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襄，字谦亨，生于1920年，是郭氏中医世家的第四代传人。他少年丧父，尊祖训立志继承家学，一生为医，由祖父瑞西公亲自课业，又师从时病大家袁硕甫先生。他博闻强记，勤奋笃学，迄今从事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已六十三年，医声显赫，桃李满门，于医于药，卓有成就，德高而望重，谦和而通达。郭谦亨先生长于温病、内科、妇科，尤其对温病研究精深，在学术理论、临床实践、师资培养、实验研究及药物研制等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建树，是我国著名温病学家，卫生部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
一、立志学医八年苦读
郭谦亨先生是瑞西公的长孙，郭金铸的长子。金铸先生病逝时，他年方五岁，还在启蒙年龄。父亲的突然辞世，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伤痛，遂尊祖训立志学医；瑞西公也把对爱子的思念和继承家学的期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从四岁到十岁接受传统启蒙基础教育，十岁开始便由祖父瑞西公亲自执教，学习中医。瑞西公以其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从感性到理性，认真指点；在理论上，他首先要求背诵脉诀、药性、汤头，熟记脏腑、经络等基础知识，然后深钻《内》、《难》及仲景之学，掌握辨证施治大法；在此基础上，再遍读各家学说，据证而用，择善而从；在实践上，瑞西公每天接诊病人都让他随侍在侧，观察揣摩，临证体会，使书中所见，得以实习；瑞西公循循善诱，关爱备至，耳提面命，知行紧扣，考核严厉；对他既注重中医理论和技能的教育，更注重为医作风和道德的培养，以自己的操行作为对郭谦亨的垂范。
郭谦亨先生聪明好学，博闻强记。他立志学医，又有非凡的毅力和吃苦精神，加之瑞西公教导有方，他们祖孙配合，授学得法，经过八年的刻苦学习和实践，郭谦亨先生的中医学术逐步提高。他已经遍读医学经典，能够熟练地诊断治疗常见病患，成长为一个年轻而优秀的中医人才。
二、十八悬壶名满塞上
1938年，郭谦亨先生十八岁。经过多年的悉心教导和反复考核，瑞西公认为他完全具备了独立行医的资格，遂大胆放手，让他悬壶塞上，诊治病人。
他秉承祖风，以“济世活人”为职业宗旨，对病人和蔼耐心，认真负责，临证辨治精确，处方恰当，屡治屡效，很快得到榆林群众的信任和赞许。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瘟疫、灾荒与战乱并行，正所谓民不聊生，生病的人很多。繁重的诊务，既是对他学术的考验，也是一种极好的锻炼和提高。因为疫病猖獗，治疗稍有不当或延误，就会致人死命，瑞西公又择良以荐，令他拜当地时病名医袁硕甫为师，深入钻研各种时病的辨证治疗，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他关于时病的学识，提高了临床诊治能力，也为他以后研究温病打下了坚实基础。
郭谦亨先生独立行医之后，祖父瑞西公已年届古稀。他常常要为祖父分担诊务，并代替祖父出诊。除少数疑难病症需商议，向祖父请教外，他诊治各种各样的病人，都很稳妥，疗效显著。他年龄虽轻，但医名在榆林已是远近皆知。民众赞叹不已，尊称他为“小先生”。
郭谦亨先生的医疗威信和影响也使他成为百忙之身，除了在福积生坐堂和应邀出诊外，还接受了多家聘任。
1944年，他应省立榆林师范学校校长李正斋的聘请，担任该校校医。1946年，《陕北日报》社发起组织“平民医药施诊会”，聘请他为特邀医师。1947年，驻榆二十二军左协中军长夫人患病，多方诊治无效，后请郭谦亨先生诊治，不久痊愈，左协中十分感激。1948年10月，二十二军郑重聘请他担任少校军医正之职。由此可见，他未及而立之年已经名满榆林了。
三、创办诊所发展中医
1949年6月，榆林和平解放，榆林人民得到新生，榆林的中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政府成立的时候，正是夏天，榆林疫病流行，尤其像“疟疾”、“痢疾”、“斑疹”、“暑温”等病传染强烈，除民众外，解放军官兵也纷纷感染。郭谦亨先生是当时中医界惟一任军医和校医的公职医师，医术高明又善治温病，遂由军管干部杨笃谦和地下党员周济信、唐昭武等介绍，为解放军官兵治病，党政领导和官兵对他十分感激。
1949年8月，榆林县李志洁县长和叶旺源秘书代表政府通知郭谦亨先生，任命他为县人民政府机关医师。9月，榆林地委刘仲安秘书长又与他商约，委任他为地委机关医师。从此，地、县两级机关的同志们有病，都由他负责诊治。1951年，由榆林邮电局田子亨局长出面聘任他为邮电局的特约医师。1952年，榆林毛纺织厂吕玉书厂长又约见他说，毛纺织厂决定聘任他为该厂的特约医师。解放后的新气象、新生活，党和政府对他的重视和信赖，使他感到极为振奋，他极尽所能、满怀信心地投入了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医疗工作之中。
