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归隐，是个议论纷纭的问题。下面就从归隐入手，来探讨他的政治态度。
一
陶渊明青年时代是个有抱负、关怀祖国统一、想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的人。他在《杂诗》中曾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中表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像这样一个有理想、有志气、慷慨激昂的诗人，为什么后来却归隐田园，与官场诀别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仍需要从社会政治原因和世界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社会政治的原因。东晋政权偏安江左，门阀士族把持政权。这是个极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晋元帝南渡后，政治上主要依靠从北方南下的士族大地主，还联合了少数南方的士族作为他的政权的基础。士族为了他们本阶层的利益，不仅不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而认为保持了分散割据的局面对他们更有好处。
由于门阀士族当权，决定了他们对外不仅不想收复失地，统一祖国山河，反而千方百计地限制或打击坚持抗战者。东晋南渡之初的爱国将领祖逖抗战有功，带领士卒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土地。王导和晋元帝不仅不支持他，反而扼制他的抗战，致使祖逖忧愤而死。桓温虽有野心，但对北伐也有功绩。当他在广大人民支持下，恢复了中原一些失地，并建议迁都江北，以利进一步恢复失地时，却遭到了士族们的反对。尽管绝大部分士族大地主反对收复失地，但广大人民群众仍是要抗战的。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苻坚发动了九十万大军，企图一举消灭晋军，而在淝水两军进行决战时，东晋却打了大胜仗，使东晋政权转危为安。然而好景不长，统治阶级只求苟延残喘，东晋政权虽然以后曾有刘裕北伐，也取得了显赫的战绩，陶渊明也为此庆祝“九域甫已一”，但刘裕篡权心切，放弃了关中，忙于回到建康做皇帝，再不顾收复失地的事。民族的危亡，国家的残破，抗战者有的受压抑，有的以抗战为名，实则为了自己的权势，而对祖国的命运漠然置之。对这些，陶渊明有的是耳闻，有的是目睹。作为一个有理想，关怀祖国统一事业的诗人，陶渊明对上述种种感到了失望和愤慨。
东晋这个极端腐败的门阀士族政权，一旦民族矛盾稍缓和，士族内部间的权力之争便立即尖锐起来。仅以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来说，就经历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的刘裕篡夺晋政权。统治阶层内部斗争，既有帝室之间的矛盾，如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之间的争夺；也有晋帝室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如王恭、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晋室。这群穷凶极恶的统治者，只知享乐，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与民族的存亡。“孝武帝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孝武帝花天酒地不务正业，把权柄交给司马道子，而司马道子纸醉金迷，把大权交给儿子司马元显：“道子日饮醇酒，而委事于元显”。朝廷上的统治者如此腐败堕落，而地方上的士族，也在花天酒地，无限制地对广大人民进行剥削，搞得“仓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已来，十去其三”。
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争权、腐化，势必导致用人上的任人唯亲。司马道子当权时，不仅让儿子在中央掌大权，连地方要职均要委任私人：“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东晋时的用人，已把西晋时所搞的门阀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真如史书所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很少能得到较高的官职。正直而又有理想的陶渊明，看到东晋的政权到处充满了腐朽与黑暗。他虽然不满昏暗政治，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现实，为此便决定走长沮、桀溺于乱世隐居的道路。明代陶文焕已看出这一点：“屡言沮、溺以自况，所处之时运同也。”既然“时运同”，均为乱世，陶渊明要保持自己“怀正志道之士”的品德，便只好“乃逃禄而归耕”，以归隐诀别东晋官场。
其二，陶渊明的归隐，还与他的世界观有密切关系。陶渊明的世界观是错综复杂的，是在矛盾中发展的。陶渊明早期世界观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要改革政治，干一番事业，另一方面他欲安于乡里，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他在《命子》诗中叙述他的祖先陶舍在汉初曾建立功业：“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也在同一首诗中，他又写道：“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这就告诉我们陶渊明很早在他的世界观中便存在着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的思想了。
青年时代，陶渊明虽然有欲仕欲隐两种思想的矛盾，但从他的愿望来说，则希望东晋最高统治者是个明君，政治清明，他可以尽力干一番事业。这是他早期世界观中的主要方面。例如他的“少时壮且厉”和“猛志逸四海”等诗句，都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也就在这“少壮”时代想干一番事业之际，那种留恋田园，追求纯真自然的思想也同时存在。他的《五柳先生传》和中年以后追述早年思想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都是有力的证据；只不过后者在当时不占主导地位罢了。
