应药物。如肝癌之用靛玉红、鹿仙草、藤黄、钩吻、田七、甜瓜蒂等；胃、食道、肠、胰癌之用八月扎、马蹄根、青黛、棉酚、石蒜、莪术、制木鳖子等；子宫癌之用露蜂房、木馒头、紫草根、土茯苓、墓头回、木鳖子、水蛭、三七等；乳腺癌之用夏枯草、王不留行、露蜂房、漏芦、土茯苓、炮山甲、浙贝、昆布、钩藤、半夏等；脑瘤之用玳瑁、犀角、石决明、熊胆、蛇六谷、生南星、天葵子、泽泻、木鳖子等；骨癌之用核桃仁、鹿茸草、铁扫帚、牛尾菜、川乌、三尖杉、秋水仙、长春花、农蒺藜等；白血病之用青黛、娃儿藤、墓头回、羊蹄根、紫草根、七叶一枝花、乌骨藤、三尖杉、秋水仙、长春花等。甲状腺癌之用海藻、昆布、夏枯草等；淋巴瘤之用浙贝母、夏枯草、阿魏、制甘遂、魔芋等；皮肤癌之用海藻、三棱、莪术、山豆根、漏芦、黄连、蚤休、紫草、土茯苓、天葵、夏枯草等。
外敷配合内服，宜用通透之剂，从外攻内，促其溃坚，并助其驱寒、泄毒、温阳、止痛等。如攻瘤化结用斑蝥、蟾酥、马钱子等；驱寒逐邪用硇砂、盐卤、硫磺等；消肿软坚用山甲、三棱、莪术等；潜行穿透用蜈蚣、全虫、壁虎等；通关开窍用冰片、麝香、雄黄等；凉血解毒用犀角、牛黄、熊胆等；温阳化毒用附子、肉桂、干姜等；止痛用铜绿、樟脑、白芥子等；活血用乳香、没药、红花等； 如需洗烂用蛤蝓、鼠妇、冰片等。
3. 祛除兼邪随机应变
瘤气发展的过程中，除其本身的变异外，由于所侵犯的区域不同，必然伴随出现各种病象。如乳腺癌之红肿、腐烂、流浊；肺癌之咳嗽、咳血、胸水；肝癌之肋痛、呕血、腹水；胆管癌之黄疸、呕吐、出血；肾癌之溲赤、灼痛、尿浊等。各种不同的病象，源于不同的病机。诸如水湿停留、痰液壅盛、气滞血瘀、郁热内生、络伤动血、迫血妄行、湿热互结、气虚血亏、阴津耗伤等。其皆宜随机应变，佐治祛邪。
瘤气引发之兼邪，据病势相机而治。以腹水为例，脏腑气化失常，导致水湿内停，而致腹水、胸水或全身水肿出现时，当依正邪盛衰缓急之势而施。如急则峻泄，缓则缓泄。缓用蝼蛄、猪苓、泽泻、半枝莲、半边莲、白屈菜、石上柏等渗湿利水。急用制大戟、制芫花、制甘遂等峻下逐水（胸水用葶苈子等，肾水用商陆等）。临腹水之证，先治虽宜攻，但不宜久攻。先泄其阴邪，后助其阳气，缓泄则少助，峻泻则多助，使攻邪而不伤正。双方相持之际，一方骤然泻去，其势虽减，而实力尚存， 不可贸然大进，而宜扶正待机，如兵法谓“穷寇莫追”。其他佐治法亦可依此类推。
例如：清热除上述降火泄毒药外，可选用野荞麦根、鱼腥草、黄连、青黛、石膏、知母等。理气可选用木香、香附、乌药、八月扎、郁金等。活血可选用三棱、莪术、水蛭、土鳖虫、片姜黄、鬼箭羽、马鞭草、桃仁、红花、干漆等。破血之剂不能久用，转移癌更忌活血化瘀、耗血动血。消食可选用内金、山楂曲、谷麦芽、神曲、青陈皮、瓦楞子、莱菔子等。化痰可选用半夏、南星、海蛤壳、鬼臼、青礞石等，兼湿可用藿香、佩兰、薏仁、车前子等。消瘿可选用荸荠、海藻、蛤壳、牡蛎、常山等。去疸可选用茵陈、紫草、大黄等。清淋可选用石苇、海金砂、滑石等。止咳可选用杏仁、川贝、前胡等。止血可选用白芨、三七、蒲黄炒阿胶、羊蹄根、仙鹤草等，子宫出血可用五灵脂炭、炒蒲黄、炒荆芥等。养血可选用熟地、当归、白芍、制首乌等。养阴可选用西洋参、孩儿参、龟板、玉竹、生地、沙参、天冬、麦冬、百合、石斛、冬虫夏草等。
药无贵贱，中病则良；治无高下，应机则宜。病象变化万千，但都发有机枢；选药范围虽广，而皆物类相感。辨病须应机，用药须专精，精则专，多则杂。专则宜伍相辅相佐，杂则不知相制相使。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均当仔细辨析。凡性味相近者互佐，相反者互补，但太过不及均可为害，缓急轻重皆须谨慎。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治之要在于把握病机，药之类自可殊途同归。由于本文简述中医治癌的战略战术、病因病机及治则方药，而中医饮食起居、生活环境、意识状态、精气运行等调摄，以及针灸、推拿、点穴、药浴等其他方法对复苏与激发生命自在之神而治愈疾病的重要作用尚需另文论述。但以此为例可见中华医道临病的具体应用，并可回答现代中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道德经》文皆开宗明义言：“上德不德（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得）是以无德。”此乃中华民族至高无上之大德观。有治天下之德而不居其位，能救天下之人而不收其利。此为中华医道千古不易之大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