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步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铁器的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铁制的斧、凿、锯等木工工具，测垂直的悬锤和测平面的简单水平仪都已出现，木工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能将曲木压直，直木压弯）。我国古代杰出的工程师公输班（鲁国人，故又称鲁班）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改进了生产工具，对造船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开始出现了用途不同，形状各异的船舶。
当时，民间有快速的轻舟、扁舟；有适用于短途运输的舟令船，有运输粮食的槽船，有供国君乘坐的“余皇”，还出现了专门用于水上作战的战船。
春秋时期的内河航运相当发达，“泛舟之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秦国赈济晋国的几万斛粮食“自雍及绛相继”。雍是秦国的都城，在今陕西凤翔县，临渭水。绛是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省绛县，傍汾水。运粮船由雍至绛，先沿渭水东下入黄河，然后逆流北上，东折入汾水。航程六七百里，首尾相继，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长江的航运更为兴盛。据《史记·张仪传》记载，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舟方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在楚的西界）。”
1958年，在安徽寿县出土了战国时期楚怀王赐给鄂地一个名叫启的封君的行路符节，叫“鄂君启金节”。节文规定，鄂君持有此节，可以集3艘船为1批，以50批即150艘为限，自武昌出发，在长江、汉水、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和赣江航行，以达汉口、南昌、沙市等处，可免税通行，并可得到食宿优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楚国已经设立了水路驿站，可见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舟船往来之盛况。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凿了世界胥溪、邗沟路线图上最早的一条运河——胥河。胥河又称胥溪，它从苏州通太湖，经宜兴，高淳，穿石臼湖，在芜湖注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从而缩短了从苏州到安徽巢湖一带的路程。在胥溪开成的当年，吴王阖闾就率军从胥溪伐楚，取得了胜利。阖闾死后，夫差又派人开凿了江都到淮安长达185公里的邗沟。公元前484年，吴国军队从这条水路进攻齐国，又取得胜利。连续两次胜利，使夫差更加相信利用水路进军的价值，于是又深挖了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菏水。这样一来，吴国军队从苏州乘船出发，从邗沟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进入泗水，然后通过菏水进入济水，就可以直达中原腹地，与中原诸侯国争霸了。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海上交通，据学者们的考证，中国通往日本的航线这时已有两条：一条为春秋时期所开辟，是一条借日本左旋环流漂流的单向航线；另一条则是战国时期开辟的，经由对马岛直驶日本北九州。
以上是春秋战国的造船和航运概况，了解它，有助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舟师的装备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