鉴于郭谦亨先生的卓越医疗业绩和崇高声望，党和政府也给了他更多的信任和荣誉。1949年8月，榆林县任命他为卫生委员会委员兼防治检疫股副股长。1951年3月，他参加榆林首届中西医座谈会，学习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会后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他被选为副主任。他还被邀请出席榆林县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参与讨论和审议地方建设革新大事。这些都使他无比兴奋和激动，他决心为发展中医、为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1953年7月，榆林县人委卫生科指定郭谦亨先生赴西安，在陕西中医进修学校进修深造。在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学习少数中医课程，主要学习的是西医基础，如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药理等现代医学知识，这对他是一次难得的全面的完善和提高。在学校，他结识了著名中医、校长成友仁先生，并成为契交。
两千多年来，全国各地的中医都沿袭走街串巷、坐堂应诊或个体开业的行医模式，这严重影响了中医的发展与进步。1954年，郭谦亨先生自西安进修结业回榆，他深感榆林中医界的散乱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急切想把中医组织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支持。经过反复协商，认真筹措，由郭谦亨先生牵头，联络高镇南、雷泽霖、黄炳华、柴振国、郭金汤等十余位著名中医中药人士，共同集资，筹办起榆林第一家中医联合诊所，地址在盐市巷南榆林大街路西。郭谦亨先生任主任，高镇南任副主任。
榆林中医联合诊所于1955年4月正式挂牌，开始应诊。诊所内设挂号、收费、药房、针灸、按摩、注射及各科诊室，开展门诊和出诊业务。他们遵照党的“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面向工农兵”卫生工作方针，制定了详细的工作制度和操作规范。诊所管理严格，配合协调，服务热情周到，治疗效果显著，深得广大群众信赖，医疗业务扩展很快，遍及榆林城市农村。
榆林中医联合诊所规模虽然不算很大，但它却是榆林中医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新生事物。它是新兴的中医医疗组织雏形，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未经几年，就在它的基础上组建了榆林工农医院，即榆林中医院。
虽然不久之后，郭谦亨先生就奉调赴省任教，但他筹建榆林中医联合诊所，为发展榆林中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四、赴省任教初展鸿图
1955年，接陕西省政府人事厅调令，郭谦亨先生离榆前往西安，在陕西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开始了他四十多年的高等中医教育及医疗、科研生涯。
陕西中医进修学校是陕西中医学院的前身，当时还设在西安许士庙街，与省卫生厅毗邻，校长成友仁，副校长赵荣宰。就是他们极力推荐，要求将郭谦亨先生调省任教。中医进修学校承担着全省有名中医的规范化教育和提高任务。从事专业中医教育对郭谦亨先生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中国几千年来从没有学院式的中医教育模式和经验，更没有科学的、系统的教材。他深感责任重大，边教边学，边写教材。他进一步熟读中医经典、名著，复习现代医学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习《凯洛夫教学法》，力求圆满完成教学任务。当时，学校决定自编一套教材。他主要担任诊断学和温病学的教学课程，为此，郭谦亨先生焚膏继晷，于1955年底编著了《中医诊断学》、《温病学》两本教材，并于1957年修订重新印行。这是陕西省最早的中医统一教材。
