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中国道家思想中的天堂乐园理想同其他主要文明中类似的神话理想相比较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一般的神话叙述总是把创世之际或创世后的第一时期作为黄金时代或天堂乐园时期，初始之完美体现于宇宙万物的创造和秩序存在本身；而老子则将宇宙开辟之前的玄同混一状态视为至高理想和原型范本，庄子更将闭目塞聪、无窍无知又无欲的浑沌充当初始之完美的理想化身。这一特异之处足以构成中国式乐园神话及东方修道术的原型特征，值得深入探讨。
究竟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从社会进化和文化演变的宏观视野上看，我们以为老庄哲学的这种特殊的价值取向植根于史前宗教的大母神崇拜，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映着保留在父权制文化之中的远古母系社会的女神宗教及神话原型。
神话学家认为，作为哲学宇宙论之基础和前身的创世神话具有几种典型的叙述类型。其中最为常见的两个基本母题分别是“造”与“生”。前一母题讲述某一至高的创世主神（常为男性神）用其特有的超自然力量与智慧创造出世界万物，并规定其存在秩序。后一母题则将宇宙的由来描述为生物性的生育过程。按照生育的方式上差别，“生”的母题又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1）双性生殖。由“世界父母”（the cosmic parent）交合后生育出世界。
（2）单性生殖。由一个原始大母神独立地生育出世界、诸神和人类。
（3）无性生殖。世界的由来过程被象征为宇宙卵（the cos-micegg）的破裂和分化。或从卵中生出一对孪生子，由他们最后完成世界秩序的创造。
在“造”与“生”这两类创世神话中，由男性创世主创造世界的神话和由世界父母双性生殖世界的神话都是父系制社会确立以后的产物；而由原始大母神独自生育世界的神话却是先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社会而存在的，这种单性生殖观念反映着那种“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社会。
当今国际最著名的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在四卷本著作《神之面具》中指出，东方和西方神话在起源上有一明显差别。西方神话主要发生于父权制的狩猎或游牧社会，反映着男神对女神的胜利取代或男神的统治地位。东方神话发生于农耕社会，反映着以女神为主的母权社会。由这一基本差异出发，坎贝尔还归纳出东西方神话的六大对立特征：
第一，西方神话强调男神对女神的统治和神对人的统治；东方神话强调男神女神平等和神人平等。
第二，西方神话强调男神女神之别和神人之别；东方神话强调男神女神和神与人之间的神秘“混一”。
第三，西方神话强调人的必死性；东方神话强调人的不死性。
第四，西方神话多表现野心与攻击欲；东方神话多表现被动性与和平。
第五，西方神话追求英雄主义；东方神话则不然，尤其当英雄主义体现为野心和斗争时。
第六，西方神话中的欲望在于建立独立的自我；东方神话中的欲望在于消解自我，回归于无意识。
坎贝尔的这种观点在神话学界引发了持久的争论，神话研究本身也具有了文化寻根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坎贝尔所归纳出的东方神话特征并不能完全适应所有的东方民族的神话，那么它对于老子和道家神话而言却是较为贴切和恰当的。
细读《老子》便不难发现，大母神原型在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原型有时被确认为是“天地之根”，即独自生育了整个世界的“原母”或“玄牝”；有时又被表现为神秘的“道”及其创生功能的隐喻：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第二十五章）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第一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第五十二章）还有时被用做生命力的源头或生命力持久的隐喻：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第二十章）
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第五十二章）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第五十九章）
在老子的意识中，宇宙万物的出现不是男性创世神“造”的结果，而是作为“道”的大母神“生”的结果。“生”这一母题弥漫在整个老子哲学之中：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复之。
（第五十一章）
大道汜，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成功不名有。爱养万物不为主，可名于大。（第三十四章）
天门开合，能为雌？……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章）
老子提倡的这种“玄德”，从其“不为主”“不宰”“不恃”诸特征看，显然同男性创世主观念格格不入。或许可以说，玄德的实质在于母性的生命力。透过老子关于“玄德”和关于道的创生功能的各种表述及象征语汇，似乎在背后可以发现一种潜在的单一雌性生殖观念。追溯此种观念的史前发生根源，将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大母神崇拜。
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又称大女神（the Great God-dess），或译“原母神”，是比较宗教学中的专门术语，指父系社会出现以前人类所崇奉的最大神灵，她的产生比我们文明社会中所熟悉的天父神要早两万年左右。人类学家和宗教史学家认为，大母神是后代一切女神的终极原型，甚至可能是一切神的终极原型。换句话说，大母神是女神崇拜的最初形态，从这单一的母神原型中逐渐分化和派生出职能各异的众女神及男神。
