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对于贪利的敌人，要以小利引诱他；对于处于混乱状态的敌人，要乘机战胜他；对于兵力充实的敌人，要加强力量防备他；对于兵力强大的敌人，要避免与他决战；对于易怒的敌人，要骚扰激怒他；对于自卑而谨慎的敌人，要使他更加骄狂；对于体力充沛的敌人，要设法使其疲劳；对于内部和睦的敌人，要设法离间他们。
§§作战篇 速战速胜，不打无准备之仗
《 孙 子 兵 法 》 品 读
西汉陶俑
作战篇 速战速胜，不打无准备之仗
项羽
曹参
作战篇
速战速胜，不打无准备之仗
《孙子兵法》品读
作战篇 速战速胜，不打无准备之仗
作战篇 速战速胜，不打无准备之仗
军事后勤，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古今中外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对后勤建设无不非常重视。拿破仑在决战胜利后，曾把第一枚勋章挂在他的后勤部长的胸前；毛泽东极力强调军队生产队的作用，等等。时至今日，军事后勤理论日臻完善，但追本溯源可见到，军事后勤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框架，正是基于我国古代兵法名著《孙子兵法》而建立的。古代简陋的兵器和原始落后的作战方式与指挥方式，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先进的军事理论的诞生，《孙子兵法》至今仍被兵家奉为兵经。
战争是经济力量的对抗，是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的争斗和体力上的厮杀。尤其是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很不发达，人的体力与马匹的强弱甚显重要，因而作为将帅在谋略消灭敌人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保存自己。显而易见，饥困几天的士兵是谈不上有很强战斗力的，兵强马壮无疑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前提。而人要吃饭，马要食草，损坏了的兵器装备要有及时的补充，由此必须有切实可靠的后方勤务。对于这一点，2500多年前的孙武是独具慧眼的，他在兵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在那时，军事术语中还没有“后勤”、“军需”等词，但他在这里所列举的“辎重”、“粮食”、“委积”，却大体上包括了现代军队所说的后勤军需的基本内容。孙武的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个战争信条：军队无后勤，则不战自亡。
历史证明，没有经济条件与经济资源，是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古今中外战争都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竞赛，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是较强的。战国时代，商鞅就认识到“国不富，不可以养兵”。经济是实施战争的基础，战争严格受物质条件的制约。只有在充足的物质条件保证下，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同时，战争又会严重地破坏经济，致使国家处于困境而无力再实施战争。孙武通过对战争费用的实际考察，认为充足的物资保障是实施战争的前提条件。战争极大地依赖于后勤，只有物资齐备，方可兴众举师征伐。
战例
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攻占徽州后，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高瞻远瞩地送给他一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暂不称王。朱元璋认为老儒的话很有道理，即提出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按照老儒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受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战事之余开荒屯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壮丁，一面练武，一面耕种。这样一来，军队的后勤军需有了保障，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较早暴露自己，以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如此数年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开拓疆土，巩固根据地，在外人毫不留意的情况下，培养了一支足以与元军相匹敌的军事力量。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天强大，原先的盟友，为了争夺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于是，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不得不对盘踞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四周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以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
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并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做声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时刻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举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而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战死。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安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至应天，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廖乘机把船弄翻，使小明王溺死江中。这样，又为朱元璋以后的登基，扫清了一个绊脚石。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制服了浙江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了广东、广西。在实现了整个南部中国除四川、云南外的统一后，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了最后的大决战。
元朝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陷了宋政权都城汴梁（今开封），后又拔掉了宋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今安徽），把北方红巾军也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也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此时，它仅仅依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残局，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大军出发前，他亲自制订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撤除大部的屏障；再回师河南，剪掉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为我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可不战而胜。”
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当年十一月，徐达就率军推进到山东，平定了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又胜利进军河南，所向披靡，元朝将领纷纷归附。至第二年三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元大都的战略已告完成。
朱元璋在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下，在后方稳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做好了战前的物质储备，一旦时机成熟，便一举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这时他的实力已经是无人能敌了。他在这个过程中，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充分体现出他出色的战略决策意识。
⊙原文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孙子兵法·作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