由于省卫生厅和学校领导的信任，郭谦亨先生到校不久，就被任命为中西医学科委员会副主任，主管教学工作。在纠正了“重西轻中”、“中西并重”的教育思想，确立了“以中医教育为主，兼学西医”的教学方针后，他又任中医学科委员会主任，承担起全面管理中医教学的重任。在郭谦亨先生主持下，中医学科委员会确定了包括《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诊断学》、《方剂学》、《温病学》、《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外科学》、《针灸学》、《中国医学史》等一套系列教材的审订；举办了师资班、西学中班，为陕西省以至西北各省培养高级中医人才；他还多次为第四军医大学、西北医学院的师生做学习中医的动员和专题报告。大力培养人才、发展中医事业、提高中医素质、发掘中医药宝藏，是他的夙愿。现在党和政府给了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非常珍惜，意气风发，竭尽自己的心力、智慧与才华，为中医教育事业日夜辛劳。1956年8月，郭谦亨先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确立了他一生的政治信念。
1958年，省政府决定在原中医进修学校的基础上新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先生是筹建领导小组成员。接着，田润芝同志回陕主持中医学院筹建工作，出任首任院长。经过两年建设，1960年陕西中医学院在咸阳建成，1961年师生迁入新建的学校。他投身于新的更紧张的教学、管理和临床医疗之中，为规范陕西中医教育，完善中医学院的教学体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从1957年到1965年，郭谦亨先生曾多次赴北京出席卫生部召开的重要会议或学习、参观。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全国各地开会、参观、考察、参与学术活动期间，结识了郭子化、吕炳奎等领导同志和一些学术界同仁，并成为知交。1996年，吕炳奎出版《从医六十年》新著，还专门题赠郭谦亨先生。1955年至1965年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极为宝贵的十年，也是他呕心沥血为陕西中医事业奉献大好年华的十年。
五、十年浩劫历经磨难
1965年，榆林开展城市“四清”运动，执行了严重的极“左”路线，打击面非常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院校很快陷于“红卫兵”造反的混乱之中。郭谦亨先生这时正处于业务鼎盛时期，属“学术权威”之列，又参与着教学管理。一夜之间，他的“家庭背景”和学校工作的“莫须有”罪名，灾难般地迅速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6年9月和10月，中医学院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两次抄了他的家，将医书古籍、文物字画、衣物用品及郭谦亨先生珍藏的瑞西公的遗著、遗墨等等悉数抄走。10月16日，在他毫无准备和子女们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即被通知离校。他同病中之妻、年幼之子被急急迁送往榆林故里。
回到榆林，家中也已被扫荡一空，一片狼藉，郭谦亨先生一家几乎无有宿身之地。当时的形势和局面是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公正，在毫无理由与证据的情况下，他就被以“专政对象”、“反动权威”的“罪名”，连同七十二岁的老母、负病的妻子和年方十一岁的幼子，迁送到榆林西北120多里陕蒙接壤的沙漠村庄可可盖务农，接受改造。他身为一位著名中医专家、教授，突然遭此厄运，从高等医学学府被送到边远的农村，这在今天看来实乃荒诞不经的现象，却是历史事实。
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下子使他难以理解和承受。他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去，回顾半世人生，自以为倾心从医从教，没有做一点有害国家或人民的事情；再审时度势，冷静思索，“大乱必大治”，古之有训，应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拨乱反正，恢复常态，故再三告诫自己，对眼前的事情不能只是感慨与无奈。于是，郭谦亨先生在陕西西北边隅的一个小小村庄安下心来，泰然处之，一呆就是七年。他一边学习稼穑，耕耘务农，一边侍奉老母，课子学医。妻子和幼子丹英，也与他一起参加农业劳动。
郭氏中医世家的声望和郭谦亨先生的医名医术，在榆林乃至周边省区是极有影响的。很快，远近群众便知道他来到了可可盖，登门求医的蒙陕患者蜂拥而至。社、队干部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允许他为民看病。于是，在边远的农村，在农业劳动之余，他重又操起了医者职业。
人民心中确实有杆秤。人们认为：郭谦亨先生是专家。当地广大父老乡亲尽力给予他们关心、帮助和保护，他和家人也与农民弟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至今往来不绝。
