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九首
其一：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
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
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
其四：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其五：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
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
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
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
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
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其六：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
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
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
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
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
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
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之。
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
其八：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其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拟古》诗共为九首。对这一组诗，无论古人或今人，写专门文章进行探讨者不多。倘若将该诗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及艺术特点作较为深入的研究，对进一步了解陶渊明的思想及其多种艺术风格，是很有意义的。
一
《拟古》诗，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诗人此时心情低沉，感慨极多，因此作者对东晋灭亡的感叹和由此而引起的感伤，便成了《拟古》诗的主要内容。尤以第九首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中的“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四句，黄文焕曾作过评论：“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弑晋主于东堂，立琅琊德文，是为恭帝。己未为恭帝元熙元年，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这一组诗中反映作者对晋室灭亡的感伤和依恋的，还有《拟古》第三首。诗中通过对燕子的问话，表示对晋室的依恋。邱嘉穗在论述该诗内容时指出：“自刘裕篡晋，天下靡然从之，如众蛰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独惓惓晋室，如新燕之恋旧巢，虽门庭荒芜，而此心不可转也。”然而近代有的论者却认为这首诗乃“表达了作者的隐居不仕的坚决意志”，显然此种观点是不确切的。从《拟古》全诗的写作时代及其内容、情调上看，黄文焕、邱嘉穗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作者对晋室的眷恋，应是它的主题之一。
晋室的灭亡，陶渊明不仅哀悼与眷恋，而且在心情上无限忧伤。如《拟古》第四首，就反映出作者的这一情绪。虽然从诗的表面上看好像说荣华、富贵的不久长，但我们透过诗的现象，便会看出此诗是作者因晋、宋易代而引起的感伤。正如黄文焕所说的：“前六语纯从国运更革寄怆，后八语兼拈士人生死分恨，然后总结以荣华怜伤。马璞也说：“此首伤篡夺者之无知也。”由此可见，用“国运更革寄怆”，即因晋亡而引起的感伤来理解此诗的主题，是比较恰当的。
