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将使得更多的毕业生为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展开竞争。虽然高等教育扩张压低了毕业生的起薪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学毕业生对就业单位和地区仍存在明显的偏好，甚至宁愿延长失业时间，也不愿意到基层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
本章提出了衡量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标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分析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偏好问题。
国外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是从职业分割的角度进行分析（如Psacharopoulos，1981；Neuman，Ziderman，1986）。笔者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多重分割性质，因此，除了沿用国际上通行的职业划分之外，二元性质可以通过多重维度来显示。
对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划分维度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部门（单位）。
从职业维度，我们将以下职业归入一级劳动力市场：（1）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如医生、教授、律师、建筑师、工程师等）；（2）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如助产士、护士、教师、编缉、摄影师等）；（3）管理者、行政官员或经理；（4）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秘书、办事员）；（5）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6）军官、警官、警察与士兵；（7）演员、演奏员、运动员。
属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则包括：（1）农民、渔民、猎人；（2）服务员、看门人、售货员、洗衣工、理发员、保育员、管家、厨师等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3）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普通工人、伐木工人等）；（4）司机。
这种划分方式便是通常意义上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在我国，部门或单位性质对劳动者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在有的方面甚至可能远远超出职业的影响。从部门（单位）维度，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含义与正规部门的含义接近。一级劳动力市场主要包括正规就业部门：（1）政府机关；（2）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3）国有企业；（4）大型集体企业；（5）三资企业。
二级劳动力市场则包括非正规部门：（1）小集体企业（如乡镇所属）；（2）私营、个体企业；（3）家庭农业及其他部门。
这种分类，与我们在第五章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6.1.1 市场分割下的教育程度与就业部门高度相关
我们采用第五章中CHNS的数据，并且将职业维度和部门维度综合起来，得到1991-2004年不同教育群体在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情况。
无论从哪一年的数据来看，受到较多教育的劳动力主要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尤其是大学毕业的劳动者，86%以上的比例就业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这在高等教育扩张之前的1991年更为明显，以大学毕业生为例，该年份大学毕业生中近96%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很显然，接受较高的教育是劳动者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由于绝大部分大中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使得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最高。2000年和2004年的合并数据表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达到11.50年、10.96年和10.23年，而小集体企业、大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仅为7.84年、9.00年和9.02年。
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越高，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也就越高。在高中以下教育层次，更多的劳动力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而在高中以上教育层次，更多的劳动力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而且，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比例依照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的顺序，不断提高。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者大部分都在高中、中专/技校及其以下层次。
我们对受教育年限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类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各年方差分析的结果均显示，两级劳动力市场上的组间均方远远大于组内均方，显著性概率近乎为零，说明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年限均值确实存在显著性差异。换言之，我们关于“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主要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而受较低教育的劳动者主要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假设得到了支持。
6.1.2 市场分割下的工资收入差异
以2004年数据为例，我们分析两级劳动力市场下的收入差异。无论是按职业划分还是按照工作单位划分，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各类收入指标均明显高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各类收入指标。例如，以职业划分的一级劳动力市场，月补贴比二级劳动力市场高出110元，月收入要高180元，年工资收入则高出2366元。以就业单位划分，在正规部门就业者的平均年收入比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者要高出3587元，根据第五章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市场分割是导致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以2004年为例，劳动者从事一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其工资收入要比从事二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高出30%。这种影响存在于我们所考察的每一年份中，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此外，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由第五章明瑟人本工资决定方程的回归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值为正，且T值在大多数年份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东部地区工资收入更高。我国劳动力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的二元分割，东部地区是一级市场，而中西部地区是二级市场。
综合职业、单位与地域上的工资差异情况，可以判断在我国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者。
6.1.3 市场分割下劳动供给的部门与职业差异