六、培育人才著书立说
1973年6月，在当时的陕西省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兼省卫生局局长杨沧同志亲自过问和督促下，陕西中医学院调郭谦亨先生回院落实政策。12月，他的冤案得到平反，被剥夺了七年之久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权利恢复了。他排除一切干扰，更加发奋地工作，想把失去的几年时间补回来。
开始，他根据学院的安排，到附属医院内科病房带领住院医师查房、诊治病人，也为第四军医大学的进修医师及实习大夫讲课。1974年至1976年，高校试行教学改革，郭谦亨先生先后三次带领学生去汉中开门办学。在开门办学期间，他一边接诊病人，为广大群众治疗疑难疾病，一边临证授课，言传身教，为学生讲授知识与经验，同时针对汉中极为常见的肝胆结石和泌尿系结石，开展了自创“消石散”的临床研究和初步药物研制。
从1976年起，他根据自己研究各家温病学说的心得和长期治疗温病的经验，开始撰写《温病述义与选粹类评》。这部书的前一部分是对历代温病理论的综述，是对温病要义的探讨与阐发，也力求对一些历来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理论上予以澄清；后一部分是对五家温病名著的条文重新整理，分证类编，并予以解析和评释。这部著作历时两年，几经修订，于1978年脱稿付梓，定名为《温病述评》。《温病述评》全书五十多万字，包含了郭谦亨先生四十多年关于温病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成就和经验，是一部研究中医温病学的力作。
1978年，应卫生部聘请，他开始参加全国高等医药院校统编教材《温病学》第四版的编审工作。1982年，他应聘为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参与《温病学》第五版教材的编审工作。1985年，应人民卫生出版社之约，参与《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温病学》的编写工作；同年，又应山西科教出版社之约，主编《中医多选、问答题题库·温病分册》。
这一年，国家恢复高校招收研究生制度。郭谦亨先生作为陕西中医学院首批导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这在中医学院属首开先河。对于研究生，他因才施教，悉心指导，注重培养和开发他们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带教研究生的工作直到他生病以后的1990年，坚持了十二年，共招收12期，培养了32名硕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都比较出色，其中如姜良铎、张文选、戴春福、杜力军、刘兴旺、石世德等12人还继续攻读了博士学位，成为我国中医药界新一代栋梁之才。
1979年秋，卫生部批准陕西中医学院筹备举办全国温病师资进修班，招生50名，并给全国各省市中医院校分配了名额。1981年春，全国温病师资进修班在陕西中医学院正式开学，郭谦亨教授以他在全国温病界的声望和丰富经验，担任主讲，教材就是依据《温病述评》编印的。应他邀请为师资班讲学的还有上海金寿山、北京赵绍琴、四川黄星垣、安徽王乐陶等全国著名中医专家。师资班办得非常成功，为全国各中医院校培养了一批高级温病师资人才。
七、开展科研交流学术
怎样开展对中医药学的现代研究？如何振兴中医、发展中医？这是郭谦亨教授萦绕于胸的重要问题。在这些方面，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977年夏，学院指定由他组建温病教研室，并出任主任。从此温病学的教学、理论及临床研究有了较强的技术力量和组织保证。
首先，在他领导下，展开了对历代温病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他们从1939年至1978年的馆藏书刊中共摘录6 730余条资料，编印了《温病文献题目索引》，并据此收集有关书刊，建立了温病学资料库及《温病基础理论文献微机检索》。1984年，受卫生部委托，他承担了中医古籍《瘟疫论补注》和《疫疹一得》二书的点校、整理与研究。在他的学生孙守才协助下，整理点校后，这两本温病经典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