讴歌封建时代的所谓节义，则是《拟古》诗的又一主要内容。如第二首便如此。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田子泰。据《三国志·田畴传》记载：田子泰，名畴，字子泰，汉末右北平无终人。董卓欲自立为帝，迁献帝于长安。田畴曾接受幽州牧刘虞之请，到长安朝见献帝，诏拜畴为骑都尉，他因政治形势之故未接受此官职。当田畴回到幽州时，公孙瓒已杀了刘虞；而田畴仍到刘虞墓前拜谒，并上表哭泣致哀。田畴此种举动，激怒了公孙瓒，为此将畴拘捕。公孙瓒感到捕杀田畴均会失去人心，后又释放了田畴。田畴被释放后，便到徐无山中隐居，百姓跟他一块隐居的竟达五千余户。在陶渊明看来，田畴到长安去朝见献帝，以及刘虞被杀后他仍到其墓前致哀，所有这些均属节义行为。为此作者在该诗中称田畴为“节义为士雄”。邱嘉穗指出：“陶公此诗，正指汉末田子泰而言。观其出处之正，真可谓节义之雄者，而陶公平生出处亦甚与之相类。”
《拟古》诗第五首，也是追慕节义的。诗中描写一个他所仰慕的人。陶渊明为了见到这人，曾越“河关”，千里迢迢去拜见。待见到此人后，便听到悲凉凄绝的琴曲。诗的最后以“从今知岁寒”作结。诗人为何要引此语作结呢？盖亦伤时之意。由于易代，趋炎附势之徒，争相归顺新主，为此陶渊明写出做人要经得起考验的诗语。过去许多批评家，认为“东方有一士”的“士”，乃渊明自喻。清人指出：“此公自拟其生平固穷守节之意，而托言欲观其人，愿留就在耳。”陶渊明确实重视节义，为此他才讴歌节义。说此诗是作者自喻或自寓，我以为均可通。在《拟古》诗中，讴歌节义者还有第一、八两首。第一首，作者通过出游负约，远行不归的事迹，谴责了时人轻易妄从，不守节义。第八首，叙一少年远游而未遇知己，从而批评当时社会的不重节义。陶渊明的批评不重节义，正是他重视节义，并和前面我们所叙述他的讴歌节义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拟古》诗九首，其主要内容是表现了作者对东晋灭亡的哀悼和对封建社会节义的钦羡。从表面上看，其内容似乎可分为两个方面，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联的。由于晋室灭亡，才引起作者对它的哀悼，更由于作者对晋室灭亡有深切怀恋与哀悼之情，他才追羡和讴歌节义。
二
陶渊明确实有忠晋的思想，《拟古》诗中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已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是否因此便可判定陶渊明是晋王朝的忠臣了呢？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把复杂的陶渊明简单化了。但这样的作法，无论过去或现在居然都有。他们或抓住某些诗句，或抓住一二件事，便匆忙下结论，判定渊明是忠臣。尤其是宋代和宋代之后，许多研究陶诗的人，以“耻事二姓”为渊明的主导思想来考证他的作品，认为陶诗大多数为眷怀故君之作。这种研究方法和结论显然是片面的。持陶渊明是晋室忠臣的论者，他们忘却和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陶渊明是看不惯东晋黑暗、污浊的政治，才决心归隐的；而且他的归隐与东晋政治诀别，是在东晋灭亡之前。如果说他是晋室忠臣，他就不会走与东晋王朝诀别的道路。渊明是否为忠臣，“诀别”这个行动最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事实已告诉世人，渊明不是封建社会中既不问政治清明或昏暗，也不问君主的贤明或昏聩，至死都要忠于这个王朝的忠臣。对这一点，总不该再有怀疑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陶渊明对晋王朝的态度比较复杂。当刘裕代晋之前，陶渊明用诗文揭露、批判晋王朝政治的腐败，而且还以其归隐的行动不与晋王朝合作。然而晋王朝一旦被刘裕取而代之，他又批判刘裕，并眷怀这个曾被他憎恶的政权。《拟古》诗九首，充分说明了陶渊明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的复杂性。
其实，陶渊明的这种对东晋政治的矛盾心理是并不难理解的。他生活在中古封建社会的时代。他虽非名门世族出身，社会地位不高，但他毕竟是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游好在六经”，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当东晋王朝腐败时，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必然要对它揭露、批判；但当这个王朝灭亡了，他却又对它表现出惋惜、留恋，并唱挽歌。陶渊明的这种表现，既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他所处的地位实际。总之，他这种思想、行为的矛盾是被历史与其阶层地位决定了的。
