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调公
作者介绍
吴调公（1914-2000），江苏镇江人。1935年毕业于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1949年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前身）讲师、教授，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古代文论和古代美学的研究。有著作《谈人物描写》、《与文艺爱好者谈创作》、《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古代文论今探》、《李商隐研究》、《古典文论与审美鉴赏》、《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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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诗从共性来说，固然都表现为不满现实的情境，但每人退隐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或是感时世艰难，或是叹仕路风波，或是嗟雄才未展，或是慨狐狸当道。如果说丢下这些具体感受，而只是笼统地描写不满现实的牢愁，这种诗绝对不可能写出退隐之情的个性，当然也无以动人。
宦游萧索为无能，移住中条最上层。
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
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
自此致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提到司空图，人们都很容易想起他用四言诗写成的一部非常优美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品》，但对他的诗往往忽略。其实在他的律、绝诗中，并不乏体物深切和韵味悠然的佳作。《退栖》这首七律便是其中之一。
司空图，字表圣，晚年自号知非子、忍辱居士。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7），卒于后梁开平二年（908）（洪迈《容斋续笔》云卒于天□二年九月，误）。所著除《诗品》外，有《司空表圣文集》和《司空表圣诗集》。
司空图的一生，是唐王朝急转直下地趋于土崩瓦解的时代。他亲眼看到了军阀和政治野心家的乱政篡权，以致短短几年中几个皇帝相继被杀。他亲身碰到过黄巢农民起义军，还曾一度被俘。他曾经几度归隐而又曾几度出山。虽说在他的诗文集中有不少是属于“日往烟萝”、倾心旷达的一类作品，然而他的兀傲豪放之气一直没有消除，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既向往退隐而又不安于退隐的块垒不平之气，标志着他一生行藏不定、进退维谷的心情，反映了一个蒿目时艰的文人眼中所见到的天崩地坼的景象。这种心情，正是他在《诗品》中所说的“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一种“悲慨”意境，兼旷达与悲壮。这一种复杂心情的描绘，在《退栖》诗中达到了卓越的艺术高度。
封建社会的诗人，因为仕路坎坷，受到打击和排挤，从而退出政治舞台，过起了田园生活。这时，他们为了抒发怫郁之气和块垒之思，写出了反映退隐生活和感情的作品，这现象在诗歌史上是屡见的。魏晋时代甚至出现过“招隐”这一类文体，表现诗人对隐居的强烈向往和宣传，但其中有些作品不免失之浮浅。如陆机认为“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这种想法实在并不高明。比较富有意趣的是左冲的《招隐诗三首》。诗的第二首结尾写下了这样两句：“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优游自在地表现诗人的崇高个性而于大义无亏，从而珍惜大好流光，这样的退隐风度是符合一位“振衣千仞冈”的诗人的崇高襟抱的，但这两句诗的本身诗味并不很浓。回过头来再看《退栖》，则不仅风骨高遒，对当时退隐心情的刻画也相当深切。在我看来，似乎要算是历来退隐诗中的佳作之一。
退隐诗从共性来说，固然都表现为不满现实的情境，但每人退隐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或是感时世艰难，或是叹仕路风波，或是嗟雄才未展，或是慨狐狸当道。如果说丢下这些具体感受，而只是笼统地描写不满现实的牢愁，这种诗绝对不可能写出退隐之情的个性，当然也无以动人。司空图这首诗的感人之处，首先因为他能结合当时具体处境和心情来抒写“退栖”生活。至于这首《退栖》诗的创作时日，虽说我们不能具体考定，但按照大体以司空图生平作诗先后为序的《唐音统签》本的排列次第看来，这首诗是放在《五十》之后，而又列于五十一岁所作的《丁未岁归王官谷有作》之前，那么在极大程度上可以推定这首诗作于五十岁或近五十时，即公元887年或稍前时所写。而这一段时期，正是他出处行藏、变化倏忽、徘徊于仕隐之间最为突出的时期。在这次退隐前，唐僖宗因避黄巢农民军奔蜀，司空图要奔赴行在而未能，因此一度退隐。转眼几年后，僖宗还京，行次凤翔（今陕西宝鸡附近）。司空图却又满怀着耿耿孤忠去朝见皇帝，受命官职。但任官不过一两年，他却又因为触目于军阀的猖狂恣暴，政局的动荡不安，重新辞官归隐。这就开始了他五十岁左右时的一次“退栖”。这一次“退栖”，不同于他晚年退隐时所哀吟的“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情。这里饱含着一种复杂情绪。