陶渊明在欲干一番事业思想的支配下，他真的出仕了。然而森严的门阀制度落得只是祭酒、参军一类差使；特别是官场的黑暗与行役之苦，使他刚踏上仕途没多久便失望起来，又怀念他久居的田园了：“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边做官，边后悔，在悔恨时，便高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由于陶渊明世界观的矛盾，加之社会现实使他失望，他从二十九岁入仕时起，曾三次出仕，三次归隐，这中间隐与仕的矛盾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几次出仕使陶渊明对东晋政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这在他归田后所作的《感士不遇赋》中反映得极为具体：“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陶渊明认识到正直的人不仅“受谤”，而且随时有坠入“密网”而丧失性命之虞，而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步步高升，即便做了坏事也会逍遥法外。他深感到此种世道与“三闾”（屈原）生活的年代毫无区别了。这时，他丢掉了幻想，感到过去的“壮志”、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错了（“悟已往之不谏”），此时他归隐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终于他以“吾驾不可回”陶渊明的决心同污浊的政治永别了。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出仕，到四十一岁归田，共十三年。这十三年仕与隐的矛盾不仅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斗争越激烈，结果是归田思想占了上风；此种思想指导他的行动，致使彻底归隐田园，尽管后来统治者许以“著作郎”的较高官位，也被他果断地拒绝了。
二
陶渊明的归隐，在政治上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还须从他归隐后的所作所为作进一步的考察。
陶渊明归隐后，第一步便是回故乡参加劳动。尽管陶渊明归田时家境还不十分贫困，有奴仆代他劳作，他的劳动也不能与广大农民的耕作相提并论，但是他毕竟参加了劳动。由于战乱频繁，天灾、火灾的袭来，他生活一年比一年穷困，他参加的劳动也随之而增多。劳动加多了，对劳动的意义也逐渐提高了认识：“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为例，说明“八政始食”，吃饭对人们的重要性。历代统治阶层大都是鄙视劳动的，而陶渊明离开污浊的官场前 后，自愿参加部分劳动，还写诗歌颂劳动，仅就这一点来说，便是对封建时代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
由于陶渊明的参加劳动，从而也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近劳动人民。虽然跟陶渊明来往的农村人中多为一些文人，但不容否认也有一些勤劳朴素的农民。他同这些农民“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随着同农民来往较密，天长日久，很自然便建立起感情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陶渊明同农民感情的加深，相对地便与世俗官场的感情更为疏远了。
归隐后的陶渊明，对农村风光尽情地歌颂。对此，有的论者说，这是美化了封建社会苦难的农村，使读者看不到尖锐的阶级矛盾。不能否认陶渊明讴歌农村包含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陶渊明讴歌田园风光的美，是把它同丑恶的官场对立起来，用以衬托东晋政治更为可憎。陶渊明笔下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实际上是与东晋官场的“樊笼”作对比的，写得很朴实、自然。他有的诗还明白写出他归田园是如同“羁鸟”“复得返自然”，“池鱼”归“故渊”。由此我们说，陶渊明归隐后的歌颂田园，就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来看，都是对东晋黑暗政治的一种否定。
陶渊明归田后所写的农村不尽是“恬静”、“悠然”，他也写了由于战乱、天灾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例如：“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这是说，由于霜露早降，寒气早临，农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又如在《还旧居》一诗中，作者叙述了他离别六载的旧居上京，当他再次回去一看，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阡陌不移旧”，但“邻老罕复遗”。为什么邻居很少存留呢？作者没有明说出来，但读者一看便知：陶渊明的家乡柴桑一带，在那几年屡经战乱，人民在战乱中死的死，逃的逃，所剩无几了。陶渊明归田后的诗文创作，直接反映农民疾苦的确实不多，但曲折反映农民疾苦的亦不少。如《杂诗》云：“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此外，他还写了乞食的诗。当然，我们不能把陶渊明的穷苦同农民的穷苦同等看待，但是也不能否认陶渊明归田后越来越穷困的景况。他曾挨过饿，也是事实。作为庶族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归田后尚且穷困到如此地步，那么农民的穷困境况如何，也便可想而知了。
正由于陶渊明生活穷困了，他又看到农民终年劳动而仍不免饥寒交迫的状况，因此，他的思想中激起了某些变化，产生了想要逃避统治阶级徭役赋税的思想；并由此而幻想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从而创作出《桃花源诗并记》来。但他幻想的这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都“怡然自乐”的社会，在中古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陶渊明的这个幻想境界是美丽的，又是与现实的战祸、赋役、世俗混浊的东晋社会相对立的。这是陶渊明又一次用创作表白他不与东晋社会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
三
我们说陶渊明的归隐应当历史地予以肯定，是因为他的归隐同历史上许多隐士的表现不同。我们翻检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古代的隐士大致分为以下四种：
一、对国计民生的事毫不关心。用鲁迅的话来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例如，《晋书·隐逸传》所记载的四十个隐士，与《宋书·隐逸传》中所记载的十八个隐士，大多数属于这一类。他们的隐居，对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疾苦毫无益处可言，实属消极的归隐。
二、因为反对社会的革新进步而归隐的。这类隐士可以伯夷、叔齐为代表。此种隐士本应受到批判，但历代有些统治阶层文人却歌颂他们，韩愈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隐士，历史上记载虽不算很多，但应当受到谴责，则是无疑的。