西方学者对大母神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材料，但有些问题至今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在西起西班牙东至西伯利亚的整个欧陆区域陆续发现距今二三万年以前的女性雕像，大多数学者确信这些最早出现的女性偶像就是大母神信仰的对象化表现。这些女神像长约5-25公分，大多用石头、兽骨或象牙制成。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奥地利威林多夫和法国列斯普格发现的女性雕像，其共同的特征是全裸体，鼓腹、丰臀和突出刻画的生殖部位。学者们这些大多发现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女神雕像都突出性和生殖的部位。学者们为这些女神像起名叫“史前维纳斯”，因为这些女神曾一度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所崇奉的性爱女神。
随着进一步的发现和多角度研究的展开，学者们对史前维纳斯的性质提出了质疑：她们真是性爱女神吗？旧石器时代的人究竟有没有关于男女两性结合与生育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知识呢？
法国史前宗教和艺术研究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昂在收集和分析了尽可能广泛的考古材料之后断言，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包括雕塑和绘画）中，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过任何一种人或动物的交媾场面。这一事实似乎意味着，性爱还没有成为旧石器时代艺术的表现主题，当时的人之所以热中于制作女性裸像，完全是出于另外的原因。
从时间跨度上看，女神雕像自旧石器时代晚期问世，经过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延伸到文明社会中。由于父权制的男神宗教的确立和扩展，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禁偶像运动，女神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条件，终于在欧亚大陆上陆续绝迹。学者们推测，在这些遍布欧亚大陆的女神像的背后，存在过一种延续了两万多年的女神宗教。默林·斯通在《上帝为女性时》（When God WasA Woman）这部轰动西方的著作中对女神宗教的发生、分布及衰落过程做了系统论证。她认为女神宗教的崇拜中心是大母神；女神宗教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女性创世主的神话观念：母神作为一切生物乃至无机物之母，是她生育出天地万物和人类。这样一种女性创世主的神话可见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非洲、澳大利亚土著和中国。至于女神宗教在石器时代产生的原因，学者们认为主要在于经验观察到的母亲的生育能力。一旦原始人将这种母性生育力与人类的永恒延续联系起来考虑，母神崇拜也就自发地形成了。史前维纳斯像虽然在造型特征上多种多样，但大都不约而同地突出表现女性隆起的腹部和生育器官，这显然是对怀孕和生产的特殊关注的表现。
法国学者伊·巴丹特尔写道：“勒鲁瓦－古昂常提醒我们注意当时的艺术中缺少表现性行为的作品，没有起码的生育交配。这是不是说生育权为女性严格把持着呢？也许男人也猜想自己参与了生育，但当时生物意义上的父亲概念毕竟十分模糊，不像母亲那样显而易见。因此，不能排除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的生育是一种孤雌繁殖，从而承认女性有创造生命的力量。”由于女性在原始观念中同生命的赋予相关联，母神崇拜实质上也就是对生命和生命再生的崇拜。由狩猎社会发展到农耕社会以后，女性又自然地同生养农作物的土地发展起象征对应的关系，这便导致了遍布全球各地的所谓“地母”的信仰。德国比较神话学家，文化圈理论的倡导者之一施密特曾归纳出与父系游牧文化圈相对的母系农业文化圈的意识形态特点。他认为农业种植的发明是女性的功绩。最早从事耕作的也是部落社会中不从事狩猎活动的女性。因此早期农耕文化一般具有母系社会的性质，女子由于给部落社会提供了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其地位也相应地获得了提高。反映在宗教神话方面，地母神、月神成为主要崇拜对象，二者混合后倾向于发展为至高无上的女神——女上帝。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男耕女织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性别分工，所以耕作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男性的专职，妇女充其量只是农业生产中的辅助性角色，她们的专职是纺织和家务。《吕氏春秋·上农》中对男耕女织合法性的论证是很有代表性的：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地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
考古发现表明，在黄河流域，男耕女织的两性分工模式不是什么“圣人之制”，而是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发展后的产物。纺织业的出现晚于农业，即在母系氏族社会趋于解体之际。那时，耕作已从女性专职转移到男性手中。在甘肃马家窑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农具与纺具已经成为两性分工的象征物了。
据柳湾马厂类型墓葬统计：五十三个男性墓主，有四十五个随葬斧、锛、凿，只有八个随葬纺轮；三十一个女性墓主有二十八个随葬纺轮，可见当时男耕女织的分工更为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