流行性出血热(属中医“温病”范畴)是病毒引起的急性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青壮年易感，起病急，进展快，病死率高，在我国多省都有流行，关中、陕南是重疫区，20世纪60～80年代，几乎每年秋冬都是发病高峰。面对流行性出血热的严重危害，作为温病专家，郭谦亨教授在1981年底确立了以中医中药预防和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受到陕西省和卫生部的重视。出血热预防课题被列为陕西省科技攻关项目及卫生部中标重点科研项目，由他主持，温病教研室的师生参加，全面开展了理论研究、实验研究、药物(出血热预防片)研究和临床研究。他们在西安、周至、武功、长安多处设点投药观察，经过八九年的艰苦工作，取得了十分肯定的结论，保护了千千万万青壮年的健康和生命，证明了祖国医药学术对严重急性传染病——流行性出血热的有效预防作用。他发明的“出血热预防片”获得省卫生厅批准正式生产，这项研究的理论成果《中医药预防出血热研究》最终也以专刊出版。这是郭谦亨教授在温病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
从1983年到1990年，他又积极筹划，带领研究生展开了对温病卫气营血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建立动物模型、确定攻关目标、制定观察标准，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科学的实验与观察。1989年，郭谦亨教授积劳成疾，但他仍然抱病指导研究生坚持完成了这项重要课题。1992年，《温病卫气营血证候动物实验研究》正式出版，中医学家黄星垣先生及中医学家金寿山先生的高足柯雪帆教授为之作序。黄星垣先生在序中说：“由著名中医温病学家、陕西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郭谦亨教授主持的《温病卫气营血证候动物实验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已经完成……这是近年医坛振兴中医温病学术的首传捷报，也是郭谦亨教授领衔对温热病的研究，由理论探讨和临床应用，深化转入实验研究的创新之作。因此，《研究》的问世，在反映温病学说的提高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推陈出新和开拓导向的学术意义。”
药王孙思邈是一代伟大的医药宗师。郭谦亨教授一贯重视对孙思邈的道德、学术及医药经验的研究。他多次参加有关孙思邈的学术研究活动，发表了多篇论文。1989年，他又应约与赵石麟教授、张文教授、李经纬教授等一同发起组织对孙思邈学术的全面研究。他负责孙思邈有关诊断、伤寒、温病等部分学术的研究任务。1995年，宏篇巨著《孙思邈〈千金方〉研究》正式出版，全书洋洋一百五十万言。这部力作是迄今为止研究孙思邈思想最全面、最深刻也最权威的论著。
郭谦亨教授注重学术交流，待人谦和诚信；与同道交往向无门户派别之见。他在六十多年的医学生涯中有着广泛的交谊和学术交流活动。20世纪50年代，他就在西安与当时著名中医专家如景莘农、黄竹斋、沈反白、李棣如、王新吾、王懋如、麻瑞亭、穆少卿以及叶瑞禾、吴济棠、汪美先等专家交往颇深，一起探讨学术，共商兴医大事。60～80年代，由于工作需要，他到全国各地开会、讲学，也接待赴陕访问的学者，交往更加频繁，国内著名中医专家、学者，如北京任应秋教授、董建华教授、赵绍琴教授，上海金寿山教授、柯雪帆教授，南京孟澍江教授、沈凤阁教授、王灿辉教授，广州邓铁涛教授，重庆黄星垣教授，成都凌一揆教授，湖北李培生教授，福建盛国荣教授，安徽王乐陶教授，江西万友生教授，浙江蒋士英教授以及第四军医大学吴一纯教授、施新猷教授，陕西赵石麟、张文、李兴民研究员等都有密切交往，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和私人情谊。他的渊博学识和谦厚之风也得到同道的钦佩与尊敬。
八、温病学家一代医哲
郭谦亨教授今年已届八十二岁高龄。他幼承家学，博采众长，精探医源，热爱中医，终身献身中医事业，矢志不渝。在六十多年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勤于治学，刻苦钻研，勤奋求进，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精于医疗，事病如亲，认真负责，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造诣高远，已至耄耋之年，对求诊之人仍然来者不拒；他善于教学，从教四十年，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诸多温病学栋梁之才；他长于科研，在理论、临床、实验、药物研究方面都有重要建树和创新，尤其对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之，郭谦亨教授在中医药学方面的宝贵经验、巨大成就和卓越贡献是十分丰富的，全方位的。他不仅是我国著名温病学家，也是一代医哲！
对于郭氏中医家族来说，他是杰出的、惟一的第四代传人。他不仅全面继承家学，而且有许多重大发展创新，使郭氏中医世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