三、以归隐作为当官发财的手段，即所谓“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例如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曾被称为“庐山三隐”。但三人的政治态度却迥然不同。刘遗民史书无传，而周续之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便有记载：“后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为此陶渊明作诗批评周续之等说：“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周续之不仅为刺史讲《礼》，而且还接受刘裕的馈赠。《宋书·隐逸传》本传云：“高祖北伐，还镇彭城，遣使迎之，礼赐甚厚。每称之曰‘心无偏吝，真高士也’。”被刘裕称为“真高士”，可见周续之也不是真的隐士。历史上像周续之这类借归隐沽名钓誉的人，是很多的。鲁迅认为这类隐士是和“官僚最接近的”，不是由隐而官，便依官而名利双收。
四、陶渊明式的隐士。他与上面所讲的三种隐士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陶渊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围绕这个君主聚集一些有才干辅弼之臣，使政治清明，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他自己也希望在此种政权下干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他碰到的偏偏是政治黑暗的乱世，他无力改变此种局面，只好以归隐表示对黑暗政治的不合作与反抗。为此，我们认为陶渊明式的隐士虽然有其局限性的一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坚守政治清明则仕，政治昏暗则隐的原则，还是应加以肯定的。
在陶渊明的归隐问题讨论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把“陶渊明忠于晋朝”认为是陶的“一贯的言行”，并看成是出仕与归隐的原则，这篇文章结论中说：“由于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主宰着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言行，因此，大士族出身的桓玄也好，寒族的刘裕也好，只要在还没有篡晋之时，他都可以在他们手下做官；刘裕的北伐也好，削弱士族势力与藩镇割据也好，只要是为代晋而发，他都以归隐表示反对，在客观上他确实也反对了刘宋的某些历史进步性。”论文认为陶渊明“忠于晋朝”的论据之一，是“陶渊明在桓玄专政和夺位过程中，真是从事农耕了”；后来“刘裕打着复兴晋室的旗号起兵讨桓玄”，“陶渊明就参加了刘裕的幕府做镇军参军”，“他又出仕”，因此说他“志在扶晋”。论据之二，是陶渊明“在义熙元年（405年）刘裕掌握晋朝军政大权时就自免去职，作《归去来兮辞》”；刘裕为了篡位而杀晋恭帝，陶渊明作《述酒》诗为“东晋灭亡”唱“挽歌”。这显然是不符事实的。笔者认为：不可否认陶渊明是有忠晋思想的，但从他出仕与归隐的主要原因来考察，以“忠晋”为主要依据则不妥。为什么呢？原因是陶渊明的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隐的思想，在他未出仕就有了；他做晋朝祭酒、参军的十三年中，此种思想是贯彻始终的，为此才出现了三仕、三隐的事。高、何论文还批评了陶渊明反对刘裕篡晋是在客观上“反对了刘宋的某些历史进步性”。这应该采取分析态度来看。刘裕代晋后，建立起刘宋王朝，在历史上确实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刘裕也有权欲熏心的一面。他北伐收复关中是应该肯定的，对这一点陶渊明也未反对。问题是刚刚收复长安，关中尚未稳定，刘裕便匆忙返回建康，忙于称帝，使已收复的大片土地再次陷落，使广大人民又陷于异族统治者的血腥统治之下，这是刘裕的罪过，对这一点，陶渊明反对刘裕还应肯定。由于陶渊明思想中有忠晋的因素，又看到刘裕也是个野心家，他未分清刘裕代晋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便在《述酒》等诗中反对起刘裕来，这正是陶渊明在当时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但不能为此便得出“忠晋”是陶渊明出仕与归隐的主要依据的结论。陶渊明的生活道路及他的全部作品均表明，他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东晋的黑暗政治，他的归田主要是政治太黑暗，他的理想破灭了，于是他才采取与晋政权决裂的态度。
高、何论文尽管对陶渊明政治上未完全否定，但在归隐问题上，基本上是否定的。虽然文中也说：“完全用为晋守节来说明陶渊明的归隐，未免有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笼统地说什么陶渊明处于政治极端黑暗的魏晋南北朝这个大的历史时期，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就是反对黑暗的门阀制度，也确实不大符合陶渊明个人言行的实际，因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没有反对门阀制度的辞句。”但在具体论述时，还是把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上面所说的认为“忠晋”是陶出仕与归隐的主要依据便是例证。此外，高、何二人仅从表面上看陶渊明的诗文中没有反对门阀制度的词句，便认为他未反对门阀制度。事实是，陶渊明的时代正是门阀士族统治最厉害的时代，陶渊明归隐后写的大部分诗文，其矛头主要指向了当时的黑暗政治，实际上这就是批判了门阀制度。高、何二人对陶渊明的归隐，在政治上基本持否定态度；我们却认为陶渊明的归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政治上考察，虽有其消极面，但从主流方面看，则应给予肯定。其理由是：
第一，陶渊明虽然归隐了，但他决不是站在人民头上，积极钻营，对社会一切漠不关心的隐士。他尽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在经济上也确曾有一定的剥削收入，但他不属于生活糜烂、挥金如土的士族大地主阶级中精神贵族的一员。
第二，陶渊明归隐后，走进田园，躬耕垄亩，与农民往还，跟劳动人民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仅就这一点来说，便是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文人所做不到的。
第三，陶渊明归隐后的创作，不仅表现出他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憎恨，而且对人民的疾苦有所同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某些愿望，如《桃花源诗并记》便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