通过1997-2004年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劳动供给上，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二元分割：不但出现农村户口的劳动者全年劳动供给高于城镇户口的劳动者，而且，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明显要长于一级劳动力市场。以2004年为例，城镇户口的劳动力全年劳动供给为2194.03小时，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全年劳动供给为2395.66小时，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全年劳动供给比城镇户口劳动力高出约200小时；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全年平均劳动供给为2051.33小时，二级劳动力市场全年平均劳动供给达到2471.02小时，二级劳动力市场高出一级劳动力市场近400个小时。
尽管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全年劳动供给高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但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全年平均工作月数却明显高于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全年平均工作月数，同时，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日均工作小时数却远低于二级劳动力市场，这说明，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更为稳定、劳动时间更有保障，二级劳动力市场往往存在加班加点工作的现象。这种分析与现实经验也是一致的。可见，虽然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低于一级劳动力市场，但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却必须为此提供更多的劳动。
我们使用2004年的数据，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对数）进行回归分析，以进一步考察各种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年龄、婚姻和户口等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从教育年限系数的符号来看，教育年限越大，劳动供给时间越少，但其T值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性别变量的T值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男性的劳动供给时间比女性的劳动供给时间高出3.8%。
职业虚拟变量和部门虚拟变量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系数估计值的符号来看，那些属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和正规部门，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更少。说明一级劳动力市场相比于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强度更小，工作更有规律，更少存在超时劳动的现象。
就业形式变量的T值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估计值的符号为正，表明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劳动供给多于非正规就业者，这很可能是因为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更为稳定，而灵活就业者的全年劳动时间则得不到保障——尽管他们的每日劳动时间有可能高于正规就业者。事实上，灵活就业者往往处于“游击”状态，工作极不稳定。
6.1.4 市场分割下一级劳动力市场的低工作流动
对于分割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流动性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及其运作机制。
在美国等市场化程度高、市场较为完善的国家，工作流动率较高，劳动者进行工作转换面临的约束较少。而我国存在较严重的市场分割，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进行工作转换的成本很高，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而非正规部门的流动则较多。事实是否如此呢？
由于CHNS调查问卷中加入了有关工作流动的问题：某年以来是否变换了工作。我们以此作为反映工作流动（或工作稳定性）的变量。在数据处理中，我们将2000年和2004年的数据合并，组成面板（Pannel）数据，据此分析存在市场分割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流动问题。
以2004年为例，员工近4年来更换过工作的比率（工作流动率），做为传统的正规部门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大型集体企业，明显小于小型集体企业、私营个体企业等非正规部门。需要指出的是，三资企业作为新的正规就业部门，其流动率是最高的，这与三资企业市场化的用工行为和竞争较激烈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但由于三资企业就业所占比重较小，未超过3%，因而其对正规部门的整体流动率的影响不会太大。但2004年样本与2000年样本合并后，使得大型集体企业的工作流动率明显增加。这与1997-2000年之间，集体企业经营不景气，相当数量的集体企业面临重组和改制，工人的就业岗位被大量削减有很大的关系。而随着企业转制的完成，集体企业工作流动率又回归到较低的水平上。
当Y=1时，表示在近4年内，更换过工作；当Y=0时，表示没有更换过工作。第一个方程表示工作流动的概率，第二个方程表示工作不流动的概率。X1，X2……，Xm为自变量，如年龄、年龄平方、学历哑变量、性别哑变量、婚姻状况哑变量、户口哑变量、按职业划分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哑变量、就业形式哑变量、就业部门哑变量、工资收入的对数等。
我们预期，一级劳动力市场工人的辞职概率低于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人。
可见，在各种因素当中，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工作转换的影响并不显著。
与上述因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特征对是否进行工作转换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首先，那些在公有部门工作的人，其工作更为稳定，工作流动的可能性小，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更有可能经常性的更换工作。方程（1）的估计值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更稳定，就业者转换工作的可能性较小，而大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和三资企业就业的人转换工作的可能更高。其次，那些从事的职业属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其工作转换的可能性更低，换言之，相比于二级劳动力市场，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更为稳定，劳动者更少变换工作。
此外，长期工、合同工相对于临时工、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家庭工人等灵活就业形式，近年来转换工作的概率更小。
年龄和年收入（对数）也对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越不可能进行工作转换——这显然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和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论断，因为年龄大的劳动者收回投资的年限较短，同时，他们的流动成本也要高于年轻人，而年轻人自身财物较少，携带方便，年轻人资历和养老金损失也较少，工作流动的心理成本也相对较低。
年收入对工作流动也有负的影响，收入越高，工作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因为，收入越高的劳动力，其工作转换的机会成本也较大。在地理位置上，中部地区相比于东西部地区的劳动者工作流动性较小。
可见，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是影响劳动力工作流动的显著性因素，那些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即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国有企业等公有部门工作的人，相比于在小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联产承包农业的人来说，工作更为稳定，工作更换的频率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