由于陶渊明哀悼晋王朝的灭亡，并留恋它，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歌颂过封建社会中曾表现出节义行为的历史人物，也是自然的事。例如他敬羡与歌颂田畴，是因为他认为田畴对刘虞的忠诚的行为，符合封建社会“圣人”们所提倡的节义。在陶渊明的心目中，能称得起节义的人，需要经得起考验。为此他在诗中吟出“从今知岁寒”的话。所谓“岁寒”，在此处即指晋朝灭亡了，但要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后凋”来，即不为新朝所用，不趋炎附势。陶渊明歌颂封建社会的节义，在其行为上，最多也只能做到不为刘裕所用，不趋炎附势而已。至于像清代吴汝纶评《拟古》诗所说的：“此数诗全是故国禾黍之痛，盖公之素抱，欲起兵而不能也。”这实际上夸大了陶渊明的忠晋思想和行动。尽管他在晋亡之前批判它，不与它合作；晋亡之后哀悼它，留恋它；但若真的让陶渊明用起兵之类的行动为晋报仇，他是绝不肯干的。这便是陶渊明对晋王朝的全部态度。恩格斯在论歌德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政治态度带有二重性时指出：“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有时则相反，“他亲近它”，“甚至保护它”。陶渊明对晋王朝也有二重性：他揭露它，又眷恋它。但从总的来考察，眷恋绝非是他政治态度中的主要方面，而揭露、批判晋王朝，才是其主要方面罢了。
三
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在艺术手法上的显著特点是隐曲，一反其朴素、自然的风格。在这组诗中，其隐曲的风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比兴手法运用得较普遍；二是多用典故。例如第三首：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此诗全篇均用比体。诗人在开头四句诗中，用春天的雷声，使蛰伏在地下的动物受到了惊动，草木发芽，枝叶伸展的情况来比喻刘裕代晋后，众人趋炎附势的状态。接下去，作者又以燕为喻，并把燕的旧巢比作晋王室，燕之恋旧巢，暗指诗人的眷怀晋王朝。对这首诗的艺术手法，邱嘉穗讲得较为透辟。他说：“自刘裕篡晋，天下靡然从之，如众蛰草木之赴雷雨，而陶公独惓惓晋室，如新燕之恋旧巢，虽门庭荒芜，而此心不可转也。末四句亦作燕语方有味，通首纯是比体。”的目的。运用比体的还有第九首。张荫嘉论述此诗的内容和写作特点时讲得有道理。他说。“此拟讥人托身不慎之诗，通首用比。”
《拟古》诗，在一首诗中同时运用比兴两种表现方法的，其中最典型的当推第七首：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二句，是因季节而起兴；“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两句又即物起兴。诗中又借美人而说出心里话，又是比体。一诗之中，比兴交用，它不仅加强了诗的美感，同时出现的意境也极为鲜明。这个评价并非过誉，此情此景，人们读完最后两句之后，不禁百感交集。在《拟古》诗中，以比兴起者，还有第一、六两首。如第六首开头四句：“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即是兴中有比；第一首的“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也是如此。陶诗中直抒其情，直写其事的赋体较多，而突然间在《拟古》一组诗中，用了这么多的比兴手法，是值得重视的。
在《拟古》诗中，不仅用比兴手法，而且还用典来写诗，这也是陶集中所罕见的。例如第二首：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陶渊明是个爽快的诗人，他的诗大多数有什么便说什么，自然朴素，而此处突然用古人事迹来表达其自己的思想感情，读者定会感到有些奇特。
由于诗的隐曲，往往一首诗，有许多解，使古今人只能猜测。意；还有些论者说是关于慨叹晋亡的政治诗。不只这一首诗有多种猜测，《拟古》诗九首，几乎没有一首在讲解上没有争议的。我们毫不夸张地说《拟古》诗的艺术风格比《饮酒》诗二十首还要隐曲。《拟古》与《饮酒》这两组诗在风格上有相似处。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不同之处。作者在《饮酒》诗中虽然也用典，但毕竟还敢于在某些地方较直接地批判或揭露东晋统治者。如谈及当时社会时则用“道丧向千载”、“三季多此事”、“鸟尽废良弓”等诗句，批判当时政治和刘裕这个新统治者。但在《拟古》诗中，上述直接批判性的语言不见了，随之而用的是比兴手法和多使用典故来抒发其愤慨。例如第五首：“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仅在一首诗中就用了这么多的典故，倘若我们不了解作者写作的时代，简直不知所云。
为什么《拟古》诗和《饮酒》诗在风格上大体属同一类型，还有上述的区别呢？这与两组诗的写作的具体时间有关。《饮酒》诗写于刘裕代晋前夕，虽然政治上有高压，但诗人还能比较直接讲点儿时政的话。但是《拟古》诗却不同了，它产生于刘裕刚代晋之时，刀光剑影仍在眼前，为此陶渊明只好以《拟古》的形式，隐晦的语言，加上用典来表达他欲说的话。
总之《拟古》诗九首表现出陶渊明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复杂的同时，他的艺术风格亦有相应的明显的变化。这就说明一个作家往往有几种风格，但其中必然有一种风格是主体。无疑，陶渊明艺术风格的主体仍是自然朴素，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幻和作者思想的变化，陶渊明在其《拟古》诗中，明显地表现出他隐曲的艺术风格，这是我们在探讨此组诗时应该特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