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系统的学术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当时学术书只有鲁迅的著作可以读。在恩师李何林先生指导下，我于1974年出版了《鲁迅论文学艺术遗产》（资料长编）。随后李何林先生嘱我用这批资料写一组论文。1978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刊出了《鲁迅论陶渊明》。我立即送给古汉语专家恩师马汉麟先生。马先生接过刊物翻了几页，并语重心长地说：“鲁迅论古代作家是鲁迅的意见。你能写出《鲁迅论陶渊明》，这很好；但更重要的要写出吴云论陶渊明，这才算你的学术水平。”在马先生的教导下，我尽快结束了鲁迅对中国古代作家的论述，并结集《鲁迅论文艺遗产浅探》的论文集于1979年出版，随即进入陶渊明研究。
陶渊明（365～427）是我国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又是中华民族田园诗人的鼻祖。他为了不与东晋黑暗的官场同流合污，承担着辞去县令官职，妻儿将受饥寒之苦，毅然回归乡里。为了全家生活，陶渊明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中，唯一亲自躬耕垄亩的诗人。他接近农民，同情农民，反映农民的疾苦。他生活在文学创作讲究辞藻华丽的时代，而他的创作却用朴素的语言，时而还采用田家语入诗。正因为陶渊明的为人和创作的独特性，使成为历代褒贬不同的作家之一。一千五百余年来，对陶渊明的研究，是逐渐展开，步步深入的。东晋时玄言诗充斥文坛，刘宋时山水诗又极盛一时。具有充实内容和独特风格的陶诗，反而不被当时人们所重视。现存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是当时唯一谈论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但只对陶渊明的为人赞赏备至，未能对其作品作出全面地、公正的评价。南朝诗风愈加华靡，一般文人对陶诗仍然十分冷淡。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专著，对陶渊明及其作品一字不提。《宋书》的作者沈约虽然为陶渊明立了一个传，但在文学上所推崇的仍是颜延之、谢灵运二家；钟嵘的《诗品》对陶诗有所赞扬，但还只列在“中品”，位居潘岳、陆机之下；到了梁代的萧统，才给陶渊明比较高的评价。可以说在南朝，陶渊明还没有应有的重视。
陶渊明诗真正受到普遍的重视，还是从唐代开始的。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对陶诗的思想和艺术作过极高的评价。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在创作上更是极力学习陶诗文的风格。宋代是一个学术鼎盛的时期，对陶渊明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据后来统计，此时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而评论陶渊明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如苏轼、朱熹、陆九渊、陆游等都对陶渊明作过评论。这时研究的范畴扩大了，从陶渊明的生平、思想到他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以至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开始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对某些问题展开了争论。元代研究陶渊明的人很少，到明代才又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时期研究者的工作，大都是解释前代所提出的问题。到了清代，对陶渊明的研究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据我们所知，此时代单是陶集，就新出了三四十种，论及陶诗的著作达到百余种之多，并出现了研究陶渊明生平或作品的长篇专著。清代的不少学者致力于资料的汇编和考订；关于陶渊明的家世、生卒年月、作品真伪等许多问题，均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到了“五四”以后，构成了新旧时代不同时期由于唯物史观的输入，对陶渊明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专门论述陶渊明的文章与著作，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陶渊明的思想和他与时代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求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学研究强调把政治思想放到首位。但由于某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上述要求把握不准确，时而有庸俗社会学的现象产生。从1953年到1957年和1958年到1960年3月曾发生两次关于陶渊明的讨论，仅以第二次讨论而言，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收到论文251篇，约120万字。在讨论中，大家对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家庭、生活、作品、艺术风格、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对后代影响都涉及了，而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收获不小。不过在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些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来生硬地对待陶渊明这样一位古代伟大作家的倾向，显示出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性。正如《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陶渊明讨论集》（1961年版）前言中所指出的：“在讨论中谈得很不够的还有下面一些问题：例如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究竟占何种地位；在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陶诗的艺术风格，如对《饮酒诗》二十首、《拟古》九首、《咏贫士》七首等作品分析得都很不够。这些还有待于今后再作探讨。”从1978年起，笔者对上述讨论得很不够的一些问题，分别写成论文。此外如何分析陶渊明归隐问题和陶渊明思想矛盾实质等问题仍有分歧；为此笔者加写了《从陶渊明的归隐看他的政治态度》和《“贫富常交战”——试论陶渊明的思想矛盾》两篇文章。陶渊明的唯一爱情赋《闲情赋》在大讨论中未涉及，平时也未见有研究者写文章。因而笔者又加写了《闲情赋》散论。上述论文写成后，分别在全国各地学术刊物上刊出，并于198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了《陶渊明论稿》一书。我写的上述论文，具有填补空白和加深研究的性质，而不是对陶渊明的全面论述。
陶渊明研究的高潮，发生在20世纪的1978年—2000年。其主要特征是研究观点与方法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术界掀起了编写本世纪各学科学术史的高潮。北京人民出版社主持出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0卷，其中《魏晋南北朝研究》为其中的分卷。原定由中国科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先生任该卷主编。徐先生因编务繁忙，让我协助他完成此事。后来由于徐先生短期生病及其杂事太多，嘱我完成此任务。我除了主持《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编辑事务外，自己也承担《20世纪陶渊明研究》的任务。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到世纪末，仅出版有关陶渊明著作及有关文学史近40部，论文千余篇。在落笔前，有关论著和论文均要读一遍。选录谁的著作，评述谁的论文，不仅需要时间，还要有鉴识。为此我用近五年的时光写出了七八万字的《20世纪陶渊明研究》，并完成该分卷的编辑任务。此后我又将上述文章，修改成近两万字的论文《“陶学”百年》，在《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刊出。可能由于我对陶渊明研究做出了上述各项工作，于200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日第二届陶渊明学术学者讨论会上，我代表中方陶学研究者作主题报告。令我欣慰的是我的《陶渊明论稿》和《20世纪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合为一部书，并要以丛书之一种和读者见面。我已八十岁，乃耄耋老人，仅以此书出版为纪念。此书得以出版，得到天津古籍出版社领导的支持；特别是责编赵娜女士，对本书稿提出修改意见之准确，审查文稿之精细，搜聚插图之用心，从而使拙著增色颇多，谨此一并致谢。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