唐王朝的夕阳更下沉一些了，使得诗人退隐心情的“萧索”成分，较之七八年前僖宗在蜀时期加深了一步；然而，壮志未尽消除，却又使他在这次“退栖”中毕竟还留下了一些昔时曾以“臂鹰手”自居的慷慨豪气的残痕。也正因为这样，诗的开头两句，就以挺拔、倔强和鄙夷流俗的语势，表现了他的“退栖”的动机与怀抱。这是一首诗的主弦。主弦恰如为嘈嘈急语之声，表明他“宦游”之所以不得意，实是由于自己“无能”。当然，所谓“无能”，绝非“自谦”之辞，更无“自贬”之意，而是皮里阳秋，意在讽世。再不然，也可能是说唐王朝的残破之天，自己实在已经“无能”去补了，结果只有退隐到中条山（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中。这里，诗人并没有泛泛地写隐居中条，而恰是点出了他住的是“中条最上层”。“最上层”固然很可能是纪实，但从缘情布景说，它却使人们联想到出现于司空图笔下、渗透了诗人感情的中条山的嵯峨气概。也就是“把我们灵魂的力量提升到了那样的一种高度”（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8节）的所谓“崇高”的美感境界。
“移住”到“中条最上层”，诗人的“崇高”究竟又是怎样呢？要写起来很多。然而最能突出此时此地的典型情境的东西，仍然是如上文所说，应该服从于诗人出处心情的交织。由于如此，下文很自然地出现了颈联的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所谓“得剑”，野史有记，本来是确有其事，然而由于它是沿着前文“最上层”三字喷薄而出，所以诗人之雄，就不仅是巍峨，还更表现为夭矫了。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与得剑豪情相对应的，还表现了思念“亡书”的怅失之意。前者寄寓诗人的英姿奋发，后者点出作者对学问的涵茹已达到沉迷的境地，自然也就在客观上烘托出诗人学以经世的苦心。这正是诗人早就表示过的有意“探治乱之本”（《与惠生书》）的素志。尽管前者侧重豪迈，后者侧重冲淡，前者侧重表昂奋之情，后者侧重显沉思之态，前者侧重壮美，后者侧重优美，然而一“书”一“剑”所组合的整体，却可以说是别有会心的身居“中条最上层”的诗人的自我塑像。
高远的襟抱，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事物来表现，这固然是一个方式；运用有关历史人物的典故作为比兴和寄托，这是又一个方式。如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中曾经写下了“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这样一副颈联，表明他像贾谊一样有才而不见用，只能过着依人作客的生活。一“虚”一“更”，前呼后应，表现了年轻诗人才华横溢和跌宕悲吟的神态。但饱经忧患而年事却又远较在安定城楼行吟时的李商隐为长的司空图，在这里借用古人自比上，艺术手腕却又与之不同。
“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寥寥十四个字，表现了何等苍凉奇崛的情调！战国时郭隗用一位古代国君购买已死的千里马的头的故事去游说燕昭王，得到昭王重用。燕昭王分明是重用人才的，然而这里却翻成了“燕昭不是”，慨叹今世已无人用贤。这是反其意而用之。支遁，这一位东晋著名的和尚，喜养鹰、马而偏不骑马。有人问他，他说“爱其神骏”。然而这里却一变为反问的语气，表明自己虽已退藏，却并没有失其用世的雄心。由此可见，司空图的确并非止于“冲淡”。他在晚年所写的《修史亭三首》中说过：“谁料平生臂鹰手，挑钱自送佛前灯！”鹰之于他，原不是偶然的，难怪他运用了这种雷霆万钧的笔力，来为支遁爱鹰，亦即自己的雄心未已来强调了。这可以说是广其意而用之。“不是”富于磅礴的音势，“何妨”响彻高昂的音调，比起李商隐那一联来，在襟抱高远上固然大致相同，但似乎却更显得激昂顿挫，铿锵有声。这也就是《诗品·悲慨》中所说的“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情境了。同样，结尾的“自此致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表面虽说表示从此退隐，漫无拘束，大可不必再像过去仕路周旋，小心谨慎，但从“肯教”二字看来，却分明透露了作者对当时政治的极端憎恶和急流勇退的决心，饱含着郁勃、愤慨的情绪。这种“致身”于“绳检”之外，当然不尽同于杜牧的“十载飘然绳检外”。它展示了住在“中条最上层”的诗人的广阔视野和诗人所向往的“悠悠天钧”的境界。
总的说来，我们从《退栖》一诗中所看到的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司空图的特定感受。这一次退栖，不是前此黄巢农民军攻破长安后的“退栖”，不是昭宗时代因受征召赴阙谢恩后回乡的“退栖”，更不是昭宗被迁洛阳幽闭时，被诏入朝，假装成昏老颟顸、误堕朝笏、终于获诏还山时的“退栖”。这一次“退栖”，有着“衰谢”和“壮图”的交织，恰恰可以说是诗人生平多次退栖中心情比较复杂的一次，因在诗作中，只有其一而不可有二的特定心情的抒发。清人吴乔说：“诗之中须有人在。”（赵执信：《谈龙录》）这话自然是透辟的。然而作为“人”的一生，也还有其发展变化过程。因此，严格点说，诗中之“人”应该是特定环境的人，应该是人们的“特殊化”了的“情境”（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三章）。具体入微的感受是永远不会重复的。只有具备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从司空图的《退栖》中看到那种“浩然弥哀”的“壮士拂剑”的悲慨实质，才能领会他那种忧伤而豪放、通脱而愤懑的心灵倾诉。
（发表于《名作欣赏》1982年第4期：壮士拂剑 浩然弥哀——说司空图《退栖》诗）